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人總體上認為蘇聯兵比美國兵更強，這主要是因為蘇聯兵不像美國兵那么小心翼翼，不像美國兵那樣被裝甲包裹得嚴嚴實實。而且在文化上蘇聯兵比美國兵更接近阿富汗人的中亞農民生活方式。許多蘇聯軍人對他們承擔的”國際義務”深信不疑，就像現在的美國志愿兵常常認為他們在阿富汗進行的戰爭，是在幫助一個落后國家和抗擊真正的恐怖主義威脅。

在喀布爾的茶館和街邊攤販那里，時常看到一個男人的畫像：圓臉、黑發、蓄胡，還板著面孔。畫像上的人是穆罕默德·納吉布拉（Muhammad Najibullah），阿富汗共產黨政權的最后一任總統。納吉布拉于20世紀60年代晚期加入阿富汗人民民主黨（PDPA)，掌管組織嚴密的阿富汗秘密警察（KHAD），后于1986年成為阿富汗總統。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后，納吉布拉又在總統職位上撐了3年。最終，塔利班的戰士們于1996年將納吉布拉送上了西天。

我時常向喀布爾的阿富汗人問起納吉布拉的海報和明信片，他們的回答從”他（納吉布拉–譯者注）是一個強有力的總統–那時我們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到”一切都好，喀布爾干凈整潔”，不一而足。一位咖啡館業主，用納吉布拉的諢名輕描淡寫地說道，”納吉布（Najib）和巴基斯坦人干架”。換言之，人們記住納吉布拉與其說因為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個對許多阿富汗人而言非常含混的概念，不如說因為他是一個現代化的推動者和愛國者。

了解納吉布拉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偶像有助于了解下蘇聯在阿富汗的經驗–蘇聯的戰略和戰術、恐懼和苦難，以及激勵阿富汗共產黨人及其蘇聯盟友的理想和目標。這個問題的權威之一是羅德里克·布萊思懷特（Rodric Braithwaite）。他是一個老牌外交官，曾于蘇聯解體期間擔任英國駐蘇大使。布萊思懷特最近出版了一本杰出的著作，他以同情的筆調記錄了俄國對阿富汗的入侵和占領。《阿夫甘奇》這個書名取自參加阿富汗戰爭的俄國老兵的諢名。這本書對布萊思懷特作為駐蘇英國外交官必然兜售的宣傳和謊言是一種嚴肅而適當的矯正。在這本書中，布萊思懷特對此閃爍其詞，但他在訪談中更直截了當地談到了這個問題。當布萊思懷特撰寫這本書時，他能接觸到大量俄國檔案和蘇聯-阿富汗戰爭的關鍵人物，并親赴喀布爾以發掘更多資料。

《衛報》老牌記者喬納森·斯蒂勒的《阿富汗的幽靈》一書諸多篇幅討論的也是這段歷史。在過去的30年里，斯蒂勒曾無數次訪問阿富汗，其報道的內容廣泛涉及蘇聯干涉、納吉布拉時代、圣戰者的苛政、阿富汗內戰、塔利班的崛起，以及美國的占領。斯蒂勒和布萊思懷特一樣諳熟俄語，也是《衛報》編輯維基解密電報的團隊成員之一。斯蒂勒對阿富汗的理解細致而全面，將記者對細節和背景的洞察和學者的長遠觀點相結合。他對塔利班現象和阿富汗目前狀況的描述是可靠的，不過其著作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分析阿富汗的共產主義和蘇聯占領這段被遺忘的歷史。

20世紀20年代初俄國內戰期間，蘇聯在其中亞邊境打擊穆斯林叛亂分子，20世紀30年代初再次出兵，并最終在阿富汗皇家陸軍的協助下徹底消滅了這些所謂的巴斯馬奇（basmaci, 即”匪徒”）。因此，阿富汗的穩定被視為蘇聯中亞地區安全的關鍵。20世紀50年代以來，阿富汗是接受蘇聯援助最多的四個國家之一。莫斯科向阿富汗派出工程師，并邀請數千名阿富汗學生、技術人員和軍官赴蘇聯接受培訓。

到20世紀50年代晚期，美國也開始在阿富汗投資，由此引發了一場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援助競爭。美國援建了赫爾曼德河谷管理局–美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的微縮版，即在赫爾曼德河上修建水壩，用于為阿富汗南部沙漠地區提供水電和灌溉。蘇聯則協助建設了連接阿富汗南北的薩朗山口隧道（Salang Pass Tunnel）–世界上最高的隧道之一。兩個超級大國都建設了一部分高速公路系統。喀布爾機場的基礎設施由蘇聯建設，而機場的電子、通訊設備和雷達則從美國進口。似乎反常的是，一些在蘇聯受訓的阿富汗軍官最終成了圣戰者的早期領袖：其中之一是伊什梅爾·汗（Ishmail Khan），他于1979在赫拉特（Herat）發動了一場叛亂。一些美國培養的知識分子則成了共產黨人和政府官員，例如阿富汗前總理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

