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援助，給了孫中山和國民黨以前所未有的壯大和成功。盡管，按照蘇聯模式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引起了不滿和磨擦，但是，孫中山看得很清楚，蘇聯是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幫手。孫中山沒有料到，他的強勢在相當程度上阻遏了莫斯科對國民黨前途的左右；而他的去世，則使莫斯科必欲引導國民黨前進方向的努力和國民黨內部的反抗形成尖銳的沖突。孫中山逝世后發生在國民黨內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都清楚地反映出這種情況。蘇聯幫助了中國的國民革命，同時也大大加速了國共兩黨之間的徹底分裂。

第一節 孫中山的聯蘇容共政策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改組。國民黨改組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實行了容納共產黨，即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政策。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此后中國社會長達幾十年的基本政治格局。而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動，自然又是莫斯科在起作用。

中共從成立之日起，就主張以列寧主義為宗旨，以俄國十月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張本，強調要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方式，通過下層無產的勞動階級對整個上層剝削階級進行革命，根本鏟除造成社會分配貧富不均的私有制度。[1]因此，中共一大所通過的黨綱，也開章明義地說明了它在中國革命的目標，即剝奪資本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此，它堅決主張不能與資產階級妥協與合作。[2]

但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明顯地對這個還只有五十幾人的小組織的前景表示懷疑。在他看來，蘇俄如果不能同孫中山的國民黨聯合起來，在中國將一事無成；中共如果不能在組織上同國民黨結合起來，不可能有多少前途。[3]馬林的建議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在1922年正式通過決議承認自己為共產國際下屬支部的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同意將自己的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到國民黨中去，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政策。1922年9月初，經張繼介紹和孫中山“親自主盟”，陳獨秀、李大釗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國民黨。[4]次年6月中共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了贊同黨內合作原則的決議。隨后，400余中共黨員和相當部分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加入了國民黨。

還在國民黨一大召開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就被授予了相當重要的職務。如孫中山一接受陳獨秀入黨，就指定其為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九委員之一，參與國民黨的改組工作。[5]進而，陳獨秀被指定為參議，林伯渠被指定為總務部副部長，張太雷則就任宣傳部干事。[6]鮑羅廷來后，在他所負責的各項工作中，共產黨人更是積極參與其中。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共及青年團這時總人數雖然只占國民黨在冊黨員人數的2%，出席大會的代表人數卻占到了全體代表人數的10%。代表大會上新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中，跨黨的中共黨團員就占到了將近25%。[7]同樣，在會后設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跨黨的中共黨團員在一個秘書處和六個部中占據了兩個部長（組織部、農民部）和三個實際為副部長的秘書（組織部、工人部、農民部）的席位，[8]同時并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里取得了三分之一的發言權。[9]特別是把秘書處和組織部交給中共黨員來負責，更顯示出孫中山這時對兩黨間這種合作方式以及對中共作用的高度肯定態度。這種情況反過來也促使中共黨團員對于國民黨的發展工作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

在中共各地黨團員的積極推動下，國民黨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國范圍建立起區、省、市、縣各級黨部，開始大量發展黨員。僅北京執行部一年時間就發展國民黨員上萬人。但與此同時，中共組織的發展卻陷于停滯。據中共廣州黨組織報告，在廣州的中共干部總共只有30多人。國民黨一大前，廣州12個區只組織起12個國民黨支部，一大后已成立了9個區委，64個支部，擁有黨員7780多人。中共在5個區委和13個支部中擔任重要工作，人數卻沒有增加。結果中共黨員總是忙于大量國民黨方面的事務性工作，抽不出時間來做自己黨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時，黨員50余人；1922年7月二大時，黨員195人，一年增加近3倍；1923年6月三大時，黨員432人，一年增加1倍多。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召開，即國民黨改組前后一年時間，黨員基本上沒有增加，一些地方還明顯減少。[10]

對于中共的這種努力，在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看來，顯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們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國民黨所以必需共產黨者，以其可以藉手共產黨對于廣大群眾得以組織之、操持之”。“蓋國民黨之發展，純恃共產黨于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種之協助也”。[11]但是，以共產黨發展的犧牲為代價，這在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領導人看來是難以接受的。他們明確提出：關于工人階級究竟應當在國民黨的旗幟下成為民族革命力量，還是應當直接組織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這個長期爭論的問題應當盡快得到解決。[12]

1924年5月，維經斯基受命來到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在支持孫中山、肯定國民黨一大重要意義等問題上，維經斯基沒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據維經斯基的觀點，會議對國民黨的性質及國民黨內的矛盾，得出了相當激進的結論。這包括：第一，認定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政黨”，必然趨于妥協，故其內部的左右派斗爭不可避免。第二，為鞏固國民黨左翼，削弱國民黨右翼勢力，不僅要避免盲目擴大國民黨，而且要設法改變自己在國民黨改組問題上過于強調集中和一致的缺點，以利于開展對右派的公開斗爭。第三，“產業的無產階級，是我們黨的基礎”，不能幫助國民黨設立各種工會或將已經建立起來的工會全體加入到國民黨中去。第四，必須將階級斗爭引人國民黨，因為“民主主義的政黨內，階級利益的調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減少”。[13]

