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防務學院高級研究員安瑞·吉里發表文章《為什么中國還沒有追上：軍事技術優勢與模仿、反向工程及網絡間諜活動的限制》，認為由于現代軍事技術越來越復雜，使得對先進武器系統的模仿與復制變得更加困難。因此，中國無法輕易通過模仿獲得美國的先進武器系統，也不會在近期削弱美國的軍事技術優勢。

一、后發優勢正在明顯縮小

學術界普遍認為，新興國家具有“后發優勢”，即通過借鑒與參考先進國家的研究和技術，從而可相對容易且快速地縮小與競爭對手的軍事技術差距，而且隨著全球化、軍民兩用技術以及通信技術的進步更加促進了這一進程。但是，上述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自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武器裝備發展領域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之一——軍事技術復雜性的指數級增長。這種增長導致武器系統在生產過程發生重大變化，使得對最先進武器系統性能的模仿和復制變得更加困難，一方面極大地增加了生產先進武器系統的進入門檻，模仿者必須擁有先進的武器生產工業與科學和技術基礎，才能復制外國軍事技術。另一方面，考慮到保密因素，設計、開發和生產先進武器系統的知識不太可能擴散。因此，“后發優勢”正在明顯縮小。這也是為什么冷戰結束后近三十年，盡管全球化和信息及通信技術革命的拓展，但美國在軍事技術方面的優勢仍然是無與倫比的。

二、十九世紀模仿對手可獲得軍事技術競爭優勢

在適當的條件下，如武器裝備技術水平不是很高的情況下，通過模仿外國先進技術，模仿者可以節省一大筆研發經費并用于新的技術研究，同時避免創新者在研發過程中所走的彎路，從而將其從落后國家快速追趕先進國家，即當模仿比創新更便宜與更快時，模仿者將獲得優勢。如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德國、日本與蘇聯，這些國家當時可以很容易地模仿外國軍事技術，并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趕上他們的競爭對手。

三、軍事技術復雜性的指數級增長改變了創新的本質

自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軍事技術的復雜性呈指數級增長。這種急劇的增長改變了創新和模仿的本質，使后者更加難以實施。

①軍事技術復雜性急劇增加。首先是軍事平臺的部件數量急劇增加，例如最初由數百個部件組成的作戰飛機到現在激增到30萬個部件；部件數量的增加，潛在的不兼容性和脆弱性也相應增加，確保所有組件和整個系統的正常運行和相互兼容變得越來越困難。其次，電子、工程和材料科學的進步導致主要武器系統的部件變得更加復雜，軍事平臺日益成為“系統之系統”；集成大量極其先進的部件、子系統和系統構成了一個艱巨的挑戰，且設計、開發和制造方面需要更高的精度和精密度，以至于全世界只有少數生產商具備必要的技術。再次，現代武器系統可在極其苛刻的環境和作戰條件下運行，這要歸功于所有指標的改進；而這些改進反過來增加了發生技術問題的可能性。

②創新發生了本質變化，導致模仿更具挑戰性。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創新主要是猜測、創造力、獨創性和直覺的產物。但由于復雜性的增加，創新已逐漸成為科學和工程研究的結果，以及在設計、開發和管理方面積累的經驗。復雜性的增加使模仿變得更具挑戰性。為了使模仿者比創新者更有優勢，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利用外國武器系統生產技術和經驗所需的能力必須相對容易開發或獲得，以便模仿者能夠迅速將外國設計和藍圖轉化為有效的軍事平臺，即相對較低的進入門檻；二是創新國家的技術和經驗必須相對容易地擴散。隨著軍事技術的復雜性增加，使得模仿過程變得更加困難。缺乏武器系統生產所必需的專門知識，已成為試圖模仿外國技術的行動者的主要障礙，其中包括一些發達國家。如日本基于美國F-16戰斗機仿制F-2戰斗機，當時日本在高科技領域已占據主導地位，且與美國在武器生產進行了數十年的合作，但事實證明，其F-2戰斗機不比F-16C先進，且成本高出至少兩倍。

四、復雜性增長導致吸收能力極大受限

實現對外國技術的仿制的第一個前提條件是仿制者的吸收能力。若想模仿外國先進的技術，就必須“從環境中識別、吸收和利用知識”。但知識和經驗不是可以輕易利用的公共物品，必須具有足夠的吸收能力，包括物質和非物質能力，如實驗室、研究中心、測試和生產設施、熟練勞動力和累積的技術知識庫。如果沒有這種吸收能力，模仿者將不得不在復制外國技術之前必須先發展先進的工業、技術和科學基礎。

最初對模仿外國軍事技術的要求不高，投入經費與規模經濟基本上是唯一的制約因素，因為進入武器生產所需的知識或經驗相對較少，如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可以在短短三年內從“沒有飛機工業”轉變為“航空技術的前沿國家”。

