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形成的“廣土眾民”特點，“廣土”實際上指的是與“雨養精耕”地區不同，大致以長城為界的400毫米等降雨量的地區，同時也是與“胡煥庸線”走向大致相仿的一條地理分界線，這條線以北以西，主要以牧區和綠洲為主，人口遠遠低于長城以南地區，一直到21世紀，這條線以西人口大致也只占全國人口的10％左右。雖然地廣人稀，但是其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卻不言而喻。中國歷史上各時期的中央政權無不高度重視其地位，將其整合到國家體系當中去。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在分析元朝的“蒙古世界體系”時指出，蒙古國家建構的第一根支柱是“草原世界的武力”；第二根支柱是“中華世界的經濟力”；第三根支柱是“穆斯林的商業力”。忽必烈新國家的基本構想，融合了草原軍事力、中華經濟力以及穆斯林商業力這三個連貫歐亞的歷史傳統基礎(41)。不過，冀朝鼎、拉鐵摩爾討論了具有游牧政權“基因”的隋朝開發了大運河，將北方的軍事戰略區與經濟區聯通起來，可見，這并不是蒙古帝國的獨創。到18世紀中葉，當俄羅斯與中亞的哈薩克、浩罕等與清朝接壤，天山的戰略意義因此凸顯，東西方向的歷史軸線就顯得非常重要，只能“以東(經濟區)補西(戰略區)”。由于這條軸線上沒有水路可以溝通形成“大運河”，其戰略航道只有通過空間上最為便利的“長城—天山”商路進行補給，“沙漠之舟”駱駝就是“航船”，“船隊”就是駝隊，這條“航道”上的商埠如歸化、張家口、古城等被形象地稱之為“旱碼頭”。這條“航道”源源不斷地給戍邊的將士和屯田的民戶帶去商業物資和必備的生活消費品，這條東西軸線無疑是清朝中期國家建構當中的一條生命線。
四、民族主義話語的不同面向與“中國性”的討論
1840年，英國挑起的鴉片戰爭使得清朝沿海、沿江的經濟腹地嚴重受到外來力量的沖擊。此后，太平天國農民軍和清朝之間的激烈戰爭使得發達的江南腹地基本上成為一片戰爭廢墟。沒有經濟區的支援，西域新疆的駐軍陷于絕境，大半新疆版圖被阿古柏所竊據。1874-1884年間，清廷內部引發了關于國防戰略問題的激烈爭論，形成了著名的“海防”與“塞防”之爭。換一個角度講，就是保“戰略區”還是保“經濟區”的問題。“塞防”占據上風，表明清廷意識到保“戰略區”更為重要，隨著新疆被湘軍光復，新疆建省的目的之一是強化南疆的作用，使其從“回疆”轉變為內地的州縣制度，發揮一定的“核心區”功能，使得南疆能夠為北疆提供物資和糧食財賦的支持。左宗棠吸取戰略區與經濟區分離的教訓，一針見血分析歷史教訓，“隴與新疆專賴各省協濟，非大部主支與內，疆圻襄之于外，事無由濟。若如近時頻催罔應，殊可寒心。”吸取了協餉不濟是導致新疆動亂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教訓。“此時議開郡縣，原故以內地之治治之，則一條鞭法不可不講，除按丁抽賦之苛，而問田取賦，庶征收有定而貧富兩得填平，加以平徭役，警游惰，禁侵貪，民可使富也。”(42)一方面明確指出，依靠本地的財賦支持新疆的邊防和邊政；另一方面，也通過國家力量實行直接管理，消除伯克制的弊政。
在俄國的不平等條約下，新疆已經喪失了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左宗棠對此有清醒認識：“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余里與我北境相連，”“萬一強鄰窺伺，暗煽并飛，后患方興，前功盡棄。”(43)不得已將全省統治中心——首府確立在烏魯木齊，“昔日新疆以伊犁第一重鎮、烏魯木齊次之、南八城又次之。今日之形勢則大不然，近日確情當以烏魯木齊轄境為第一重鎮，伊犁次之，南路又次之。”(44)通過強化南北疆關系，相互支持，以防止沙俄覬覦邊疆，這是建省的又一個重要目標。
