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的實施已經五周年了。在這五年中，中國已經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也有不足，更有可以改進做得更好的地方。且不說“一帶一路”已經觸及的領域和已經全面鋪開的工程，光是“一帶一路”本身就幾乎已經成為今天各國國際關系和外交事務的關鍵詞，可以說是政策研究的“顯學”。在外交上，說中國幾乎可以等于說“一帶一路”。無論支持還是反對，人們都難以回避評估“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深刻影響，無論是實實在在的影響，還是概念上的影響。
一個巨大的變化是西方對“一帶一路”認知和態度的變化。盡管美國和日本從一開始就對此抱懷疑和反對態度，但歐洲國家尤其是德法兩國是比較積極的。不過，五年之后，隨著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崛起，冷戰思維也在西方國家回潮，一些西方國家因此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具有擴張性質。
美國、德國等國一直在公開反對“一帶一路”，已經造出諸多新詞匯來稱呼之，包括“新帝國主義”“新擴張主義”“新殖民主義”“債權帝國主義”等等。當然，也有國家變得現實起來，例如中國的鄰居日本，從早先的公開懷疑甚至反對，轉向近來的尋求合作。
現實地說，西方的這個態度今后也不會有很大的變化。對“一帶一路”上，西方的主要角色輕則批評和譴責，重則阻撓和破壞。不過，不管西方如何認知，“一帶一路”會照常進行。西方資本（尤其是大資本）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實體經濟不太感興趣，“一帶一路”屬于實體經濟，西方資本不會有很大的興趣。
今天世界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經濟領域，即實體經濟、金融經濟和互聯網經濟。實體經濟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重要的，因為它解決就業和社會穩定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掌權以來，也在努力重新使得美國實體經濟化，但是華爾街大資本對實體經濟不感興趣，因為實體經濟到今天已經不能賺大錢、賺快錢。
“一帶一路”側重基礎設施建設，是實體經濟發展的基礎。“一帶一路”投資能否賺錢？能夠賺多少錢？什么時候才能賺錢？所有這些都具有不確定性。在當今世界，只有中國這樣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國家，才具備條件和動力去這樣做。西方沒有很大的動力，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仍處于早期經濟發展階段，還不具備在海外大規模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的條件。
積極看待“一帶一路”引來的競爭
對中國來說，來自西方的批評盡管是預料之中的，但也絕對不可忽視，因為它影響到“一帶一路”的國際輿論環境，從而影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社會環境。無論是緬甸、斯里蘭卡還是目前的馬來西亞，中國諸多項目很容易受當地政治的影響，但當地政治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和西方的批評話語有關。
應當指出的是，盡管西方諸多國家現在紛紛提出各種“策略”，來應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和中國進行競爭，但人們應當把這種“競爭”視為正面的，是中國的成功，而非失敗。從全球戰略層面看，大國之間（包括中美之間）出現競爭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說大國之間所有的競爭都是不好的，這取決于什么領域的競爭，是軍事、政治、意識形態，還是經濟。
經驗地看，大國之間的很多合作最初表現為競爭。不過，對中國來說，最糟糕的就是中國和其他大國尤其是美國，陷入在區域甚至全球范圍內的軍事競爭。如果那樣，最后必然導致類似當年美蘇冷戰的狀態，對自己不利，對區域不利，對世界秩序不利。
“一帶一路”如果能把西方尤其是美國和中國的競爭導向經濟領域，并且主要局限在經濟領域，就可視為中國的“勝利”。道理很簡單，軍事上的競爭最后必然是零和游戲，而經濟競爭更多是雙贏的。1990年代，當中國和東盟開始進行“十加一”自由貿易談判時，日本和韓國馬上來競爭，所以有了三個“十加一”機制。從今天看來，這三個“十加一”機制對誰都是有利的，因為在此基礎之上，已經形成“十加三”的區域機制。
