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后中美西太平洋軍力對比的發展演變

內容提要：中美關系正常化之后，東亞地區形成了以“陸海分離”為特 征的安全秩序。冷戰結束后，美國政府頻繁調整亞太安全戰略及軍事部署， 中國軍事現代化進程持續推進，導致這一秩序迅速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形 成。基于確保地區主導權的考慮，美國不斷調整亞太安全戰略，其中的一個 重要動因，就是抵消中美西太平洋軍事力量對比變化帶來的影響。期間，美 國由尋求確保臺海兩岸軍事平衡，到維持中國與東亞軍事強國的軍事平衡， 再到阻止中國抵消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優勢，與中國針鋒相對的一 面明顯上升。為有效管控這一趨勢，避免兩軍在亞太地區迎頭相撞，確保地 區安全穩定，有必要從觀念、秩序和實力三個層面出發，思考中美在西太平 洋地區可能構建的軍力對比態勢。

關鍵詞: 美國軍事與外交 中美關系 軍事 亞太安全戰略 力量對比

文章來源：《美國研究》2019年03期

作者：呂晶華，羅曦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戰略東移進程持續推進。從老布什政府的“太平洋伙伴關系”( Pacific Partner) 到克林頓政府的“亞太共同體”( Asia Pacific Community) ，從小布什一度試圖將中國定性為戰略競爭對手，到奧巴馬政府大張旗鼓地“重返亞洲” ( Pivot to Asia) ，再到特朗普的“印太戰略”( Indo-Pacific) ，美國歷屆政府提出的亞太安全戰略雖內容不同，但有一個核心目標始終未變，即“阻止歐亞大陸出現一個霸權國家，維持地區力量平衡”。美國學者金駿遠( Avery Goldstein) 指出，冷戰后美國在國際安全領域主要有兩個威脅: 其一是核擴散、流氓國家和國際恐怖主義的致命混合，其二是以中國為代表的崛起大國挑戰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對后一威脅的關注，實質上就是美國對于權力轉移的擔憂，主要體現在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對比變化 兩個領域。相對而言，后者更具零和、對抗特性，一旦出現震蕩，所引發的沖突將更具 破壞力和毀滅性。本文旨在從軍力對比的視角出發，分析冷戰結束以來中美在西太 平洋原有的軍事力量對比態勢逐漸被打破的過程，探索這一變化與美國亞太安全戰 略調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當前特朗普采取強硬對華政策的背景下，中美建立軍力對 比新態勢的可能性。其目的，是確保在雙方關系持續動蕩之時，仍能保持軍事領域的 總體穩定局面。

需要說明的是，無論經濟上的指標如何，軍事力量建設、特別是除武器裝備之外 整體作戰能力的躍升，絕非一蹴而就，中美軍力的代差在短期內不可能消除。中國的 國家安全戰略和軍事戰略也決定了，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軍隊還將是一支著眼東亞 的地區性軍事力量。鑒于此，本文所研究的軍力對比態勢，在地域上限定為西太平 洋，對美軍事力量也僅關注其西太平洋駐軍及中等規模戰爭背景下可能投送到西太平洋的部分。

一 、“ 脆弱的戰略平衡”: 中美關系正常化后建立的相對穩定狀態 ( 20 世紀 70 ～ 80 年代)

冷戰期間，美國將歐洲視為美蘇對峙的主戰場，主要的戰略資源均投放于此，在亞太則一直延續 20 世紀 30 年代所確立的基本理念，即確保東亞海域不受任何一個地區大陸國家的控制。如艾奇遜在 1950 年所言，只要美國控制著東亞海域，即使中國成為東亞大陸的主導國家，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中國在這一時期也致力于確保陸地邊界安全，并未謀求控制海洋。隨著中美關系的正常化，雙方在東亞形成了比較穩定的“兩極均勢結構”，即基于“陸海分離”狀態的戰略平衡。

從國家戰略層面看，這一狀態得以保持，源于雙方的安全目標互不具有針對性。中國于1980 年正式確立“積極防御”戰略方針，1985 年將國防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從立足于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轉變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1988 年軍事斗爭準備的基點從“全面反侵略戰爭”轉向“應對可能發生的軍事沖突和局部戰爭”。

其核心是放棄原來的大規模作戰尤其是核戰爭準備，以蘇聯為主要對象，強調國土防 御。美國在冷戰時期將蘇聯作為主要對手，冷戰結束后認為安全威脅主要來自“常規武器、遠距離彈道導彈、大規模毀傷武器的擴散，恐怖主義，以及國際販毒”，對亞洲的關注低于歐洲和前蘇聯地區，對于中國的政策則是“繼續鼓勵其發生積極 變化”。

從軍事層面看，這一狀態源于雙方在核領域形成了相互核威懾的態勢，在常規軍事領域具有巨大的代際差與規模差。在“國防建設服從經濟建設”思想的指導 下，中國軍隊總員額由高峰時期的 660 多萬人減至 1984 年的 420 萬人，當年又做出繼續裁軍 100 萬的決定; 國防預算從1978 年的99．67 億美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6%，降至1990 年的60． 69 億美元和1． 56%。按照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 SIPＲI) 統計的數據，1990 年美軍費開支3061．7 億美元，中國僅為100 億美元。從武器裝備看，20 世紀60 年代初中蘇關系破裂后，中國的常規兵器發展即陷入基本停滯，不僅海空軍總體實力遠遠落后于美，陸軍地面部隊也僅依靠數量而非質量取勝， 僅具備基本的邊境作戰保障能力。