以左宗棠的戰略布局觀之，新疆形成“雙重”區域結構：第一重結構是“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衛京師”，依靠“長城—天山”東西軸線溝通內地經濟區與戰略區的關系；第二重結構是強化天山南北的區域結構，天山以南的綠洲為天山以北戰略區提供物資支持。這雙重結構的力量相互疊加，使得天山南北最后整合成一個完整的行政區域，建省也體現了維護主權國家的自覺意識。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崩潰，外蒙古失控，“長城—天山”商路陷于窘境，但是始終未中斷，艱難地維系著新疆和內地的關系；另一方面，在民國楊增新時期，中樞基本上對于新疆財政無能為力，楊增新能夠獨自支撐新疆局面長達17年之久，完全依靠的是清朝的遺產——新疆建省后，國家體制下的“齊戶編民”能夠繳納賦稅——南疆的糧食、物資能夠接濟北疆，在內地經濟區的支援力度降低的情況下，還能維持新疆最低限度的財政運轉，保證新疆能夠艱難度日。
長期以來，中國近代歷史在“沖擊—回應”的海洋史觀面向下，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海疆和陸疆的關系，也使得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混雜在一起。姚大力先生指出，19世紀末期，兩種民族主義運動傳入到中國，一種是“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它強調在現存國家領土范圍內的全體國民認同意識；另一種是“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它推動了漢、滿、蒙、藏等民族各自的民族主義。這樣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可能存在相互沖突。例如章太炎提出的激進的漢民族主義立場(45)。本文將“國家民族主義”直接譯為“國族主義”。江南本應是中國的“經濟核心區”，但是卻成了“戰略區”，不僅是抗日戰爭的中心，而且也是漢人民族主義反應最為強烈的地區；新疆本是中國的“戰略區”，因為“經濟區”無法供給物資財源，為自保反而變成了“經濟區”，強調要加強“經濟開發”。海疆、陸疆，雖然都是“邊疆”，海疆卻是中國經濟最為發達，漢族人口占絕對多數的區域，受到海洋而來的民族主義影響深重，學習“海國”進入新的國際體系成為近代中國轉向的一個重要因素。“海國”作為了解對手形成的概念，既包括西方本身內部的典章制度和各方面情況，也包括其海外擴張，擁有大量殖民地的情況，還包括其作為入侵者在中國的存在，以及船堅炮利體現出的優勢，也就是說涵蓋了西方、列強、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概念所指的不同層面，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近代國家概念。這一“海國”作為他者構成了中國自我認知的重要參照和實際的對應物。而這一“他者”此前一直不存在(46)。
與“海國”同構的歷史敘述是費正清的“沖擊—回應”的理論視野，這一表述基本上變成了漢族在回應西方的挑戰，一部近代史基本上寫成了漢族的近代史；陸疆危機深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影響，被完全表達為一部屈辱的歷史，這種看法雖似正確但不全面。這是以海洋的民族主義為中心的視野。如果不單純以這種視角看，而是站在陸疆的“國家主義”立場看，我們還會看到另一種面向：清朝通過整合內地經濟區與天山戰略區之間的關系，把各個不同族群——滿、漢、蒙古、塔蘭奇、回、“六城”綠洲民、索倫、錫伯等整合到一起，守衛天山南北，以強大的行動回應正在擴張的俄國以及各種復雜的內亞局面。平定準噶爾，回疆大、小和卓及張格爾，阿古柏的入侵，清朝在處理內亞問題以及俄國擴張問題上應該說有得有失。雖然對俄國不是以軍事斗爭為主，而是通過新建戰略核心區來解決這一問題，通過空間的調整，達到保證國土和主權的目的。這一歷史經驗值得認真研究和汲取，體現了一種主權國家建構模式。不能因為陸疆危機而徹底否定清朝在國家內陸疆域整合上的歷史努力，也不能淡化非漢族群的歷史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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