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另外，作者的社會學傾向實際表達出他對現實人群的關懷。此書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對現實的關懷。特別是對邊緣人群的關懷，這樣的邊緣人群不只是少數民族，也是歷史上的被統治者、社會底層民眾與知識的邊緣人。由結語的最后一節可以看出，作者對過去的華夏與華夏邊緣形成中的一些策略有所批評。他認為華夏認同的擴張，阻斷了周邊人群共享較豐富自然資源的機會。這樣，在宏觀歷史上造成北方游牧部族不斷入侵華夏帝國，南方與西方的非漢人群也因資源缺乏而經常性的處于紛擾動亂之中。當然，在微觀社會層面，由歧視、夸耀、模仿、攀附而推進的漢化過程中，也孕含著許多被視為“蠻夷”人群的痛苦。與此相對，王明珂對由于西方民族概念引進后，近代變遷而形成的當代現狀：華夏與其邊緣合一形成的中華民族，給予充分的肯定。他將這個看法更明確地帶入《羌在漢藏之間》的結語之中：
在近代中國國族之建構中，華夏與傳統華夏邊緣合一而成為“中華民族”，可以說是此地區長程人類資源競爭歷史中的一種新嘗試——將廣大東亞大陸生態體系中相依存的區域人群，結合在一資源共享之國家與國族內。[11]
在族群意識上，由被歧視的邊疆蠻夷轉變為當代以本民族為榮的少數民族，這也是近代民族邊緣建構下的成就。從這個結果來看，作者以為晚清部分革命黨精英準備建立一個純漢族的民族國家，無疑是一種狹隘自利的想法。同樣，由人類生態資源觀點來比較歐亞大陸東西兩半部分的體制，作者也較肯定東半部資源經整合而一體共享的中國體制;相反，西半部雖有沿大西洋沿岸少數富強而講求自由的國家，但處于內陸諸國則因資源匱乏、品種單一而經常卷入由宗教、種族、階級、性別而引發的戰爭與迫害之中。
然而，《華夏邊緣》并不只是要肯定當前條件下的國族體制，更重要的是期盼人們在一種新的民族與歷史知識下有所自省或反思，以調整當前，規劃未來。譬如，該書對“漢化”的新知告訴我們，傳統上以“夷狄入于華夏則華夏之”來說明漢人對外夷漢化的寬容性，這種看法至少是有相當缺陷的。從漢化的微觀過程來觀察，是親近人群之間的相互歧視、模仿與攀附來推動漢化過程，此間，涉及到許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困擾與苦楚。但我們也不能簡單的將之視為“漢人”對“蠻夷”的民族歧視，因為辱罵他人為“蠻子”的人群，經常自身亦被他人視為“蠻子”。更重要的是，將華夏邊緣的形成、變遷置身于歐亞大陸東半部的人類資源競爭、沖突與共享的情境中來了解、理解，我們就更有理由調試、改善各民族間、地域、社會階層人群間的各種差距。
四
作者在全書中將華夏民族完全等同于后來的漢族。漢民族的稱謂由華夏——漢人過渡到漢族，恐怕實際上折射出漢民族的成長歷程。最初的漢朝所說的“漢人”是一個與“秦人”相對的概念。有種族意味的“漢人”一詞，是在十六國北朝時期逐漸醞釀產生的。
由華夏到漢族，這之間發生了怎樣巨大而深刻的社會和文化變遷，是研究中國民族歷史學的學者所不能回避的問題。我們也知道十六國北朝時期又是所謂“民族大融合”的時期，大量非華夏的北方和西北民族進入中原，融入原來的華夏社會，其中相當多的家庭還進入社會主流，正如胡三省所感慨的，“自隋以后，名稱揚于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12]邊緣進入了中心，夷狄變成了正統。原來的華夏中心(魏晉高門)避地江左之后被北朝斥為“島夷”，隨著北朝政治上的勝利而最終失去了其傳統地位。
這是一個中心流落到邊緣的例證。這個過程不僅僅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波瀾壯闊的篇章，而且對于理解華夏民族的歷史命運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那么，在作者的族群邊緣構架中，如何動態地解釋這一歷史過程呢?相應的是，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來觀察，這個過程并沒有到隋唐時代完結，而是經由新的歷史條件在宋遼金元乃至明清時代而繼續著。本書沒有就此展開討論，甚至也沒有給出必要的提示性思考，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