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lieving without evidence is always morally wrong.
缺乏證據(jù)的信任在道德上總是錯誤的。
威廉·金盾·克利福德認為“無論何地，無論是誰，在沒有充分證據(jù)的基礎上，相信任何事情永遠都是錯誤的。”在當今世界，幾乎每個人都能以最低的成本將他們的信念立刻分享給全球的受眾，每一種信念都能切切實實地產生重大的影響。如果你仍然認為克利福德在夸大其詞，那么想想社交媒體上漫無邊際的言論，對你個人的日常行為產生了何種影響。在我們現(xiàn)在居住的數(shù)字化地球村里，錯誤的信念能夠傳播到更廣泛的社交網絡中，因此，克利福德的論點在他一開始提出時可能顯得夸張，但在今天不再如此。
你或許從來沒有聽說過威廉·金盾·克利福德這個人。盡管他可能由于33歲就英年早逝而沒能位列偉大哲學家之中，但他的思想與我們當今互聯(lián)且受人工智能驅動的數(shù)字時代聯(lián)系非常緊密，我想不出還有誰能夠企及。這看起來可能很奇怪，因為我們談論的是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其最著名的哲學著作是一篇寫于將近150年前的論文。然而，現(xiàn)實證明了克利福德的前瞻性。“無論何地，無論是誰，在沒有充分證據(jù)的基礎上，相信任何事情永遠都是錯誤的。”克利福德這一曾經看似夸張的說法，現(xiàn)已不再是夸大其詞，而是活生生的技術現(xiàn)實。
在《信仰倫理（1877）》一書中，克利福德提出了三個論據(jù)，用以解釋為什么我們在道德層面有義務去負責任地相信，也就是說，只能相信證據(jù)充分且經過認真研究的內容。他的第一個論據(jù)始于簡單的觀察——我們的信念會影響我們的行動。每個人都會同意，我們的行為是由我們對真實世界的理解決定的，也就是說，我們的行為受制于我們所相信的事情。我如果相信戶外正在下雨，就會帶上一把雨傘；我如果相信計程車不支持信用卡支付，就會在打車前準備一些現(xiàn)金；我如果相信偷竊是錯誤的，那么就會在離開商店前為自己購買的商品付款。
因此，我們所相信的東西在現(xiàn)實生活中具有重大意義。關于自然或社會事實的錯誤信念會導致我們形成不良的行為習慣，而這在極端情況下可能會危及我們的生存。如果歌手勞·凱利真的相信其成名曲“我相信我能飛翔”（1996）里的話，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證他現(xiàn)在已經不在人世了。
但錯誤的信念并非只關系到我們自身的存亡。作為社會動物，我們傳遞的信息會對周圍的人產生影響，不正當?shù)男拍顣刮覀兊耐萑胛ｋU之中。正如克利福德警告的：“因為維持和支持錯誤的信念及由其導致的致命錯誤行為，我們都遭受了嚴重的損害……”簡言之，草率地形成信念，在道德層面是錯誤的，因為作為社會動物，當我們相信某事時，所冒的風險非常高。
對上述第一個論據(jù)最自然的反駁是，盡管我們的一些信念可能確實會導致對其他人造成毀滅的行為，但事實上，我們相信的絕大部分內容對我們的同胞來說可能無關緊要。因此，克利福德主張“缺乏充分證據(jù)的信念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錯誤的”，似乎就有點牽強。這樣反駁放在以前是有道理的，但現(xiàn)在已經站不住腳了。在當今世界，幾乎每個人都能以最低的成本將他們的信念立刻分享給全球的受眾，每一種信念都能像克利福德料想的那樣，切切實實地產生重大的影響。如果你仍然認為這是夸大其詞，那么想想在阿富汗的一個山洞中形成的信念如何導致了紐約、巴黎和倫敦發(fā)生的殺人行為吧。或者想一下，社交媒體上漫無邊際的言論，對你個人的日常行為產生了何種影響。在我們現(xiàn)在居住的數(shù)字化地球村里，錯誤的信念能夠傳播到更廣泛的社交網絡中，因此，克利福德的論點在他一開始提出時可能顯得夸張，但在今天不再如此。
為支持其主張的“缺乏充分證據(jù)的信念絕不可取”，克利福德提出了第二條論據(jù)：在信念形成過程中的不良行為，會讓我們變?yōu)榇中拇笠馇逸p信他人的信徒。他解釋得很到位：“任何真正的信念永遠都不會不值一提，無論它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或支離破碎；因為它會讓我們準備好去接受更多類似的事物，會對以前和它類似的事物更加確信，反之則會降低信任。漸漸地，這種信念會在我們內心深處埋伏下一連串隱秘的想法，也許終有一天它們會爆發(fā)，表現(xiàn)成我們外在的行為舉止，并在我們的性格中留下印記。”如果在當今互聯(lián)時代的背景下解讀克利福德的上述警告，他是在告誡我們：粗心大意的信念會讓我們在面對虛假新聞販賣者、陰謀論者和江湖騙子時很容易上當。如果我們讓自己懷有這些錯誤的信念，從道德層面上講是錯誤的。原因在于，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種錯誤給社會造成的代價可能是毀滅性的。相比以往，認知警覺性在當今尤其顯得更加寶貴，因為人們需要從對立信息中進行篩選，現(xiàn)在這一需求已陡然大增；而且，現(xiàn)在人們只要點幾下智能手機，就有可能陷入輕信的境地。
克利福德提出的第三條論據(jù)是：作為信念的傳播者，我們在道德上有責任不去污染集體知識的源泉。在克利福德所處時代，人們主要通過演講和寫作，將個人信念組織成存放常識的“寶庫”。通過上述交流能力，“我們的文字、詞組、表現(xiàn)形式、思維過程及模式”會成為“公共財產”——克利福德稱之為“傳家寶”。但如果人們向其中注入錯誤的信念，導致它被顛覆，這就是不道德的，因為最終每個人的生活都將依賴這種至關重要的共享資源。
不過，盡管克利福德最后一條論據(jù)聽上去真實可靠，但是，如果認為我們懷有的每一個微小的錯誤信念，都會在道德層面對常識構成冒犯，似乎就有些夸大其實了。然而，現(xiàn)實再一次印證了克利福德的主張，他的言論似乎都變成了預言。如今，我們確實擁有一個全球范圍的信念寶庫，所有人都在將自己所相信的事物點點滴滴地注入這個寶庫中：它就是“大數(shù)據(jù)”。你甚至無需成為一個活躍的網民去在推特上發(fā)文或在臉書上夸夸其談：我們在現(xiàn)實世界中的行為越來越多地被記錄并被數(shù)字化，從這些數(shù)據(jù)中，算法很容易在我們闡述觀點之前就推斷出我們所相信的事物。反過來，算法還能使用這個巨大的信念存儲池替我們做出決策，或者做出事關我們的決策。同時，當我們尋求問題答案并獲得新的信念時，搜索引擎也會利用上述資源。你如果在大數(shù)據(jù)食譜中添加錯誤的食材，很會得到一份可能有毒的食物。在當今社會，批判性思維已經成為道德層面的要求，輕信則是一種災難性的犯罪。
作者：Francisco Mejia Uribe 翻譯：取經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