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國家建構與邊疆觀念的轉型

作為一種認識邊疆、界定邊疆和劃分邊疆的政治文化，邊疆觀念不僅反應了特定時期的邊疆形態與邊疆治理，而且自身也處于一個不斷調整和演變的過程。中國自秦漢之際便開始根據治理需要構建邊疆，并最早形成了王朝國家時代的邊疆觀念。在兩千多年的王朝歷史中，傳統邊疆觀念逐漸沉淀出個性鮮明的內涵，其中“華夷之辨”的文化特質最為凸出。這種文化性邊疆觀是在王朝體制和朝貢秩序下形成的，遵循的是王朝國家的疆域治理邏輯。但是近代以來，隨著中國民族國家構建歷程的開啟，傳統邊疆觀變得越發不能適應時代需求，不斷面臨著嚴峻的沖擊和挑戰。在此背景下，邊疆觀念開始按照民族國家要求，發生“現代化”和“民族國家化”的轉變，體現民族國家特性的因素越來越多，從而逐步實現了由文化性邊疆觀念向政治性邊疆觀念的轉型。

一、王朝國家邊疆觀念的形成及其內涵

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中國便進入了王朝國家時代。與以往國家形態不同，秦不僅構建起一套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而且整合出一個300多萬平方公里的空前疆域。這樣一來，如何在遼闊的國家疆域中組織和運用國家權力，進而實現有效的國家治理，便成為無法回避的頭等大事。為解決這個問題，秦一方面采取“大一統”的思維模式，在整個國家普遍推行郡縣制，并采取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等文化和經濟手段來整合疆域；另一方面則仿效先秦“一點四方”的思想，劃分核心區和邊緣區，并將邊緣性疆域稱為“新秦”、“臣邦”、“外臣邦”和“屬邦”，由此形成了王朝國家的邊疆。漢承秦制，由于面臨著比秦更為廣闊的疆域，因而劃分邊疆并采取專門方式加以治理的需要也更為迫切。漢代的邊疆觀念較秦更為鮮明，出現了區分腹地和邊疆的“內郡”、“邊郡”概念。

秦漢以后，“內地—邊疆”二分法被歷代諸朝所繼承，成為劃分、治理和認識國家疆域的基本范式。王朝國家的邊疆觀念也隨之形成并逐漸演化為一種具有特定內涵的政治文化。總體來看，王朝國家是通過文化視角來劃分邊疆、界定邊疆和認識邊疆的，其邊疆觀念具有深刻的文化性特質。其一，秦漢在構建邊疆之初，深受先秦時期以華夏文明為中心的“服事觀”、“夷夏觀”等疆域觀念影響，因此具有“先天性”的文化因子；其二，秦漢以降，“文化主義”國家觀念對邊疆觀念的形成和演變產生了根本性的“后天”影響。在“先天”與“后天”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王朝國家形成了以“華夷之辨”為主要表征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性邊疆觀念。

王朝國家文化性的邊疆觀念，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第一，邊疆與內地間的文化分野。邊疆是一個與內地相對應的概念，因而如何區分內地與邊疆亦即如何劃分邊疆的內圍界線，就成為認識邊疆的前提。王朝國家主要以文化標尺來界定內地與邊疆間的二元關系，所謂“內諸夏而外夷狄”正是此種邊疆觀的現實寫照。第二，邊疆內部空間的文化分層。在傳統觀念中，邊疆并非鐵板一塊的地理空間，而是參照文化標準呈同心圓樣式逐層向外推衍的。漢代“蠻夷”區和“半蠻夷”區、唐代的“海內”和“海外”、宋代的“次邊”和“極邊”，以及清代“熟番”和“生番”等劃分方式，無不受到這種文化邊疆觀的影響。第三，邊疆外圍模糊的文化分界。“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天下’也就是自己的文化可以到達的地方”[1]（P142），并不存在一條穩定而明晰的外部分際線，所以王朝國家對邊疆界限的認識不僅寬泛而且模糊。

這種文化性邊疆觀念的影響極為深遠。晚清時期，人們將漢族聚居地稱作“內地十八省”，而將少數民族地區看作邊疆，并廣泛使用“中國本部”、“屬部（疆部）”以及“內中國”、“外中國”概念，正是沿襲了文化邊疆觀的傳統。盡管很多學者認為這些概念是西方國家為分裂中國而臆造出來的，但此類概念一經提出便大行其道，顯然是因為迎合了傳統邊疆觀念中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

