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坤清代新疆糧倉

早在三國時期，曹操就說道：“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由此可見，古人對于新疆屯墾與國家安全的關系早有認識。清代近300年的歷史，是世界急劇變革和動蕩的時期。資本主義對外擴張，在世界各地進行殖民活動，帝國主義在爭奪世界霸權的過程中，新疆曾一再遭遇列強覬覦入侵、內部動亂及民族紛爭的危局。不過，由于清朝在新疆廣泛實施屯墾成效顯著，基本成功抵御了外族入侵，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抑了內部動亂及分裂活動。

巴里坤屯田幫助清朝統一新疆

清朝在統一中原、平定“三藩”和收復臺灣后，把統一新疆提上日程。而在統一過程中，尤其是與噶爾丹勢力的戰爭中，清朝逐漸認識到后勤補給的重要性和艱巨性。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分兵三路進擊噶爾丹部，深入漠北3000余里，終于在昭莫多大敗噶爾丹。追擊噶爾丹的三路大軍，僅用于運送糧草的大車就有7000多輛，每輛車用四匹騾馬拉拽，使用畜力達3萬匹，運糧隊員1萬多人，整個運送糧草的隊伍浩浩蕩蕩達50余里。清朝最終消除準部勢力，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后達68年之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糧草補給問題。

為了統一天山南北，徹底解除噶爾丹的威脅，清朝開始在巴里坤屯田。巴里坤，水草豐美，地處天山東部的哈密北部，是進出新疆的門戶，早在唐朝就已成為屯田重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正月，清軍進駐巴里坤后，將軍席柱向康熙奏報：兵丁米糧不能接濟，部隊面臨著斷炊的危險。于是，康熙發布詔敕命令，先讓500名綠營兵在巴里坤專事耕種，給予口糧、耕牛、種子，并指派專人負責屯田事務。此后，清朝不斷加強巴里坤的屯田力量，共立二十三營屯田兵，形成了周圍二百余里的屯田區。至雍正元年（1723年），巴里坤收獲了青稞21060石有余，解決了巴里坤大部分駐軍的糧食供應問題。在乾隆統一新疆前夕，巴里坤已經成為新疆屯田的示范區和糧食供給最重要的補給地，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屯田的官兵達到1000名，屯種田地18700畝，不僅大量種植青稞，而且開始種植小麥、豌豆等作物，生產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前線。巴里坤屯田，不僅穩定了清軍在新疆的邊防陣營，更為重要的是解決了他們的軍糧問題，為統一新疆的軍事行動提供了后方基地和后勤保障。此后，清朝又陸續在哈密、吐魯番地區屯田，這些屯田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清軍長途運糧之累，最終使得清朝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了準部勢力，統一了新疆。

屯田促進新疆民族融合與社會穩定

從巴里坤屯田開始，清朝揭開了新疆屯田的序幕。在屯田開發過程中，促進了民族融合與社會穩定。

曾經有人這樣評價：清代以來中國史上先后有三大長征奇跡——錫伯族西遷、土爾扈特部東歸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這三大長征奇跡中，清朝屯墾新疆時期就占了兩個。土爾扈特部東歸自不待言，是清代乾隆時期民族回歸與社會融合的代表，而錫伯族從東北橫跨近萬里到伊犁屯墾的事跡更為可歌可泣。

錫伯族，原來居住在盛京（今沈陽）一帶，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四月，清朝政府從盛京等地征調錫伯族官兵1020人，攜帶在冊家眷共3275人到新疆伊犁屯墾戍邊。這批錫伯族民眾在滿族官員率領下，經過一年零五個月的艱苦跋涉，到達新疆伊犁地區進行屯墾。途中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700余名，主要是后來追上的不愿分離的親人和途中出生的350名嬰兒。據傳，當年乾隆皇帝曾親口許下“六十年回故鄉”的諾言，而今4個60年都已過去了，錫伯族仍然固守在第二個故鄉新疆伊犁。今天的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就是他們當年的駐地。

除錫伯族外，清朝從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從甘肅的肅州、安西、高臺、敦煌、張掖、武威、中衛等地向天山以北的烏魯木齊、烏壘、奇臺、昌吉、奎屯、精河等地移民7586戶，進行屯田。由清朝組織的新疆屯墾移民，不僅包括大量的八旗子弟移民、綠營兵、陜甘貧民，也包括新疆烏什、葉爾羌、和闐、吐魯番、哈密等地的維吾爾民眾，這些維吾爾民眾曾一度遷徙到伊犁等地進行屯田。不同民族的屯墾移民一起興修水利，開墾荒地，共同生產生活，在此落地生根，形成了一個多元、開放、穩定的社會共同體，對于新疆社會穩定有著重要作用。

