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頓體系的前世、今生和未來——以《時運變遷》為中心的學習筆記

引子

布雷頓森林體系（為行文方便，以下簡稱“布雷頓體系”）是二戰后世界經濟最基本的制度支柱，即使在1971年美國政府宣布黃金與美元脫鉤從而結束了該體系的經典存在形式之后，也仍然深刻影響著自那以來的重大國際經濟和金融事態。關于該體系的經濟學、政治學和歷史學研究著作，早已汗牛充棟。但作為研究型著作的原始資料之一的、實際參與運轉和管理這一體系的高級人員的回憶錄，卻相對較少。以筆者所見，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和前日本大藏省次官行天豐雄合著的這本《時運變遷》，大概是英文世界中唯一一本完全以布雷頓體系為對象、從親身經歷者的視角闡述該體系的興衰成敗的作品了。本書中提到的魯薩、康納利、貝克乃至尼克松、竹下登、宮澤喜一等同樣在布雷頓體系的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物，或者沒有出版回憶錄，或者只在自己的一般性回憶錄中部分地討論了與布雷頓體系相關的事件。相較而言，《時運變遷》則是沃爾克和行天豐雄在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和公共事務學院聯合講授國際經濟課程時的提綱，其專門性和反思性是其他親歷記乃至研究專著所無法取代的。僅憑此點，本書中文版的面世，即有其重要的文獻價值。

在文獻性之外，本書在1992年初版后近四分之一世紀被譯介到中國，又具有一種特殊的現實性。2015年的股市動蕩和2016年圍繞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儲備的種種攻防，使得中國官產學界和一般公眾對中國經濟發展趨向的討論更加熱烈，觀點分歧也更加明顯，而全球資本流動和匯率問題則是爭論的最大焦點之一。論者反復提及的美元霸權、黃金的避險功能、人民幣國際化乃至被稱為陰謀的“廣場協議”等概念和事件，都和布雷頓體系及其后續影響緊密相關。可以說，不了解布雷頓體系，就沒辦法理解我們身處其中的現實的來歷。而常言有道“鑒往知來”，若想在面對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未來時少一點迷茫，從《時運變遷》開始，也未嘗不是一個上佳的選擇。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以《時運變遷》為考察中心，將視角向前和向后擴展，以期獲得對布雷頓體系既作為具體的制度安排、又作為一種廣義的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理念的全時段視角，并對這種理念的未來做一番初步的探討。在以下的部分中，本文首先將回顧布雷頓體系之能夠建立的歷史和智識基礎，這對于我們理解該體系所立基于其上的政治經濟學理念是至關重要的。然后，圍繞沃爾克和行天豐雄集中討論的布雷頓體系從危機到解體再到事后管理的這個關鍵時段，本文將解釋這個體系的不嚴謹性，但同時強調，恰恰是這種具體結構上的“缺陷”反而更證明了布雷頓體系理念的生命力。在第三節中，本文將視角擴及1990年代至今的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的變化，討論布雷頓體系以某種變型得以重建這一觀點，并指出布雷頓體系的理念在冷戰后的更大成功中卻制造著自身最本質的危機。本文將以對上述幾點的總結和提升結束。

一、前史

一九四四年在人類公共事務和智識生活的歷史上頗值得大書特書。這年三月，自奧地利移民英國的哈耶克出版了《通向奴役之路》，強烈地批判了法西斯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所共同尊奉的集體主義經濟哲學及其在政治上的可怕后果，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世界的主要政經思潮做了一個從經典自由主義立場出發的總結。同一年，從匈牙利移民美國的波蘭尼則出版了《大轉型：我們時代的起源》，通過對十九世紀的經典自由主義經濟秩序起源和演進的梳理，事實上解答了那個秩序在兩戰期間所遭受的挑戰的原因。而以凱恩斯和懷特為首的美英兩國貨幣金融專家，則在該年夏天設計了民族-國家時代以來第一個整體性的國際貨幣和貿易框架，并經由當時仍在共同對軸心國作戰的聯合國家批準而獲得其空前的合法性，這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

兩本書的出版和一個體系的誕生，這三者是有其內在聯系的。他們共享的歷史背景就是十九世紀世界秩序的喪失，以及兩戰期間的各種思潮對這種失序提出的解決方案和各種政治運動相應的努力。如果說波蘭尼旨在總結過去，則哈耶克是在警告一種未來，而無論懷特和凱恩斯是否讀過這兩本書，他們的實際工作卻不自覺而近乎完美地在波蘭尼的“過去”和哈耶克的“未來”之間設計了一套折中的現代方案。

按照波蘭尼的觀點，十九世紀秩序的本質就是一種經典的自由主義經濟秩序。勿庸多言，自由主義經濟的合理性，已由亞當?斯密關于私有產權基礎上的市場機制和大衛?李嘉圖關于比較優勢的貿易原理加以論證。在此之上，十九世紀日漸擴張的國際經濟交流，其支付基礎是由稍早于斯密和李嘉圖的大衛?休謨所提出的“物價-現金流動機制(Price Specie-Flow Mechanism)”所建立的。

