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核思維差異及其根源

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的核問題專家逐步走向世界，與他們的外國同行進行了全方位的交流。然而，這一交流過程并不總是順利的。除了國際局勢等方面的障礙，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國獨特的核思維與以美國學界為代表的國際學術思想有所不同。這種差異不僅源于中美不同的實力和安全環境，而且源于兩國在長期的安全政策實踐中形成的不同的核思維與哲學。下面筆者將首先討論中國獨特的安全研究范式、中國安全問題專家對核武器作用以及相關概念的獨特理解，并將其與美國的核思維與方法進行比較，最后介紹本書的起因與結構。

一 安全研究范式

在美國，對國家安全問題的分析往往遵從一個基本的研究范式（paradigm），那就是對“國家安全威脅”（national security threat）進行識別和測量。國家安全威脅通常是可能傷害美國的外部敵人。安全威脅的大小可以用兩個指標來測量：能力和意圖。如果一個外國（或外國人群體）具有很強的能力和意圖來傷害美國，那么，這個威脅就被認定為很大；反之，這個威脅就被認定為很小。在美國，從國際關系專業的學生到對外政策的專家基本上都采用這一研究范式來考察美國面臨的安全問題。

以美國在東亞的反導問題為例，學術論文或政策建議大體上需要這么寫：首先論證朝鮮擁有傷害美國的導彈能力，其次論證朝鮮具有使用其導彈來傷害美國的意圖，由此說明朝鮮是一個嚴重的安全威脅，最后論證美國如何采用反導系統來應對這一安全威脅。按照這樣的思路，冷戰中的蘇聯被看作美國面臨的首要核威脅。冷戰后，核恐怖主義和核擴散國家被看作美國第一位的核威脅，中國和俄羅斯則被看作第二位的核威脅。

從能力和意圖這兩個維度來判別國家安全威脅并測量其大小，這種研究范式簡潔易懂且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因此，不僅在美國流行，而且也為其他國家的學者和學生廣為接受，包括中國學者和學生。久而久之，這種研究范式被看作理所當然的不二選擇，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存在著不一樣的安全研究范式。

中國原生的主流安全研究范式重在考察國家安全挑戰。美國認定的國家安全威脅通常是一個外部敵人，而中國認定的國家安全挑戰通常是一種危險的情形。如果一種情形可能使中國受到傷害，那么，這種情形就被稱作國家安全挑戰。由于受到美國安全范式的影響，中國安全問題專家并不排斥安全威脅的說法。通常的情況是將“威脅”和“挑戰”并稱，例如中國國防白皮書通常會使用“安全威脅與挑戰”的說法。但是，國防白皮書所認定的安全挑戰基本上都是情形而不是敵人。例如，《2008年中國的國防》把美國對臺軍售這種可能傷害中國的情形看作安全挑戰，其具體說法是：“美國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嚴重損害中美關系和臺海地區和平穩定。”

中國原生的“安全挑戰”研究范式與美國的“安全威脅”研究范式并不完全是排他的關系。某個特定外國具有一定的能力和意圖來傷害中國，這種情形可以被看作一種安全挑戰。在這種情形下，上述兩種研究范式給出的分析就是類似的。但是，大多數時候，這兩種研究范式給出的分析是不一樣的。

首先，美國認定的安全威脅基本上是外部的。而中國認定的安全挑戰的根源可能在國外，也可能在國內，也可能兩者都有。例如，“落后就要挨打”是一種被幾代中國人普遍關注的安全挑戰。《2008年中國的國防》對這種安全挑戰的具體表述是：“中國面對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占優勢的態勢。”“落后”這種狀態的根源國外、國內都有，但其主要的根源在國內：中國閉關鎖國，忽略了西方在科技、軍事等方面的飛速發展。不僅安全挑戰的根源可能在國內，安全挑戰所體現的情形和帶來的后果有時候也主要在國內。根據《2008年中國的國防》，中國面臨的安全挑戰還包括“‘臺獨’‘東突’‘藏獨’等分裂勢力威脅國家統一和安全”。這些分裂勢力往往在中國國內挑起事端。因此，中國專家在進行安全挑戰分析的時候是內外兼顧的。

其次，美國認定的安全威脅大體上都是軍事威脅，而中國認定的安全挑戰則是多元的，包括很多非軍事問題。《2008年中國的國防》將“恐怖主義、自然災害、經濟安全、信息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危害上升”看作中國面臨的安全挑戰，其中大部分是非軍事安全問題。值得一提的是，當中國專家提到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時候，基本上是指非軍事安全問題，如糧食供應問題、能源供應問題、核事故等；當美國專家提到非傳統安全的時候，基本上是指新的軍事安全手段帶來的問題，如外空攻擊與網絡攻擊。中國安全問題專家在分析安全挑戰的時候，對軍事安全和非軍事安全都給予了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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