武器系統復雜性的增加已成倍地提高對吸收能力的要求。模仿所涉及的學科數量急劇增加，遠遠超出了武器系統開發所需的學科。模仿者必須掌握所有這些學科，因為無限小的錯誤可能會產生潛在的災難性影響。如以3馬赫數飛行的SR-71偵察機暴露在600度以上的高溫，洛·馬公司必須開發“特殊燃料、結構材料、制造工具和技術、液壓液、油箱密封件、油漆、塑料、電線和連接插頭，以及基本的飛機和發動機設計；隨著向電傳飛行的過渡，對吸收能力的要求增加了一個數量級，涉及學科進一步增多如電子、計算機科學、通信及軟件建設；隨著無人機的增加，武器生產所需的學科已擴展到無人系統、人為因素、心理學、認知科學、通信、人機交互、計算機支持工作組和社會學等。

吸收能力從一般要求升級為具體要求。二戰前后，由于相對較低的技術復雜性，允許在不同行業采用相同的機床與相同的技術。汽車制造商可以通過利用現有的工業設施和技術，輕松進入飛機和坦克生產業務，如蘇聯能夠以今天無法想象的速度將其民用制造活動轉化為軍事生產。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武器系統越來越依賴于非常先進的技術，如數據融合或隱身技術，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技術沒有在商業部門中應用。因此，模仿者無法再利用現有的技術和工業能力來吸收外國軍事技術，商業企業也不再具備軍事生產所必需的設計、測試與生產等能力，國防和民用工業出現了巨大的差異，甚至是軍事承包商也不能輕易地從武器生產的一個領域轉移到另一個領域，如“航空航天業務的系統集成承包商可能無法真正了解復雜的造船世界。”

復雜性的增加對制造提出更高要求。通過反向工程、工業間諜活動或網絡間諜活動，后發國家可以跳過設計與開發階段，利用其現有的工業基地復制外國的先進武器系統。但這忽略一個關鍵的限制：復雜性的增加使得制造過程也更加復雜與獨特，如高精度要求。如冷戰期間，盡管蘇聯獲得了美國海軍可大幅降低潛艇聲學特征的螺旋槳，但是由于銑床的精度無法達到，蘇聯仍無法仿制美國的螺旋槳。此外，開發、更新和保存類似的制造技能還需要高度具體的培訓、實踐和流程，如造船業的工人需要6-8年才能達到至少90%的最佳生產力。

五、復雜性增長導致知識不易被傳播

模仿優勢的第二個前提條件要求模仿國家相對容易和迅速地獲得如何設計、開發和制造給定軍事平臺的技術知識，以便在平臺過時之前利用創新者的進步。然而，軍事技術的復雜性使技術知識在本質上變得越來越隱性和有組織，這意味著它不會輕易擴散到其他國家。

知識變得更加隱性。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創新是猜想、創造力、獨創性和直覺，知識獲取相對簡單，是可編纂的且便于傳播。然而，由于武器系統日益復雜，創新已成為原型、測試、實驗和改進的產物，與特定武器系統相關的知識變得越來越難以編纂，它已變得更加隱性。隱性的知識主要來源于經驗，因此不容易傳播。要復制一個給定的武器系統，模仿者需要直接接觸到創新者的隱性知識即設計、開發和生產的訣竅，否則很難弄清楚每一部分的作用、如何生產以及如何與其他組件連接。此外，將軍事平臺分解成更小的組件來觀察和理解其功能變得更具挑戰性，因為高度集成的子系統極難（如果不可能）分解成獨立的模塊，電子技術的引入加強了這一趨勢，因為軟件的功能不受可觀察的物理定律的控制。即使獲得某一武器系統的所有藍圖和設計，可能仍然缺乏許多關鍵方面，而無法制造。如在1995年-2005年，美國海軍試圖翻新“三叉戟”導彈攜帶的W76核彈頭，由于在20世紀80年代制造時幾乎沒有關于生產過程的記錄，加之生產人員也都退休或離開，最終海軍花費10年和9000萬美元才成功復制。

知識屬性由個人知識變為組織知識。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知識可以隨著個體進行轉移，愛迪生、特斯拉等發明家可以將他們的知識傳授給他們的學徒、學生，甚至是在他們決定移民的情況下，可以輕易地傳授給另一個國家。由于技術復雜性的增加，單個個體無法再掌握武器開發所需的所有知識和活動。這些知識和經驗已成為設計師、工程師、經理和具有不同背景的專業工人共同努力的產物。設計、開發和制造先進的武器系統已成為一項集體努力，涉及數百甚至數千名受過高等教育和有不同領域背景的技術嫻熟的個人，以及幾十年的經驗，這嚴重抑制了其擴散。F-117是由50名工程師組成的團隊設計的，F-35項目有超過6000名從事的工程師，人數如此龐大，如果單個工程師或設計師決定離開，最多也只能提供所需知識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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