二、國家形態轉變對傳統邊疆觀念的挑戰

近代以后，在內外因素的交織影響下，中國的國家形態開始由王朝國家向民族國家轉變。中國民族國家的構建歷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鴉片戰爭以后，晚清政府通過自我重塑逐漸萌生了主權體制和憲政制度，試圖走上君主立憲制的民族國家構建之路；二是辛亥革命爆發，打斷了清末新政進程，將民族國家構建推向了共和制的軌道；三是新中國成立，標志著中國民族國家正式建立起來了。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現代國家特性不斷強化，傳統邊疆觀念由于不能適應時代變化而面臨著嚴峻挑戰。

第一，傳統邊疆觀念與主權體制不適應。主權是構成民族國家的核心要素，主權獨立是近現代中國人為之奮斗的政治目標之一。從邊疆觀念的演變過程來看，主權體制的影響最具根本性。在主權視角下，民族國家將占有和控制的全部疆域都視為國家領土，在這層意義上邊疆和內地并無本質區別。在主權時代，“一個國家存在并被承認，就必須有一個邊界分明的區域，在其中進行管轄和仲裁。”[2]（P256）這樣一來，國家疆域就成為由邊界圍合而成的封閉空間，邊疆范圍也就有了剛性的外沿線。在清以前的王朝國家時代，中國并無主權和領土觀念。盡管在清康熙年間，中國通過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首次接觸到了主權、領土和邊界概念，但并未由此形成強烈的國家主權意識，疆域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還是與文化主義相耦合的“天下”觀。在非主權性的疆域格局中，內地和邊疆占據著不同地位。基于“貴中華，賤夷狄”的價值判斷，將內地視為根本而將邊疆比作枝節的“本末觀”和“體用觀”在歷朝歷代屢見不鮮，這顯然同一元化的主權領土觀念相去甚遠。此外，文化性邊疆觀念將邊疆看作一個開放體系，這又同現代邊界發生沖突，因而不能有效地反應民族國家時代的邊疆現實。

第二，傳統邊疆觀念與國族構建不適應。國族即國家民族，是民族國家時代特有的一種民族形態，也是現代國家制度獲得有力支撐的保障。中國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也是中國國族即中華民族的構建過程。國族構建要求打造同質性的國民身份，并將國內居民凝聚和整合為一體化的文化共同體、政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在國族話語體系下，“所有疆域屬于中華民族共同所有并由全體人民共同擁有，在這一點上邊疆與核心也無二致”[3]（P7）。這樣一來，依憑文化要素對疆域構造進行“我者”與“他者”的內外分際，并將邊疆視為“夷狄之地”的邊疆觀就顯示出對現實境遇的不適應性。不僅如此，國族構建離不開對國家民族主義的喚醒和動員，而國族主義又同領土意識相互契合，“一切民族主義運動都或明或暗地提出的首要問題是，作為一個民族，它的領土到何處為止；它的界線是什么”[4]（P42）。受此影響，“邊疆往往被視為‘民族國家認同的細胞壁’，任何威脅邊疆的行徑都會激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5]（P3）。然而，在只有文化認同而無國家意識的王朝國家內部，顯然無法自主生成與國族主義、領土意識相連結的邊疆觀念。

第三，傳統邊疆觀念與國家治理不適應。與以往國家形式不同，民族國家的政治權力極具延伸性。一方面，國家權力向社會延伸，“民族國家力圖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塑造社會；所以，從一種晚期現代觀點來看，國家就顯得至為重要，而社會則處于應當受國家控制的地位。”[6]（P69）另一方面，國家權力向邊疆延伸，“并將其勢力伸至境內最偏遠的村民身上”[7]（P80）。國家治理以公共權力的組織和運行為前提條件，也必然受到權力本身變化的決定性制約。因此，民族國家時代的國家治理講究“統”“治”合一，不僅“下縣”而且“下邊”。與此截然相反，王朝國家在“夷夏觀”的導引下，奉行“王者不治夷狄”的教條。當然，所謂“不治”也非完全不治理，而是強調“務在羈縻，不深治”。這樣的邊疆觀念和邊疆治理模式，顯然與民族國家的治理需要格格不入。

