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似乎開了一個玩笑，在“民族主義”思維下，我們長期重沿海而輕“內亞”。把“邊疆”問題同質化——這是作為海國“民族主義”影響的產物，帶有濃厚的漢人民族主義的色彩，對于國家建設，有其積極正面的意義。在這一視角下，“長城—天山”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建構中的“陸疆”問題，“替換”了原先帝國時期處理長城南北關系(蒙漢關系、俄國與中國的關系)這一問題——“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衛京師”。在這種語境下，南北關系——游牧與農業定居民的關系，無論是滿、漢還是蒙古建立的王朝，誰是中國“正統”的問題不再凸顯。而東西方向的“海疆”和“陸疆”問題成為“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重大問題，“中國”從而被民族主義話語所取代。另一方面，清朝雖然是按照帝國的治理方式解決“陸疆”問題，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別是晚清新疆建省，體現出濃厚的“國家建構”色彩，但是在前者的思考方式下，把清朝處理這一問題的意義和貢獻顯然淡化了。

通過借助拉鐵摩爾討論經濟區與戰略區的關系，我們重新發現了帝國時期整合疆域的努力。特別是清代“長城—天山”商路的興衰，已經成為新的國家命脈——東西軸線走向的“晴雨表”。清朝在統合天山南北與長城內外、長江南北中作出的貢獻，是部分實現了區域關系的統合——是帝國時代“國家一體化”進程的重要標志。至辛亥革命爆發，清帝國覆亡，它在中國西部遺留的一大政治遺產是天山北路的伊犁、迪化等城市和成片開發的農業區，以及定居的數十萬的漢、回、維吾爾等各族居民。此外，還留下一個“新疆行省”體制——這是清朝處理俄國與內亞關系的另一個重大政治遺產。同時，正如拉鐵摩爾觀察“中國性”時說，“從黃河中心區域轉向大草原，我們發現，從歷史上看，社會分化變異的過程適應了不同的地理環境。從同一地區轉向南部、西南部和東南部，我們發現的是同化和升華的過程。我們的確也發現社會和文化特性的歷史持久性，但主要趨勢是一個越來越大的中國的成長。”(47)自18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就面臨著一個新的情況，就是將天山南北的戰略區從空間與華北、江南的核心區連為一體，整合成一個完整的“大中國”。晚清的新疆建省，也是“中國化”的一個縮影。這兩次整合過程，是在清朝的統治下完成的。清朝動員了大江南北、長城南北、天山南北甚至東北滿洲的各族人民共同參與到其中。這一區域整合過程大大超越了清朝自身的滿洲族群意識，而且也超越了不同族群的民族意識，體現了一種自覺的“國家建構”，促成了“中國”意識的生成。“清”與“中國”已經成為乾嘉時期文獻中并行的稱呼(48)。當然，清朝在這統合過程中，確實也采取了差異化民族政策，強化滿族的統治權力，也有造成民族隔閡的一面，這是客觀的事實。總體而言，清朝統合戰略區與經濟區既繼承了漢唐盛世經營西域的經驗，同時，還超越了漢唐在鞏固內陸疆域方面的成就。

五、結語

正如開篇當中冀朝鼎所思：“(中國)不像現代國家那樣是用經濟紐帶聯結成的整體，而是通過控制基本經濟區的辦法，用軍事與官僚的統治組合而成的國家。”這一“國家性”實際是來自于空間建構。因此，或可指出，“長城—天山”商路是中國近代“國家性”變化的一個重要方向，經濟區與戰略區的統合主要是依靠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力量，使得清朝已經具有某種近代“國家建構”的面向。如果說今天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從空間上與“長城—天山”商路有巨大的重合，那么，某種意義上仍然含有繼續從空間上整合。內地(經濟區)和邊疆(戰略區)的意義，仿佛依稀可以看到“長城—天山”商路的駱駝客和各種商販奔走的身影。同時，“一帶一路”建設也超越了民族國家的邊界，與鄰為善，與鄰為伴，以良好的外部環境，促使邊疆(戰略區)轉化為核心區，這也是當今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

