四 領土觀念：中國領導人的天朝觀念和革命思維

下列表格歸納了冷戰時期中國經外交談判解決邊界糾紛的結果：

縱觀冷戰時代中國解決邊界問題的過程和結果，可以看出，國務院最初制訂的解決邊界問題的合理方針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放棄，或沒有完全執行。于是，凡通過外交談判簽訂的邊界條約或協定，或多或少都是中方做出了讓步，而唯一一個對方做出讓步的邊界協定草案(即中蘇邊界協定草案)，卻因中方的有意破壞而未能簽約。究其原因，大概有兩點：第一，談判時機掌握得不好。中國集中解決邊界問題的時間在1960至1963年，而這段時間正是中國內外交困的艱難時期。國內出現經濟危機，外交陷于被動局面，在這個時候急于解決或被迫處理邊界糾紛，自然是力不從心，主動權掌握在別人手里;第二，與此相關聯，中國的做法實際上是以出讓領土換取邊境安全和鄰國的友好相待。中國解決邊界問題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獲取本該屬于自己的領土，維護國家主權，而是為了擺脫外交上的困境，領土不過是一種籌碼：解決邊界問題就是實現某種外交政策或政治目標的手段。

在某種特定情況下，為了實現長遠的對外戰略目標，在局部邊界問題上做出讓步，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選擇。但是，這里有兩個前提必須考慮：其一，對外戰略目標的設定是否正確，是否符合本國的長遠利益;其二，以領土讓步換取的安全環境和友好關系是否有實際保障，是否具有可持續性。如果只是為了擺脫眼前困境而出讓長遠的國家利益，如果只是滿足于對方口頭或文字上的政治表態，那么最后的結果很可能就是竹籃打水，事與愿違。還是那句老話：在國際關系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久的朋友。其實，在條件和環境不利于己時，未必非要馬上徹底解決邊界問題。后來中國自己的經驗證明，擱置主權爭議、先解決最迫切問題，可能是一種明智選擇，如1970年代中日恢復邦交時對釣魚島問題的處理方式[16]，又如1990年代中國分別與印度和不丹簽署在邊境地區保持安寧與和平的協定[17]，都是很好的案例。

從更深的層面考察，出現上述情況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當時中國領導人的邊界意識比較淡漠，領土觀念比較模糊。或者說，在共和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里，中國領導人還沒有形成現代民族國家的整體意識和觀念。就領土和邊界問題而言，在他們頭腦中占主導地位的，一個是中國傳統的“天朝”觀念，一個是外國傳入的“世界革命”思想。

早在1935年10月，毛澤東寫下的詩篇《念奴嬌.昆侖》，便顯示了他的“天子”氣派和天下觀：“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18]如果當中更多地表現出毛作為詩人的浪漫氣質，那么當他處于國家領導人地位時的所作所為，則確實在把這種詩情畫意付諸實踐。在這方面，毛對中朝和中印邊界問題的談論具有典型意義。

195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與來訪的金日成談話中提出：“歷史上中國對朝鮮是不好的，我們的祖宗欠你們祖宗的債。……你們的祖宗說，你們的領土是以遼河為界，現在你看，把你們擠到鴨綠江邊去了。”[19]1963年5月底金日成訪問北京時，毛又說到：整個東北是朝鮮的大后方，將來一旦戰爭爆發，這個大后方就交給金日成同志“統一指揮”[20]。1959年中印邊界發生武裝沖突，就在周恩來忙于應付危機時，毛澤東于11月接見了印共總書記高士(AjoyK.Ghosh)和印共左派代表團。談到中印邊界糾紛時，毛說：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權，中國不僅會承認麥克馬洪線，而且將把該線以南9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讓給印度[21]。這些講話不由得使人想起昔日中國皇帝對待周邊疆域的態度。

1728年，安南國王“具奏陳辯”，要求把120里與云南有爭議的領土劃給安南。雍正帝讓出80里后，國王仍不滿足。于是雍正有云：“朕統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隸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較論此區區四十里之地?”得知國王“奉敕悔罪”，上奏表示忠誠后，雍正又云：“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為朕之內地，在安南仍為朕之外藩，一毫無所分別”，遂大筆一揮，將此地完全賞賜安南國王，命其世代駐守[22]。此種思維方式與毛澤東上述的講話何其相似[23]!毛不過是把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天朝”觀念納入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理論的語境而已。

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中，革命首先會在一些最發達的國家同時爆發，并由此引發世界革命;國家機器將在革命過程中被打碎;無產階級的國家在革命成功以后很快就會自動消亡[24]。因此，在剛剛奪取政權而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執政黨看來，或許國家(包括民族)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是很快就會伴隨著世界革命成功而消亡的歷史現象。國家尚且如此，作為國家主要特征之一的邊界似乎就更沒有什么意義了。從觀念上講，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自然無法容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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