三、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邊疆觀念

國家是劃分和界定邊疆的前提與基礎，離開了國家語境就無法討論和理解邊疆現象。因而，當國家本體發生巨大轉變之際，邊疆及邊疆觀念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根本性影響。在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中國亟待形成與主權、國族和國家治理環境相匹配的邊疆觀念。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種體現政治地理空間思維的政治性邊疆觀念開始浮出水面，并逐漸取代文化性邊疆觀念成為疆域文化的主流。

（一）強調政治地理空間屬性的邊疆觀念

首先，邊界意識下對邊疆外部邊沿的框定。晚清以后，面對西方民族國家的強勢入侵，傳統朝貢體系逐漸被條約體系所取代。經過外藩屬國喪失、訂立不平等條約、割讓大片疆域等系列事件后，中國被迫接受了主權觀念和邊界意識，也廓清了國家疆域和邊疆的外沿線。正如美國學者羅茲曼所言，“此種外來的作為各國相互關系準則的對于主權和國際法的界定確立了中國領土管轄范圍的明確界限，而中國人自己此前對于那些鞭長莫及的疆土一直滿足于模糊不清的分界線”[8]（P52）。清朝祚滅、民國建立，中國政府為獲得國際上的外交承認，對以往簽訂的領土條約采取“必應恪守”態度，這實際上也再次強化了主權體制下的邊界觀念。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邊疆與邊界已經成為一對不可分割的概念。邊界為邊疆勾勒出一道相對清晰的外部界線，從而將邊疆范圍框定于領土空間之內，邊疆觀念也成為領土觀念的一部分。恰如時人所言：“今日的廣義邊疆界說，便是‘領土完整’四個字可作代表。”[9]（P51）

其次，政區思維下對邊疆內部范圍的確認。傳統文化觀念以核心區本位來定位邊疆，將其視為文化邊緣或核心區外圍，無論是邊疆的內部界線還是外部界線都較為模糊。民族國家時代，在主權至高性和制度統一性的作用下，邊疆不再被視為相對獨立的異族區和異文化區，而被當作國家的“地方”來看待。行政區劃成為界定邊疆范圍的主要尺度，邊疆觀念也由模糊性變得清晰化。從清末邊疆建省、改土歸流、設府廳州縣，到北京政府在邊疆設置特別行政區，再到國民政府在邊疆推行省制和縣制，文化邊疆觀向政區邊疆觀的轉變趨勢不斷加強。1930年代以后，政學兩界已經普遍以行政區劃方式尤其是大口徑省區來確認邊疆空間范圍。1937年頒布的《教育部廿六年度推行邊疆教育計劃大綱》，更是以政府文件形式明確提出，所謂邊疆就是指蒙古、綏遠、察哈爾、寧夏、甘肅、青海、新疆、西藏、西康、云南、貴州、四川、湖南和廣西等區域。[10]（P75-82）

再次，國家視閾下對邊疆整體范疇的拓展。王朝國家的“天下”疆域觀大都抵海而至，邊疆也主要指具有民族和文化屬性的“夷狄之地”。但是在民族國家時代，隨著國家利益和國家主權向新形態空間領域拓展，邊疆的內涵也開始變得豐富多樣。近代以后，出于維護國家主權和推動國家發展的需要，中國的邊疆架構逐漸由平面一維轉向立體三維。晚清政府就明確表達了對海洋權益的訴求，并陸續提出和使用了“領海”、“水道轄境”、“轄境水面”、“水界”、“漁界”等現代海疆概念。民國成立以后，政府公文和民間言論開始廣泛使用“海疆”一詞，海疆觀念已然深入人心。在此期間，國民政府頒布的“三海里令”在中國海疆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而“十一段斷續線”的劃定在今天仍舊是國人維護領海主權的重要依據。另外，鑒于飛行器在一戰中投入使用，中國還初步形成了“空疆”觀念，特別是當時政府代表簽署的《巴黎公約》使得“中華民國之領土領海外，又發生領空之國際關系”[11]（P26）。

（二）注重區域治理內涵的邊疆觀

邊疆是基于國家治理需要而構建起來的，因此本身就具有治理內涵。民族國家的一體化進程要求以內地標準來克服邊疆區域的異質性，邊疆治理內涵由此得以凸顯。就中國而言，隨著近代以來民族國家構建的不斷推進，從國家治理角度認識邊疆的觀念也變得日益明確并且越來越受到重視。

