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窮人，哪里就有紅軍需要的兵源。紅軍所到之處，都在打土豪斗地主，將其財產(chǎn)據(jù)為己有。而其為了擴大影響并吸引民眾參加紅軍，其在長征中不斷“沒收軍閥官僚地主豪紳的一切財產(chǎn)，除了紅軍必須品外，盡量的發(fā)給群眾，并號召群眾自動手去沒收。”這樣一方面可以使群眾成為紅軍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也因其親自參與沒收豪紳財產(chǎn)而與紅軍捆綁。無論從哪個方面講，都非常有利于紅軍有效擴充兵員。

老百姓對分財產(chǎn)很感興趣，在湖南白石渡，“忽然聽到有人說在街上分某大土豪的東西，群眾們真是高興欲狂了。過去人們要哀求恭拜的土豪，現(xiàn)在竟可無代價地分他的東西了。于是做工的、耕田的、擔(dān)挑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從各家各戶一致爭先恐后的向那個土豪家里去了。頓時滿街上擠得人山人海，一下子一批一批的群眾從土豪家里拿了東西出來了，拿的拿衣服，擔(dān)的擔(dān)谷子，搬的搬家具……嘻嘻笑笑的回家去了，個個都很高興的談著：紅軍真好，打土豪發(fā)東西給我們，真是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隊伍。”(小朋《粵漢路旁》，《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P163)

有飯吃有衣穿，在當(dāng)時足以讓貧苦人淚流滿面，對紅軍感恩戴德。據(jù)譚友林回憶說：“1936年2月14日，我們在大定停車壩……打土豪劣紳的辦法是，先由群眾提出應(yīng)打的名單，經(jīng)工作隊或擁護紅軍委員會審查批準后，張貼告示，將其壓迫群眾的罪行公諸于眾，將其財物沒收分給貧苦群眾。全縣熱火朝天，許多小伙子、大姑娘，第一次穿上新衣新褥，感動得淚流滿面。短時間內(nèi)，我們在大定縣打土豪分財物，沒收糧食5000余石(約50萬斤)，銀洋50余萬元，物資折款70余萬銀洋，鴉片(煙土)2000挑。群眾分到了財物，由衷地感謝紅軍，主動給紅軍領(lǐng)路，挖土豪轉(zhuǎn)移的糧食和私藏的槍支。” (譚友林《紅旗卷過黔大畢——紅2、6軍團長征片段》，《長征檔案(第三卷)》)

正是以此為背景，在這些地區(qū)開展擴紅時才會非常順利。據(jù)譚友林回憶“我們看到青年小伙子，就拍他們的肩膀說：‘參加紅軍吧，紅軍里頭有飽飯吃。’許多青年人想，與其在家吃了上頓沒下頓，過了今天想明天，國民黨軍隊來了，還得躲東藏西，不如跟紅軍走。就這樣，不少青年參加了紅軍。”當(dāng)時還有一支《紅軍政策歌》：“上等人差我錢，中農(nóng)其照閑，貧農(nóng)跟我走，每月有幾塊錢。”這足以說明吃穿錢財才是當(dāng)時紅軍吸引民眾當(dāng)兵的最主要方式。(譚友林《紅旗卷過黔大畢——紅2、6軍團長征片段》，《長征檔桉(第三卷)》，中央黨史出版社)

類似的情況在長征中幾乎每天都在發(fā)生，比如紅軍到會澤時，“拘捕了縣長楊茂章、縣府秘書張則古和大紳士劉盛基等開全城大會處決。……城內(nèi)城外所有……做過官、收租吃飯，有錢有勢的人家，均被分頭檢查。僅劉盛基家就搜出皮箱幾十口，銀錠花錢壓垮了柜臺。還搜出四箱槍彈。紅軍搜出現(xiàn)金二十萬元左右，分散了一些給窮人;衣服分給老百姓;打開倉庫讓老百姓背糧食。紅軍還收繳了縣府三百多槍支，子彈兩萬多發(fā)。城鄉(xiāng)內(nèi)外，去了一千多人參加紅軍。”(安思溥《滇軍第三縱隊追堵紅軍的過程》，《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P34)老紅軍肖瑞林的擴紅方法也很簡單：“他對任何人都是同樣的一席話：‘你們本身都是窮人，紅軍就是為窮人的，可是光靠我們這幾個人怎么行，大家一起干才行，你們要是不參加，以后還要受壓迫。紅軍吃的好，穿的好……’這么一說一唱，一轉(zhuǎn)身的功夫，就有七八個人跟著肖瑞林來了。”(《老紅軍肖瑞林憶”擴紅”經(jīng)歷》)

被紅軍監(jiān)禁的外國傳教士薄復(fù)禮回憶說：“一次，我們聽到他們在征收新兵。問：‘你為什么要參加紅軍?’答：‘因為我們在家吃不飽飯。’問話是千篇一律，答者也幾乎是異口同聲。”(薄復(fù)禮《一個被扣留的傳教士自述》，昆侖出版社1989年版P77)

由此可見，民眾想當(dāng)紅軍，更多的是因為能吃飽飯，能有錢花，能不再餓肚子，至于階級覺悟和革命思想，那是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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