新疆官吏治理與新疆省逐步建立

新疆管理無小事，稍有不慎就會釀成大亂。因此，清朝非常重視在新疆官吏的選拔使用。乾隆皇帝就有意識地把他認為可堪培養、可委大任的官員派往新疆，他認為：如果能在新疆“隨事盡心辦理”，必定是能成大器的人，“朕必加恩特擢”，從而讓在新疆的官員看得見前途與未來。因此，這些官員在新疆任職期間，大都兢兢業業，恪遵職守，為屯墾戍邊、維護地方穩定盡職盡責。乾隆一朝，很多督撫大學士都有在新疆任職的記錄，并且成績顯著。當然，對于不稱職的官員，哪怕是撒謊誣陷，也要撤職查辦。如，額敏和卓是乾隆皇帝非常欣賞的新疆地方官員，并委任其總理南疆事務。有一次，額敏和卓來京向乾隆報告說，喀什噶爾城的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為人貪婪，常常以權謀私。乾隆馬上讓人調查此事，結果是噶岱默特不僅沒有以權謀私的事情，而且受人擁戴，這件事是額敏和卓有意陷害，以泄一己私憤。雖然額敏和卓在乾隆統一新疆過程中做出了突出貢獻，但是乾隆對額敏和卓仍予以免職處分，讓他回到吐魯番“安居靜養”。

新疆屯田管理不僅為清朝政府培養了大批重要干部，而且還促進了新疆州縣制和新疆省的建立。清朝統一新疆后，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設立伊犁將軍府，在新疆實行以伊犁將軍為首的軍事統治。隨著屯墾尤其是民屯的開展，甘肅、陜西等地民眾不斷進入新疆，屯墾地域逐漸擴大至整個天山北路。為加強對這些屯墾區民眾的管理，清朝逐漸設立民治機構。從1773年起，清朝在巴里坤設鎮西府，烏魯木齊設迪化直隸州，其他地方分別設阜康、昌吉、綏來、宜禾、奇臺等縣。左宗棠收復新疆后，大力推動新疆建立行省。1884年11月，新疆省正式建立，劉錦棠被任命為首任新疆巡撫，將迪化直隸州升為府，新疆軍政中心由伊犁移到迪化（今烏魯木齊），當時的新疆省下有道、府、州、縣諸級。新疆省的建立結束了歷代中央王朝在新疆長期實行的軍府體制，使新疆與內地行政建制一體，政令一致，有利于新疆社會穩定和邊疆安全。

新疆土地得失，與是否屯田移民有密切關系

清代后期，新疆的土地有失有得，或者是失而復得，但都與是否屯田移民有密切關系。19世紀中期，以沙俄為首的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大肆侵略，大清帝國割地賠款，貝加爾湖、外興安嶺、庫頁島等地，以及西北的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盡入俄羅斯之手。這些被分割出去的地區存在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沒有進行屯田移民。就新疆而言，雖然清朝十分重視伊犁屯田，但也僅限于伊犁九城周圍、塔城一帶，而對于更為遙遠的巴爾喀什湖一帶，僅是羈縻而已。所以，當俄羅斯1862年在北京與清廷談判割地條約的時候，俄方堅持中俄西北的邊界以中國常駐卡倫為界，“所有卡倫之外盡作為應給之地”。所謂“卡倫”，就是清軍在邊界常設的哨所。清朝在巴爾喀什湖、齋桑湖、伊塞克湖等水草豐美之地，既沒有常設的駐軍更沒有進行移民屯田，因此，在沙俄武力威脅和政治訛詐下，清政府被迫簽定了喪權辱國的《中俄北京條約》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沙俄將中國西境的三個大湖——巴爾喀什湖、齋桑湖和伊塞克湖，連同周圍廣大地區共達44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占為己有。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左宗棠收復新疆。1865年中亞浩罕汗國軍事頭目阿古柏率兵侵入南疆，1871年，俄國乘機出兵占領新疆軍政中心伊犁地區。為收復新疆，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左宗棠根據新疆敵情及地理特點，制定了“先北后南”、“緩進急戰”的戰略方針，在戰爭中尤其注重解決戰爭后勤補給問題。因此，左宗棠一方面努力籌運糧餉，整頓軍隊，改善武器裝備，另一方面事先命西征軍前鋒部隊統帥張曜，駐軍哈密興修水利、屯田積谷。左宗棠在哈密的四個月時間里，組織軍民大力改善天山的運輸通道，修筑盤山路，并多方籌集糧秣，發動軍民屯田墾荒，興修水利，增糧積谷，減輕內地長途調運糧草的困難。在左宗棠的大力支持下，張曜在哈密屯田積糧成效顯著，1876年一年就收獲糧食5160余石，基本上可以解決該部半年軍糧所需。當時上海“泰來洋行”的德國技師福克，曾在哈密與左宗棠會面，在觀看了部隊軍容軍貌和后勤準備后感慨道：“清軍若與俄國交戰于伊犁，必獲全勝”。

左宗棠在逐漸收復新疆的過程中，屯墾開發活動也逐步恢復和發展起來。他設立善后局和分局，一方面招撫當地流散人員，給予土地耕種，另一方面招募內地人民，并收留清軍老弱士卒，鼓勵地方軍隊中有妻室者解甲歸田，從而使新疆一度中斷的屯墾又逐漸恢復起來。《阿古柏伯克傳》的作者包羅杰說：“中國收復新疆，毫無疑義，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亞洲發生過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時這是一個多世紀以前乾隆出兵這個地區以來，一支由中國人領導的中國軍隊所曾取得的最光輝的成就。” 這個成就的取得，是與屯墾戍邊的傳統和實踐分不開的。

文/張安福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原載于《人民論壇》（201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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