恰在此時，圍繞著中蘇建交談判及其外蒙古等權益問題，國共兩黨之間發生了矛盾。一些共產黨員為強調北京政府拖延承認蘇聯的無理性，公開發表文章批評北京政府對外蒙古問題的態度，提出外蒙古理當享有民族自治甚至是獨立的權利。而一些國民黨人對此大加反對，發表文章評論，不僅批評以北京政府為談判對象，而且激烈抨擊共產黨人身為國民黨員，卻“維護俄國人的利益”，要求予以嚴懲。[14]孫中山對此也公開表示了不滿的態度。[15]

中共黨員的地位在國民黨內的躥升，并輕而易舉地控制了國民黨各地組織發展的權柄，原本就受到眾多因改組而倍感失落的國民黨老黨員的強烈不滿。中共5月擴大會議之后對國民黨態度的日趨激進，再加上蘇聯政府一面表示援助國民黨，一面卻和國民黨所反對的北京政府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這就更讓那些不滿的國民黨人抓住口實了。

6月，國民黨人從上海得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抄本，并找到中共三大《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三屆一中全會關于《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擴大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議等中共黨內文件。他們當即找到蘇聯顧問鮑羅廷質問道：“俄國對中國革命，究取何種態度”，是只支持國民黨，還是同時堅持扶助共產黨“雙方并進”？在他們看來，“俄國對中國革命政策，將由中國共產黨人加入中國國民黨以操縱左右也”。對此，鮑羅廷毫不含糊地答復說：國共兩黨原本即“互相利用”，“國民黨利用共產黨，共產黨利用國民黨，惟兩相利用之結果，國民黨更多得利益”。照目前情況，“黨中分派，是不能免，黨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實際上不能作黨之中心，當然黨內發生小團體，有左派右派之分”。黨中分派，“誠可致國民黨死命”。但“國民黨已死，國民黨已不成黨，只可說有國民黨員，不可說有國民黨，加入新分子，如共產黨者，組織黨團，可引起舊黨員之競爭心，則黨可復活”。他聲稱：“希望右派左派相爭，發生一中央派，作黨之中心”。[16]

國共兩黨之間的這次圍繞著中蘇建交問題而發生的磨擦，最終導致孫中山召開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以討論國民黨中監委聯署的彈劾共黨案。盡管最終鮑羅廷通過提議成立一個“國際聯絡委員會”來處理共產國際與國共兩黨之間有關事宜，解決類似磨擦，化解了此一危機，但國民黨內對蘇聯顧問及對共產黨戒備甚至敵視的傾向由此一發而不可收。

由于緊接著發生的廣州商團反叛事件，和蘇聯援助的第一批武器運抵黃埔，國民黨內對蘇聯的懷疑迅速得以緩和。這一次蘇聯運來了8000支帶有刺刀的步槍和400萬發子彈，足夠裝備一個師的兵力。而黃埔軍校的學生兵這時才只有3個連，因此，這批武器不僅裝備了第一支國民黨的軍隊，而且還被用來裝備了廣州市的警備部隊和工人糾察隊。這樣一來，廣州的商團武裝當然不是對手，迅速被剿平了。此后，到北伐戰爭開始，蘇聯又接連運送大批武器彈藥給國民黨人。這些武器彈藥包括日本來復槍4000支，子彈400萬發；俄國來復槍14000枝，子彈800萬發；各種機槍90挺，各種炮24門，總價值將近300萬盧布。[17]事實上，正是由于莫斯科分別提供經費或貸款來幫助創辦黃埔軍校、中央銀行和支持國民黨改組，提供武器彈藥裝備其軍隊，[18]國民黨人才得以在粵、滇、桂等諸多小軍閥虎視眈眈下，在廣州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孫中山對此看得十分清楚。在多年向列強求援失敗之后，孫中山終于找到了一個可以真正援助他的國家，這無疑是他堅定地實行聯合蘇聯政策的關鍵所在。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突然發動北京兵變，一舉推翻了直系掌控的北京政府，電邀孫中山等共同進京，成立全國和解政府。孫中山在鮑羅廷的推動下，欣然應允，并立即停止北伐準備，動身北上，不意行至天津即因肝病發作而致病重。

孫中山對此番與蘇聯合作的滿意和對今后國民黨依賴蘇聯援助的重視，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時刻，也顯露無遺。他在遺囑中寫道：“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他甚至還專門留下了致蘇聯政府的遺書，內稱：“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癥，我的心念，此時轉向于你們，轉向于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產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于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狀況之羈縛。為達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19]