今天在“一帶一路”方面，美國、日本、印度、歐洲等都紛紛來和中國競爭，提出自己版本的“一帶一路”，并且矛頭就是對準中國的。不過，這種現象倒是無須過分擔心，因為經濟上的競爭最終也會出現類似“十加三”的情況。就經濟本質來說，在全球化時代，各國經濟體很難絕對分離開來，至少很難像軍事那樣分離開來。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可以坦然面對和歡迎來自他國的競爭。
中國也必須區分西方和當地國家批評中的積極和消極成分、善意和惡意成分。針對一些在實施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人們不應避免直面，而應盡快加以改進。在“一帶一路”上，西方做什么，不做什么，中國必須關注，也須回應，但對中國來說，最主要的是檢討本身在這五年中所積累的經驗和教訓。
“一帶一路”須重新定義
對五年的全面評估有待展開，但以下幾個方面的發展無論如何是不可忽視的。
第一，“一帶一路”概念過于寬泛，缺少邊界。
“一帶一路”早先提出來的時候，有一個地理范圍，內容也是有所規定的；但發展到現在，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似乎只要中國所做的，什么都屬于“一帶一路”范圍。這既造成中國對外解釋的困難，也造成其他國家理解上的困難。大部分國家都會提出自己是否屬于“一帶一路”范疇的問題。因此，必須重新對“一帶一路”加以“定義”和解釋。
因為已經很寬泛，要回到當初的狹義定義也不可能。不過，在這方面，中國可以考慮把“一帶一路”和中國新時代的開放政策結合起來，“一帶一路”是新開放性國際經濟發展平臺。同時，要盡量減少甚至去除“戰略”方面的內容，而強調這是中國的經濟“走出去”，是中國給予世界經濟共同體的“國際公共品”。
第二，在政策層面，應當看到中國“走出去”方式的局限性。
“一帶一路”以國家資本（國有企業）為先導，就很容易產生兩個現象。對國有企業來說，在“走出去”過程中，比較容易忽視經濟原則而重視政治原則。盡管中國的國有企業也是企業，而非政府，但因為“一帶一路”經常被視為中國外交的有機組成部分，或者被用作外交途徑，企業往往必須考慮政治需要，而對經濟因素考慮不足。在所在國，“一帶一路”則往往被誤認為是中國的國家行為，而非企業行為。對一些國家來說，它們難以把國家和國有企業區分開來。
對中國來說，這方面的作為可以改進，問題也不難解決。有必要向所在國解釋清楚，中國的國家行為和企業行為是兩碼事。國家外援是國家行為，而“一帶一路”方面的企業投資（哪怕是國有企業）是企業行為。此前沒有明確把兩者分離開來，對一些國家造成困惑，一些國家就無限制地要求中國給予優惠條件。現在隨著國際開發部門的成立，國家和企業的邊界應當確立。國家援助必須考慮政治因素，可以交給國際開發部門處理，而企業“走出去”必須“在商言商”。
第三，對地緣政治因素的考量不足。
盡管“一帶一路”的核心是經濟發展，但它不可避免地會對地緣政治產生影響。而中國目前對這方面的考量是不足的。中國和中東歐的關系，即“16+1”是個典型的例子。因為對地緣政治因素考量不足，“16+1”在歐洲引起的反應過大，但經濟效益不強。因為中東歐16國中很多國家是歐盟成員，這導致歐盟核心國家德國和法國的擔憂，認為“一帶一路”會破壞歐盟的團結與整合。歐洲本來就擔心俄羅斯在東歐的影響，在東歐的地緣政治之爭，多少年來一直是俄羅斯和西方的關鍵點。現在中國又來到東歐，而且中國和俄羅斯具有良好的關系。這些都是歐洲擔憂的地方。
不過，對中國來說，和東歐國家的貿易量還不到中國和東盟國家的10%。中國在中東歐并沒有地緣政治利益，實際上，中國和中東歐國家之間的經貿關系幾乎都是雙邊進行的，并沒有多國多邊的貿易安排。中國只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才與中東歐國家建立“16+1”的多邊討論平臺。也就是說，“多邊”是虛的，雙邊才是實的。中國和中亞的關系也是如此。中亞涉及與俄羅斯的關系，搞不好同樣會造成地緣政治之爭。
“一帶一路”在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緬甸、馬來西亞等國所出現的問題，也是地緣政治邏輯（這里主要是印度和西方的關切）。地緣政治的存在，并不是說這些地方都不能去，而是說，中國必須設計更精細的方式“走出去”。例如，這些年一些人過度相信多邊關系，搞什么都要多邊的，但是，多邊如果搞不好，就會被多邊之外的國家視為“抱團”，對其他國家構成挑戰。實際上，就經濟發展和貿易來說，雙邊往往比多邊更有效、更公平，同時雙邊對地緣政治的影響大大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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