1978年阿富汗共產黨發動政變是先前一場由饑荒導致的政變的間接后果。1969年起，阿富汗連續數年遭受嚴重干旱和饑荒之苦。1973年，適逢阿富汗中部古爾省人民遭受饑荒時，穆罕默德·達烏德（Muhammed Daoud）將軍發動了一場針對他的堂弟、阿富汗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Mohammed Zahir Shah）的政變。達烏德廢除了君主制，建立了一個由他任總統的共和國。查希爾國王讓曾權傾一時的達烏德將軍靠邊站，并對饑荒置之不理。達烏德一掌權就采取了當時一系列標準的經濟政策，運用國家計劃和投資建立私營工業和國內市場。達烏德對其政敵–相互仇視的伊斯蘭主義者和共產黨人–又打又拉。不過，不斷強化的鎮壓導致塔吉克族人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Ahmed Shah Massoud）和普什圖族人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Gulbuddin Hekmatyar）這樣的伊斯蘭主義者投向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流民武裝。

達烏德的鎮壓還導致1978年共產黨發動一場血腥政變。斯蒂勒寫到，這場政變是”倉促決定的即興之舉”，其導火索是暗殺深受愛戴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高級官員米爾·阿克巴爾·開伯爾（Mir Akbar Khyber）。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支持者們發起了一場群眾游行，導致阿富汗警察開始進行大逮捕。由于擔心遭到全面鎮壓，阿富汗軍隊中的共產黨軍官進攻總統府，殺死了達烏德，奪取了政權。

在阿富汗的蘇聯官員，包括克格勃喀布爾情報站的諜報人員似乎對事態發展猝不及防，并”對業已發生的事情非常焦慮不安”，布萊思懷特如是寫道。在蘇聯官員們看來，阿富汗并未做好建設社會主義的準備，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也沒有準備好進行統治。關鍵問題是，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是由兩個勢不兩立的派別組成的。黨中較大、更激進的那個派別叫”哈利克”（Khalq, 意思是”人民”）。這個派別發動了政變，其支持者主要是新近進入城市尋找工作和教育機會的、說普什圖語的人。該黨中較小的、較溫和的那個派別叫”帕爾查姆”（Parcham，意思是”旗幟”），這個派別的社會基礎是地位較穩固、說達利（Dari）語的城市中產階級。

早期的哈利克統治是血腥的。達烏德手下的40名將領和包括兩位前總理在內的政治盟友被就地處決。另有伊斯蘭分子、毛派，甚至人民民主黨旗幟派成員或被殺，或被監，或被消失了。隨著暴力升級，蘇聯人也日益焦慮。盡管如此，哈利克政府確實頒布了一系列進步的法律和規劃，比如禁止童婚、降低嫁妝費用、廢除農村債務、發動男女掃盲運動（雖然男人和女人是分開接受教育的）并進行土改。不過，這些措施雖然意圖良好，但管理不當，很快產生了反作用。

一個老資格的共產黨官員，薩利赫·穆罕默德·濟爾里（Saleh Muhammed Zeary）–斯蒂勒在倫敦希思羅旁邊一座破舊的鐘樓里找到了他–這樣解釋對人民民主黨統治的抵制：”農民們一開始很高興，但當知道我們是共產黨時，他們變了。整個世界都在反對我們。農民們說，我們共產黨不信伊斯蘭教，他們沒錯。農民們看得到，我們不祈禱。我們使女性不用再給嫁妝，農民說我們共產黨相信自由戀愛”。直到1992年圣戰者進入喀布爾，濟爾里仍留在喀布爾。當這些真主的戰士們殺害濟爾里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后，他終于逃離了阿富汗。另一個居住在倫敦的前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官員告訴斯蒂勒：”掌權后，人民民主黨領袖想要在五年內消滅文盲。這個目標是荒謬的。土地改革不受群眾歡迎。人民民主黨領袖那時候頒布的都是他們想用強力貫徹的革命法令。阿富汗社會沒有做好接受這些法令的準備。頒布這些法令也沒有和人民群眾商量”。斯蒂勒注意到，盡管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這些老黨員掌管著巨額公共資金，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從中大肆偷竊，即使偷了，數量也并不多。