按照休謨的理論，當各國普遍使用黃金為貨幣的時候，一國的國際收支如果出現逆差，則黃金外流，繼而導致本國流通中貨幣量減少，物價下跌。物價下跌使得出口成本降低，本國商品的競爭力增強，從而導致出口增加、進口減少，直至國際收支改善并重新平衡。如果一國國際收支出現順差，其自動調節過程完全一樣，只是方向相反而已。這樣，國際間收支的不平衡完全能夠自發調節，用不著任何人為的干預。雖然在休謨發表其理論的1752年，紙幣使用還不廣泛，但當紙幣在19世紀得到廣泛使用的時候，倒的確是普遍使用黃金作為準備的。在這種條件下，休謨機制之運行只是多了一個“國際收支不平衡，導致一國信貸規模變化，再導致收支再平衡”的環節而已，其原理完全不變。事實上，拿破侖戰爭期間，英國為支付龐大的軍費而濫發紙幣的時候，英國議會的一個臨時調查委員會就在1810年發表了著名的“錠金報告”，重申了嚴格以黃金為儲備發行紙幣的必要性。從那時起到1931年，這個擴展了的休謨機制一直是身為世界霸主的英帝國的貨幣政策原點。

總而言之，在國內的政府與市場關系上，斯密論證了政府最少干預市場的好處；在國家間的經濟關系上，李嘉圖論證了政府最少管制貿易的好處；而休謨則論證了政府最少干預貨幣政策的好處。人類經濟在十九世紀的第一次全球化繁榮發展，就在三個英國人思想（也許還有皇家海軍所保證的世界和平）的基礎上展開了。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但是，市場自我調節、收支自動平衡的理念雖然有其理論上的自洽性，其具體實現卻是以忽視“被調節”和“被平衡”的對象為基礎的。舉例來說，某國的某個產業在國際競爭中喪失競爭力之后，該產業中的資本所有者（例如企業主或投資人）要承擔財務損失，該產業中的勞動者，則要面臨失業和生計問題。理論上，他們都可以找到新的投資方向和新的工作機會，但這通常都需要一段時間，而且很可能是相當長、且無法預計其具體長短的一段時間。這期間資產者和勞動者所面臨的經濟壓力和心理壓力，都意味著這種自發性調節機制可能是無法忍受的，尤其是對更加弱勢的群體（通常是勞工）而言。

所以，一個根本性的倫理和政治問題就是：就讓那些在市場中由于某種原因恰好處于弱勢的人承擔所有或最大份額的痛苦么? 那些正在過著好日子的人，對于這些人是否具有某種基于同情心、人道主義、宗教情懷乃至自利考量的救助義務？用波蘭尼的語言來表述，任何一個人類共同體的經濟秩序或者經濟規則，難道可以是脫離這個共同體的其他秩序而獨立證成和獨立運行的么？

無論如何，興起于十九世紀末葉而蔚然于兩戰之間的勞工運動和左派政治，都說明純粹的市場秩序和自我調節機制的現實社會政治成本之高，有時甚至到了使自由主義市場機制徹底喪失其政治基礎的程度。俾斯麥執政末期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蓬勃發展，迫使德意志國家開始了福利制度和勞資協商的最初實驗。十月革命縱使在它在激發起席卷半個歐洲的社會主義激情沒能建立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陣營之后，仍然在歐洲的極東端開創了完全反市場機制的經濟和社會實踐。一戰期間西歐各國在征兵壓力之下不得不向底層階級做出的、以降低財產要求和擴大選舉權為標志的政治讓步，在戰后迅速演進為左派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突飛猛進。1920年代初的意大利經濟危機催生了以國家統御下的強制性勞資協作（corporativismo）為招牌之一的法西斯主義。簡稱為納粹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在德國的興起就更不必多言。甚至至少在國內政策上最尊奉經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美國，也終于在1933年將主張政府全面干預經濟的“新政”的羅斯福總統送進了白宮。世界范圍內，只有斯密、李嘉圖和休謨的故鄉還在苦撐著自由主義的大旗，但即使是英帝國也在1932年的渥太華會議上，通過變本加厲地實施“帝國特惠制”，而將自由貿易的原則拋諸腦后。

在相當程度上，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歷史，就是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和它所造成的各國內部的社會危機進行反復博弈的歷史。其最慘痛之結果，當然是毀滅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正傳

如果說1944年6月6日的諾曼底登陸已經底定了對軸心國作戰的聯合國家在戰場上的勝局，那么同年7月1日匯聚于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地方一間酒店的來自44國的730位經濟官員和專家，則意在確保消滅或控制那些使“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最初得以發生的經濟原因，同時“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步及較善之民生”。

那么，作為這次會議成果的所謂“布雷頓森林體系”到底代表了什么？這對具有大學本科經濟學程度的人來說，大概都不是難以回答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三條。其一，美元和黃金掛鉤；其二，其他主要貨幣和美元掛鉤；其三，非美貨幣和美元之間的匯率調整應該只在某貨幣發行國的國際收支嚴重失衡時才能發生，而且理論上應該事先獲得作為主要貨幣國之間政策協調中心的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同意。