清季出現的“內地十八省”概念，將異質性較弱的廣西、云南、甘肅等地排除在邊疆范疇之外，其實就暗含著以治理內涵界定邊疆的意味。清末新政中“籌邊改制”和墾殖拓荒行動，更是直接反應了這種邊疆觀念。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統治階層對東北地區的認識，已從滿清龍興之地轉向了邊疆屬性，并且予以“解禁”開發和改設省制。民國初期，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系統提出了邊疆開發思想，第一次將邊疆治理納入國家治理的總體規劃之中。1929年，國民黨三大首次指明了蒙、藏、疆等地與內地間的異質性，從而更加明確了邊疆的治理內涵。此后，時任蒙藏委員會要員的黃慕松將邊疆界定為“遠離中原，既接強鄰，又與內地情形少有差別之領土”[12]（P2），已將邊疆的治理內涵表達得十分清楚了。

“九一八事變”以后，國人對于邊疆的重視達到了空前程度，由此掀起了第二次邊政研究高潮和“西北開發”熱潮。此間，無論是政界還是學界都開始有意淡化邊疆的民族屬性轉而強調其區域性治理內涵。在這樣的形勢下，國民政府內部興起了改蒙藏委員會為“邊務部”的熱議，其目的就是要淡化治邊機構的族際色彩，強化其區域治理功能。1937年教育部更是明確規定，邊疆學校須統一以地名來命名，“不得冠以任何族別字樣，以泯界限”[10]（P75-82）。隨著內地抗戰局勢惡化以及政治中心向西南、西北地區轉移，國家對于邊疆區域的治理力度進一步加強。1940年代以后，“中華民族一元論”逐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邊疆觀念甚至出現了“去民族化”和“去文化化”趨勢，區域主義儼然成為邊疆界說和邊疆治理的主要路徑。

（三）體現地緣政治思維的邊疆觀念

民族國家不是孤立的政治單元，而是存在于一個世界體系之中。在民族國家世界體系中，邊疆作為國家疆域的外圍，必然是國與國之間面對面接觸、競爭、碰撞甚至戰爭的主要場所，進而成為影響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重要變量。中國在構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也自覺地將地緣政治思維納入邊疆觀念中來，從而豐富了邊疆觀念的政治性內涵。

晚清時期，西方列強這一“他者”的出現，迫使“內地—邊疆”二重性的疆域格局得到整合，邊防模式由“夷夏之防”轉向“中外之防”，從而催生了現代國防觀念和國家安全意識。在著名的“海防”“塞防”之爭中，左宗棠頗有見地闡釋了地緣政治思想，認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保衛京師。”[13]（P329）甲午戰敗之后，隨著馬漢“海權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地緣政治思想又被引入海疆觀念之中。其中，1903年梁啟勛發表的《論太平洋海權及中國前途》一文堪稱中國海權研究之濫觴，在當時引發了討論海洋地緣政治的社會思潮。

民國時期，地緣政治思想更為深入地嵌入邊疆觀念之中，并成為政治性邊疆觀念的有機構成和助推動力。在陸疆層面，國人形成了“接近‘國防線’之領域，即邊疆”的共識[14]（P1）。尤其是在全面抗戰中，中國形成了依托邊疆“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部署，在此指引下還對西部邊疆的空間布局進行了“廣義西北”、“狹義西北”以及“大西南”和“小西南”的重新謀劃，將邊疆的地緣政治內涵呈現得淋漓盡致。在海疆層面，《海軍期刊》《海軍整建》《海疆月刊》等專門研究海權問題的刊物大量涌現，還出現了第一本系統論述中國海權的專著——《海上權力論》，這標志著中國海洋地緣政治理論的初步創立。在空疆層面，飛行器的發明使國人意識到“國與國的戰爭，也已由前線戰變為全領土戰，無前方與后方的分別”[15]（P131）。1921年杜黑《制空權》一出，旋即引發國人關注，并將其學說稱為“杜黑主義”。1930年代以后，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大量使用空中力量，進一步激發了時人對空疆的重視，甚至一度引發“海權”與“空權”孰重孰輕的激烈爭論，這也足以說明空權觀念影響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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