阿富汗人民民主黨這些草草擬就的改革措施是阿富汗社會年深日久的城鄉對立的犧牲品。城市里受過教育的理想主義青年并不了解他們力圖重塑的阿富汗農村，住在土房子里的村民也不了解城市官僚。改革的社會和文化內容威脅了傳統的毛拉、馬利克（malik，村社領袖）和大地主的各項特權，這絲毫不足為奇。可能令人困惑的是，改革中具有經濟進步的方面同樣被宗教思想濃厚的農民所否定。雖然阿富汗貧困且不平等，但這個國家土地的不平等狀況并不如革命前的墨西哥或中國那樣嚴重。正如斯蒂勒解釋的，阿富汗農民以多種方式”和他們的地主們通過宗教、宗族和家庭紐帶相聯系，而且農民們并沒準備挑戰地主的權威”。阿富汗的農村社會始終在某種程度上獨立于喀布爾并感受到上述改革措施帶來的威脅，它越來越傾向于轉向武裝反抗，并和達烏德統治期間逃亡到巴基斯坦的各伊斯蘭團體搭上關系。

使阿富汗人民民主黨雪上加霜的是一些技術性失誤。喀布爾的城市共產黨人心急火燎地重新分配了土地，但卻沒有分配水權，這個大錯誤暴露他們對當地的農業一無所知。阿富汗共產黨人廢除了壓迫性的、以巴扎為基礎的信貸系統，但卻沒有建立用以援助現金缺乏的種植農的替代性信貸機制[拉賈·安瓦爾（Raja Anwar）的著作《阿富汗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fghanistan）是關于阿富汗革命及其失策的另一個有價值的資料來源]。蘇聯則反復建議喀布爾政府取消或推遲推行更激進的改革。

阿富汗共產黨人并不是第一批遭受農村反撲的阿富汗現代化的推行者。被稱為”紅色王子”的阿馬努拉·汗（Amanullah Khan）1919年把英國人趕出了阿富汗，十年之后卻被一場部落叛亂趕下臺，因為這些部落反對他受土耳其現代化鼓舞的現代化措施。阿馬努拉只進行了一點點土地改革，賦予婦女投票權，并開始讓女孩們上學。阿富汗的農村精英們可能會欣然接受優質道路，但他們不會為修建這些道路繳稅；農村群眾也許會認可農業進步和教育，但不會同意對家長制的攻擊。50年后，阿富汗共產黨人面臨著同樣的宗教叛亂。為了平息叛亂，阿富汗共產黨人開始在公共場合表現他們的虔誠，進行祈禱并訪問清真寺。不過，這些舉措太不夠了，也太晚了。阿富汗的危機于1979年3月達到了頂點：在阿富汗-伊朗邊境的大城市赫拉特爆發了一場由伊斯蘭教軍官們領導的大規模叛亂。毫無疑問，這群伊斯蘭教軍官們發動叛亂的決心受到了鄰國的鼓舞：伊朗國王已經逃離，霍梅尼一個月前剛剛回到德黑蘭。

布萊思懷特的研究表明，阿富汗的叛亂和阿富汗軍隊的平叛–鎮壓得到了蘇軍飛行員的幫助–并不如傳言所認為的那樣血腥：”雖然西方媒體和西方歷史學家們繼續堅持多達100名蘇聯公民遇害，但赫拉特的蘇聯人傷亡總數看起來不超過3個人。”對赫拉特的地毯式轟炸也沒有造成數以千計的人傷亡。

赫拉特事件之后，阿富汗其他軍隊也發生嘩變，而且，蘇聯一邊向阿富汗派出更多顧問，一邊開始制定全面向阿富汗派遣地面武裝力量的應急計劃。到1979年夏天，美國已開始向圣戰者們輸送金錢和武器，這些圣戰者們從巴基斯坦境內攻擊阿富汗政府軍和公共基礎設施。與此同時，由于意識形態分歧與個人分歧導致人民派和旗幟派發生沖突，甚至人民派內部暴力沖突，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內部矛盾也在加劇。1979年9月，時任阿富汗總統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Noor Muhammed Taraki）被綁在床上用枕頭悶死：殺死他的命令是塔拉基的對手及人民派戰友、時任阿富汗總理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下的。在塔拉基和阿明兩人中，蘇聯領導層認為前者較為靈活，前者被謀殺也激怒了蘇聯領導層。克里姆林宮的多疑癥也在升高。20世紀60年代，阿明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修讀博士學位，當時阿明是該校阿富汗學生組織首領，有傳言說他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系。斯蒂勒注意到，有記錄表明，阿明承認革命前他從中情局拿錢。布萊思懷特報告說，甚至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阿道夫·杜布斯（Adolph Dubs）在和阿明會談數次后也向中情局打聽阿明是否是該局線人。最有可能的是，阿明走的是過去歷任阿富汗領導人們熟極而流 的道路：駕馭一個緩沖國，并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走鋼絲。