筆者贊同一些學者提出“空間”的意義長久被淹沒在同質化的民族主義敘事當中，今天恢復空間和區域的視角，突破單線的民族主義敘事(49)，必須兼顧來自海洋與內陸板塊的雙向“國家建構”的歷史過程，這對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自身經驗的發掘，具有某種積極意義。

文/黃達遠 原載于《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6):1-10

注釋：

①(33)冀朝鼎著，朱詩鰲譯：《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頁。

②魯西奇：《中國歷史的命脈在哪里？》，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6150.

③⑤⑧⑨(35)[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8、26、37-38、127頁。

④⑥(12)(20)(21)(47)[美]拉鐵摩爾著，牛昢昢譯：《針對中國歷史地理問題的一個亞洲內陸研究法》，收入張世明等主編：《空間、法律與學術話語：西方邊疆理論經典文獻》，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06、405、405、401、407、402頁。

⑦姚大力：《全憑活法煉暗香：讀〈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未刊稿)，2014年《邊疆熱點地區城市民族關系發展態勢與對策研究》上海項目會議論文。

⑩(11)(13)(14)(39)(40)[美]拉鐵摩爾著，牛昢昢譯：《歷史的疆域》，收入張世明等主編：《空間、法律與學術話語：西方邊疆理論經典文獻》，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354、364、365、356、354頁。

(15)(唐)《皮日休文集》卷一《汴河銘》，四庫叢刊景明本。

(16)王明德：《從黃河時代到運河時代：中國古都的變遷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版。

(17)(18)[美]拉鐵摩爾著、田嘉績譯：《亞洲腹地之商路》，收入魏長洪、何漢民編：《外國探險家西域游記》，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124頁。

(19)黃達遠：《在古道上發現歷史：拉鐵摩爾的新疆史觀述評》，《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

(22)齊清順：《清代新疆的協餉供應和財政危機》，《新疆社會科學》，1987年第3期。

(23)范金民：《清代江南與新疆官方絲綢貿易的數量、品種和色彩諸問題》，《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24)(25)鐘廣生等編纂：《新疆志稿》，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27-128、147頁。

(26)[法]傅雷：《熱河環境史：華北農業之擴張》，載《法國漢學》(人居環境建設史專號第九輯)，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49頁。

(27)(清)紀昀：《烏魯木齊雜記》，收入《小方壺輿地叢鈔》。

(28)潘志平、耶斯爾：《西域新疆的戰略地位：地緣政治的視角》，《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

(29)(清)椿園：《西域聞見錄》卷一《新疆紀略》(上)，清照堂叢書本。

(30)(清)布彥泰：《新疆奏稿》之《請試行商稅裕經費摺》，《西北史地文獻叢書二編》16冊，第198頁。

(31)(清)王樹楠等編：《新疆圖志》第5冊，臺北：臺灣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985頁。

(32)(清)林則徐：《畿輔水利議敘略》，《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百十四《工政十一直隸水利》。

(34)[英]包羅杰著：《阿古柏伯克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275頁。

(36)袁劍：《拉鐵摩爾在北京看到了什么》，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46286.

(37)黃達遠：《十八世紀中葉以降的內亞地緣政治與國家建構》，《學術月刊》，2014年第8期。

(38)魯西奇：《中國歷史上的核心區：分析與理路》，《廈門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41)[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和世界歷史的大轉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頁。

(42)《左文襄公文集》《書牘》卷二十。

(43)《左文襄公文集》《奏稿》卷五零。

(44)(清)李云麟：《西陲事略》，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45)姚大力：《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與國家認同》，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頁。

(46)王瑞成：《從〈海國圖志〉看“海國”與“中國”概念的生成》，《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2期。

(48)(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22-323頁。

(49)黃達遠：《多維視野下的西域——以1759-1864年的天山史為例》，《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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