第二節 蘇聯干涉與三二〇事變

孫中山的突然去世，使蘇聯方面加速中國革命進程的意圖受到了意外的挫折。但是，由于馮玉祥及其國民軍在北方的突然崛起，迅速激起了莫斯科直接援助馮玉祥控制北京政府的強烈愿望。十分明顯，就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而言，蘇聯這時最擔心的敵人還是日本。由于在直、皖、奉幾派軍閥勢力當中，直系與日本的關系最差，因此蘇聯方面曾極力試圖與直系軍閥吳佩孚達成妥協。不料吳對蘇聯并不買賬，因此，莫斯科只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孫中山的身上。因為，無論是奉系張作霖，還是皖系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中國對蘇政策都可能因屈服于日本的壓力而變得強硬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馮玉祥的北京兵變，讓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看到了一線新的希望。

1925年初，加拉罕通過中共北方領導人李大釗等，利用關系，首先開始做駐在河南的國民軍第二軍軍長胡景翼的工作，并達成了相應的協議，胡同意蘇聯方面派軍事顧問團到第二軍進行工作。不料4月10日胡景翼突然去世，致使計劃告吹。[20]好在這時，鮑羅廷也成功地與馮玉祥取得了聯系，并使馮看到了與蘇聯合作的好處，表示愿意與蘇聯攜手，并接受蘇聯的援助。這讓加拉罕深受鼓舞。他在4月28日向準備派往馮玉祥部隊的蘇聯軍事顧問說明對馮策略時，明確肯定：“馮軍為中國北方國民解放運動之柱石，應造成馮軍之戰斗力使之強固持久”。莫斯科得此消息后，當即撥出步槍18000支，機槍90挺，大炮24門及相當數量的彈藥，并提供飛機10架等，經外蒙古之庫倫迅速運送給駐張家口的馮軍。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更是多次討論了進一步向馮玉祥的國民軍提供2000多萬盧布大規模援助計劃的可能性。[21]其援助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已明顯超過了對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援助。這里面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加拉罕所說的：“蓋奉張之勝利即守舊派之勝利，亦即帝國主義（尤以日本為最）之勝利，深足為蘇聯之危害。即不將奉張破壞，亦宜削弱之。此時奉張之重要敵人即系馮玉祥。”[22]

1925年10月10日，江浙軍閥孫傳芳聯合皖、贛、蘇、閩數省組成五省聯軍起兵反奉，直系軍閥吳佩孚隨即出山，通電受14省擁戴，就任討賊聯軍總司令。南方各省討奉軍一時蜂起，為了乘勢打垮親日反蘇的張作霖，蘇聯外交人員這時也四處活動。其代表不僅秘密與江浙軍閥孫傳芳等進行接洽，承諾為其提供軍火，加拉罕還通過各種關系暗中疏通了奉系郭松齡的妻子，策反了這位在奉軍頗有實力的年輕將軍。如果馮玉祥這個時候能夠登高一呼，起來奪取北京和直隸省，向張作霖開戰，郭松齡乘機造反，應當不愁張作霖不倒。為此，在蘇聯外交人員的推動下，北京城里中共和國民黨也掀起了陣陣群眾示威狂瀾，中共中央并且發出了“全國革命的民眾，革命的國民黨，革命的軍人，其速起響應北京的暴動，推倒安福賣國政府，建立全國統一的國民政府，政權歸諸人民”的號召。[23]

就在加拉罕等人在北京施展神通，廣泛聯合和組織反奉統一戰線的時候，廣州這邊鮑羅廷也施展手段，利用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群龍無首，右翼勢力刺殺了左翼領袖廖仲愷的混亂局面，成功地排除了國民黨內具有右傾傾向的實權派領袖許崇智和胡漢民，而把汪精衛和蔣介石推上了政治軍事領袖的高位。隨即，在1926年1月，以汪、蔣為核心，國民黨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盡管，由于此前突然發生了近半國民黨中央執委和監委齊集北京西山碧云寺孫中山靈前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要求開除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之黨員黨籍，解除鮑羅廷顧問職務的嚴重事件，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中共中央領導人陳獨秀不得不主動提出把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共產黨員人數限制在三分之一的辦法，來爭取其他動搖的中委和監委不倒向“西山會議派”，但是，國民黨二大之后，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實權地位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大大地增強了。除了在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里共產黨員占據著三分之一的席位以外，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8個部1個處里，中共黨員則占據了77%的領導職務。而在國民革命軍當中，共產黨員已達百人之多，第一、二、三、四、六軍各軍的政治部主任，蔣介石第一軍中3個師的黨代表，和9個團里7個團的黨代表都是共產黨人。同時，蘇聯顧問這時是國民黨幾乎所有軍事部門實際上的領導人，中共在廣東還掌握了2000工人武裝糾察隊和6000農民自衛軍，領導著大約10萬有組織的工人和60萬參加了農會的農民。可見，中共的力量仍舊對那些強烈地擔心國民黨未來命運的國民黨人，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不過，嚴格說來，這個時候國民黨的實權掌握在汪精衛和蔣介石兩人的手中。汪對鮑羅廷言聽計從，蔣在幾乎所有蘇聯軍事顧問的眼里，都是堅定的左派，并且是廣州最革命的一分子。[24]因此，這個時候的廣州國民黨，理當不會發生嚴重問題。卻不料，國民黨二大剛剛開過不久，就發生了帶有明顯排斥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員性質的三二〇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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