這樣一種安全秩序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 第一，它是以中美巨大的常規軍力代際差與規模差為前提的，而中國軍力發展在這一時期基本處于停滯狀態，不可能長期保 持下去; 第二，對抗蘇聯這一共同需要是中美接近的最重要驅動力，在蘇聯瓦解后，雙方主要安全需求開始發生變化; 第三，中國擁有綿長的海岸線，由陸權國家向陸海復合型國家演進是國家發展的必然路徑，也就不可能長期接受“陸海分離”的狀態。

二、中國軍事現代化起步與美國向亞太的第一次“轉身” ( 20 世紀 90 年代)

20 世紀 90 年代，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中美原有的軍力對比態勢開始受到沖擊。

在海灣戰爭和世界范圍內軍事變革的影響下，中國軍隊對戰爭形態、軍隊建設模 式及作戰方式的認識出現明顯變化。解放軍確立了以科技建軍為中心的建設方針， 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拉開帷幕。中央軍委于 1993 年制定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由應對“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變為“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1995 年提出軍隊建設模式的“兩個根本性轉變”，即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轉變; 1998 年進一步做出“高技術戰爭的本質就是信息化”的判斷。經歷了較長時期停滯的軍隊，此時開始進入“補償式”發展階段，國防經費投入大幅增加。從 1991 年至2000 年，國防預算從62．05 億美元增至145．87 億美元，軍備采辦金額從2．5 億美元增至26 億美元，在美歐對華制裁的背景下，從俄購買武器裝備金額占全部采辦金額的比重從 50% 提高至 84%。在軍種結構上，為適應戰爭形態的變化，中國軍隊降低了陸軍野戰部隊的比例，海、空軍和第二 炮兵等專業技術兵種部隊的比例有所上升。

美國政府也開始重新審視亞太在全球安全戰略中的地位。美國防部 1992 年發布的《亞太戰略報告》，將美國稱為太平洋大國，表示“我們對于跨太平洋紐帶的依賴 程度絕不低于對跨大西洋紐帶的依賴”。克林頓政府于 1994 年和 1995 年分別發布《東亞戰略報告》和《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報告》，之后又由時任國防部長威 廉·佩里提出“預防性防備戰略”。這標志著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新調整，其核心是 保持美軍在亞洲的前沿存在，鞏固冷戰時期建立的同盟關系。

此時的美國政府對于中國的認知是，“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長遠目標不明確”，2015 年后中國和俄羅斯可能發展為美國的“全球性或地區性競爭對手”。臺海危機爆發后，美國的評估認為，中美在臺灣的沖突是最有可能將美國拖入一場大規模戰爭的根源，而一旦臺灣在兩岸軍力對比中處于劣勢，就有可能造成中方傾向于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自此，美國開始將確保臺海兩岸軍力平衡作為重要關注點，將制衡 中國軍力發展作為其亞太安全戰略調整的重要內容，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在對臺售武方面，美國確定的一個原則是，臺灣裝備的技術水平應“稍高” 于大陸，但也不能過分。根據美軍的評估，臺灣在反導和反封鎖領域有明顯弱點，“到 2005 年中國將掌握導彈攻擊優勢和空中優勢”，而“愛國者－II”防空導彈、“魚叉”反艦導彈、“毒刺”對空導彈等都是在這一時期進入售武清單的。美學者強調，解放軍這一時期重點研發與電子戰有關的作戰手段，如預警指揮控制系統、先進制導系 統、各類精確制導彈藥( PGMs) 、激光技術、夜視裝備等。同期，美國對臺軍售的重點也開始向軟件裝備傾斜，主要涉及作戰軟件、指揮控制、電子作戰等。2000 年，克林頓政府同意向臺灣出售AIM－ 120 中程空對空導彈，但暫不運交，理由是等待中國獲得類似的武器后運交。2002 年，小布什政府又以中國大陸從俄羅斯獲得 AA－ 12 空空導彈為由，決定將導彈運交臺灣。

第二，對于日本在美國亞太戰略布局中的地位，美國曾一度將其作為主要制衡對象，但很快就轉變為抵消中國軍力增長的“橋頭堡”。1995 年，在大幅削減海外軍力部署的同時，美國決定停止削減駐亞太美軍計劃，保持既有的 10 萬兵力，規模上與駐歐美軍達到同等水平。其中，駐日、韓兵力合計七萬余人，成為美國亞太駐軍的主體。1996 年 4 月，美日簽署《美日安保共同宣言》，次年修改為“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協防范圍擴大至“周邊事態”。其核心含義包括: 假想敵從蘇聯轉變為中國; 決心聯手干預臺海問題; 美國默許日本作為其遠東“忠實助手”進一步在亞太地區擴大其政治與軍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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