請首先注意第三條：雖然匯率調整被嚴格地限制，但已經成為國際規則所正式認可的國家調節經濟的手段。在布雷頓體系之前的時代，當某國的國際收支（包括資本和經常賬戶）出現嚴重不平衡，特別是逆差的時候，國家政府或是拘泥于當時流行的金本位觀念、不加干涉，放任其通縮（或通脹）效果傷害本國中下層的經濟利益，或是選擇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貶值手段，導致國際自由貿易秩序的崩壞。而不論哪一種反應，都會帶來本文上一節所概述過的、對于國內外政治經濟秩序的傷害。有鑒于此，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僵化的金本位觀念被放棄了，匯率調整得以在一定條件下正當化，同時這種調整應該是經過與其他國家協商之后才做出的。

過分僵化和隨意操縱這兩個極端被排除了，“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成為布雷頓體系的核心。其所反映的深層政治經濟學邏輯就是，在保證基本的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的同時，尊重民族-國家體制的現實，尊重后者實現國內社會關系協調的需要。著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John Ruggie曾指出，布雷頓體系的具體安排，一方面將十九世紀經典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重新內嵌于（embedded）一國國內社會穩定的總秩序之中，另一方面，國家追求國內諧和的各種社會經濟政策（主要是凱恩斯主義的宏觀政策和福利國家的建設）也被要求不傷及一個基本上自由開放的世界經濟秩序，一種他稱之為“內嵌的自由主義”的新國際經濟秩序產生了。

無疑地，布雷頓體系的第三條體現了人類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對于政治的新理解，而它的前兩條則體現了人們對于自十八世紀經濟學誕生以來的基本信念的堅持，也就是：多種貨幣之間的兌換應該盡量便利地如同它們本就是一種貨幣一樣，因為這樣才能使投資和貿易的便利最大化，而這是人類福祉進步的根本機制之一。

但正如羅伯特﹒特里芬早在1959年就指出的那樣，美元和黃金掛鉤、其他貨幣再和美元掛鉤的安排，事實上建立了一種“黃金-匯兌本位制”，而在二戰后的經濟恢復期結束、國際貿易和投資進入爆發式增長狀態之后，這種安排就將面臨以下兩難。一方面，國際間經濟交流的擴大，天然地要求國際間支付手段的增長。由于地球上的黃金儲量有限，國際間支付規模的擴大就使得其他國家對于法定地等值于黃金的美元的需求日益擴大。另一方面，為了不使國際貿易和投資陷于停頓，美國只能通過增加自身國際收支赤字的方式來向美國之外的國家提供美元，而長遠來看，這必然會使美國將美元兌換成黃金的承諾承壓，從而導致美元貶值的巨大壓力。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兩難”。

事后來看，“特里芬兩難”實在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道理，何以當初在布雷頓森林聚會的各國專家沒有留意這一點？這個困惑還有待歷史和政治學者繼續去慢慢考察。而年輕有為的沃爾克在1962年初入美國財政部的時候，則立即面臨著如何“保衛美元”的政策難題。《時運變遷》一書中，沃爾克執筆部分的一個最引人入勝處，就是他詳細地記述了他的上司（特別是當時的副部長魯薩）和同事們，如何煞費苦心地通過發行債券、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征收資本離境稅乃至要求盟國負擔駐歐美軍費用等辦法，構筑所謂美元的“外圍防護圈”的努力。這些措施的出發點都在于，通過使持有美元而不是黃金更有吸引力，并增大各國央行和IMF干預國際貨幣和資本市場的能力，最終保衛“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這個布雷頓體系的核心安排。

但還是那句話，事后來看，所有這些努力都是注定要失敗的。特里芬所說的，以一國貨幣作為國際儲備的根本性難題，不是小修小補所能挽救的，即便你聰明如魯薩或者強勢如康納利（尼克松總統的第二任財政部長）。如果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里觀察，美國在二戰后初期的經濟強勢是個歷史的偶然。當戰前發展水平就和美國相當或接近的西歐、日本等國的經濟充分恢復之后，美國經濟的相對優勢縮小，其國際收支狀況的相對弱化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的基本面下，讓美元單獨充當黃金的等價物、獨力提供國際經濟交流的支付手段，已經是勉為其難了。再加上當時已經大幅便利化的跨境資本流動以及越戰造成的美國長期通脹等原因，尼克松總統在1971年宣布黃金和美元脫鉤，實在是不得不然又勢有畢至之舉。

相較而言，英國在1870年的經濟相對優勢和1945年的美國相孚，其時英鎊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事實上（雖然不是規則上）也和戰后美元相類。在十九世紀較差的通訊和交易手段以及英國龐大的殖民體系等有利條件的支撐下，英鎊以一國貨幣充當世界經濟的主要儲備和支付手段的年頭，也只有區區六十年而已（1931年英鎊對黃金貶值，導致了世界范圍內的外匯儲備出清）。以美元為基石的布雷頓體系，雖然延續時間較短，但它所造成的繁榮和和平，又是英鎊時代所無法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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