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長城—天山”商路與國家建設的東西軸線
潘志平先生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西域新疆與中原的關系，如一個不對稱的“啞鈴”，“小頭”在西域，“大頭”在中原(28)。不過，筆者想指出的是，這種戰略關系還存在另外一種“倒掛”現象，政治大頭是在新疆，但是支持的力量卻是源自遠方，特別是交通運輸這根“血管”很細，一旦內地動蕩，天山南北很容易陷入絕境。
乾隆中期的一位滿洲官員記載新疆的財政情況是：“今大兵既駐其地，皆需谷食。因設屯田之法，開墾荒蕪?；乇?，種地納糧，僅足支用。各官薪俸，兵丁鹽菜，必需于內地。每歲倒調內地銀五十余萬兩，綢緞數萬匹，與哈薩克交易牛羊馬匹，變價充晌。又收關稅地基銀四萬余兩，及回城所交棉花布匹等項，使能足一歲之用。錢價昂貴?！?29)到道光年間，伊犁將軍布彥泰仍舊稱：“新疆各城經費歲需二百余萬兩，例由各省協解。甘肅藩庫分春秋二撥解運。本年撥，接甘省來咨，以各省協餉未到，而新疆經費緊要，未便耽延……再新疆百萬軍民皆依賴國家豢養之恩，恃此兵餉以為生計，設撥解愆期，則軍民有枵腹之虞，于新疆重地，關系實非淺鮮。”(30)20世紀初，還有官員大聲疾呼重視交通，聯絡內地，“深溝重塹，天險之國，不患其不能守，而患其不能通。通則富，不通則貧；通則強，不通則弱”(31)。
實際上，清朝希望能將經濟區北移到京師附近，實現戰略區與經濟區的統一，道光時名臣林則徐上奏，提出“國家建都在此，轉粟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靡數石之費。奉行既久，轉輸固自不窮。而經國遠猷，務為萬至計，竊愿更有進也?！?32)元、明、清的官吏們再三提出要把直隸變成“第二江南”的計劃，就是在北京周圍建立一個“基本經濟區”。但這種想用直隸所生產的糧食代替江南運來的漕糧，并想無需再從南方運輸谷物的希望，卻從來都未實現過(33)。
“長城—天山”商路的興盛主要是依賴政府的投入刺激了商路貿易，而江南的動蕩是造成這一商路衰落的主要原因。咸豐時期的太平天國運動導致江南輸往新疆的協餉斷絕，致使天山南北的駐軍多年無餉可發，軍心動搖，戰斗力下降，無法抵擋阿古柏匪軍的入侵，西域新疆淪陷大半。左宗棠率領湘軍西征新疆期間，軍需浩繁，隨軍商販眾多，使得這一商路一度復興，同時，西征暫時解決了中國對俄與中亞的問題，使得西部陸疆暫時得以安寧。“中國收復新疆，毫無疑義，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亞洲發生過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時這是一個多世紀以前乾隆出兵這個地區以來，一支由中國人領導的中國軍隊所曾取得的最光輝的成就?！?34)不過，隨著甲午之役以及以后的辛丑條約，海疆危機再次超越陸疆危機，不僅江南是主要承擔債務的省區，而且還有海上而來的各種商業競爭，自身財政難保，遑論支援新疆？甚至一直財政依賴補貼的新疆都攤上了辛丑賠款的份額，駐軍也一再削減，進疆的物資數量大大降低。這條商路另外還面臨俄商的競爭，隨著俄國西伯利亞大鐵路的開通，俄商的運營成本降低并逐步擊垮了當地商業；另外，1911年外蒙古少數王公受沙俄挑唆宣布獨立后，最暢通的大草地路線斷絕。綏新商人不得不集資組織駝運，從哈密經內蒙古到綏遠。這條商路4000華里，因季節關系，一年只能通行兩次。天山南北與內地的交往聯系大大降低，西部的邊疆危機日益突出。
自20世紀初以來，“長城—天山”商路逐漸衰敗，表現的是清朝已無“能量”通過這條道路輸送到戰略區，“血管”沒有血液補充，自身的綠洲經濟無法滿足新疆行政的需要，必然導致新疆依賴俄國的商業支持，造成經濟依附于俄國，最后是政治權利也依附于俄國，形成深重的邊疆危機。商路不是簡單作為商業交通的衰敗，而是代表中國“東西之軸”這一命脈的衰敗。
左宗棠的西征曾經對陸疆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不過，這一成果在20世紀初期逐步喪失。拉鐵摩爾指出，草原、內地與綠洲之間的相互關系終結于20世紀30年代，“漢人在中亞統治的結束(指楊增新被暗殺后)代表著舊式綠洲崛興循環的完成。但是，繼之而起的并不是原來那種草原崛興的反循環，而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統一現象。其規模比過去歷史上的任何循環都要大，并影響到草原、綠洲和中國內地?！驗樘K聯勢力之進入蒙古、新疆及中國內地不是憑武力進入，而是由受其影響的民眾所引入的?！?35)曾經在西征中得到暫時平衡的俄國擴張和內亞問題，重新回到中國的面前，積貧積弱的中國面對再次顯現的俄國與內亞問題，基本上處于地緣劣勢，只能被動回應。不過，訪問過延安并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有過會談接觸的拉鐵摩爾發現，中國未來的領導人是不會完全照搬俄國方式處理邊疆問題的，“中共不是蘇聯的傀儡和工具”，后來的事實證實了拉鐵摩爾的預見(36)。
俄國在內亞的擴張以及以后蘇俄利用民族自決主張，推動內亞民族主義意識，并借助族群政治干預新疆，說明內亞問題一直沒有消失，而且有時極為尖銳。在蘇聯支持和影響下的內亞族群的民族主義與國族主義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張力(37)。魯西奇教授所提出的封建時代的“核心區”標準：兵甲(軍兵)、衣食(財賦)、人才(文武官員)以及合法性的地區，即兵甲所出、財賦所聚、人才所萃、正統所寄的地區。在核心區所應具備的四個要素中，兵甲與人才資源是最重要的，只有擁有此二者，王朝才有可能建立起軍隊和官僚系統(38)。但是，“財賦所聚”在內亞的語境下是很難實現的，因此這一標準還是有“中原中心觀”的色彩。拉鐵摩爾所說的戰略區與經濟區作為不同的“核心區”而產生的互動，這一分析解釋路徑則更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脈動。
另一方面，無論是戰略區還是經濟區，都有作為地理生態區域的性質。特別是“戰略區”同時也是游牧民與定居農民之間互通有無的重要貿易通道?！斑吔哂姓味堑乩淼母础Ｖ挥性谝粋€邊疆觀念存在以后，它才能被理解成一個地理結構的共同體賦予的此項功能”(39)。拉鐵摩爾還指出，“邊疆兩邊的人民從事走私貿易是極為普遍的”(40)。應該深刻認識到，中國內亞的“戰略區”是以綠洲為基礎的，并非“雨養精耕”地區，因而不能產生與“經濟核心區”同等的效果和功能，如果硬是照搬“雨養精耕”經濟區的模式，帶來的后患將是無窮無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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