在1979年這個危機年份中，阿富汗共產黨政府向蘇聯發出了13次軍事干預請求。莫斯科則找了一切合適的理由不向阿富汗部署地面部隊。”我們已經仔細研究了這次行動的所有方面，并得出如下結論：如果我方軍隊介入，貴國局勢不但不能得到改善，反而會惡化”，一位蘇聯官員如此解釋。不過，塔拉基被謀殺似乎改變了蘇聯方面的想法。

蘇聯陸軍第40集團軍被派到南方，而當該軍最終于1979年12月底到達阿富汗時，其任務不是協助阿明，而是殺死他。蘇聯特種部隊向阿富汗總統府發起進攻，并最終在一場漫長而血腥的逐屋槍戰中將阿富汗總統逼得無路可逃，最終殺了他。蘇聯選中代替阿明的阿富汗領導人是來自人民民主黨較溫和的旗幟派的巴布拉克·卡爾邁勒（Babrak Karmal）。卡爾邁勒脾氣暴躁、反復無常且性格多疑，他的酗酒只是進一步加劇了他的無能[如果聽起來卡爾邁勒與哈米德·卡爾扎伊（Hamid Karzai）--傳言說他服用麻醉劑--有幾分相似，這只是人們將會在布萊思懷特的著作中發現的二者諸多相似之處的其中一個]。一開始莫斯科和華盛頓都認為，軍事干涉可能只會持續6個月，并且阿富汗人，至少是其中的城市人，會歡迎蘇聯人，也樂見結束阿明的喪心病狂的統治。

蘇聯除了向阿富汗派駐軍隊之外，還派遣了一批具有理想主義精神的民事顧問和技術人員。不過，卡爾邁勒證明他無法贏得阿富汗農村穆斯林的擁戴，所以阿富汗國家的能力仍然有限。禍不單行，1979年7月以來，美國一直在武裝7個圣戰者團體。美國向阿富汗提供的數目可觀的秘密軍事援助是由中情局提議的，沙特政府也慷慨解囊，并由巴基斯坦日漸坐大的三軍情報局（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忠誠地掌管著。不久以后，俄國人就陷入了一場耗時9年才終結的戰爭。

許多蘇聯軍人對他們承擔的”國際義務”深信不疑，就像現在的美國志愿兵常常認為他們在阿富汗進行的戰爭，是在幫助一個落后國家和抗擊真正的恐怖主義威脅。而且，與今日的美軍普通士兵一樣，在阿富汗作戰的蘇軍普通士兵多來自工人階級、農民或小城鎮。來自職業階層，或者西部大城市蘇共官員關系戶的軍人，則散布在蘇軍空軍、克格勃和醫療部門，但是在那些護送后勤給養的途中戰死或者在荒無人煙的崇山峻嶺里挖戰壕的蘇軍士兵中，就很難發現上述軍人的身影。蘇軍的絕大多數戰斗都由農村子弟們和小工廠城鎮子弟們執行。

蘇軍第40集團軍的真正目標是使阿富汗人心悅誠服，不過情況并非如此。當蘇聯和美國地面部隊受到阻擋時，這些部隊吁請空軍和炮火進行支援，如果圣戰者們從村莊中開火，這些村莊會遭受轟炸并被摧毀。布萊思懷特對一切諸如蘇聯人安放裝有餌雷的玩具或使用化學武器這樣的老套的戰爭謊話嗤之以鼻。與20世紀80年代西方媒體的報道相反，蘇軍對平民的暴行并非有意為之，而是蘇軍政策可以預見、不可寬恕的副作用。不過，反游擊戰爭的非理性和諸多矛盾的影響更加深刻。蘇聯審判了數以百計的士兵，這些士兵的罪名大至強奸、謀殺，小至吸毒、小偷小摸和恃強凌弱（這個問題從沙皇時代起一直是俄軍的頑疾）。不過蘇聯方面不能，或者不愿阻止阿富汗秘密警察犯下的罪行：大約8000名阿富汗人被人民民主黨政府處決，還有數千人被關押并被施以酷刑。

根據布萊思懷特的說法，阿富汗人總體上認為蘇聯兵比美國兵更強，這主要是因為蘇聯兵不像美國兵那么小心翼翼，不像美國兵那樣被裝甲包裹得嚴嚴實實。而且在文化上，蘇聯兵比美國兵更接近阿富汗人的中亞農民生活方式。一些把阿富汗當成自己的家的阿夫甘奇對這個國家適應得很好，不過其他蘇軍士兵被藥物成癮和酗酒所困并在其中苦苦掙扎，受傷的蘇軍士兵則陷入與龐大的醫療官僚機構無休無止的斗爭之中。許多蘇軍老兵還發現，蘇聯國內的許多公民也越來越討厭有關這場似乎毫無意義的戰爭的新聞。

到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的時候，蘇聯領導層已經越來越多地表態將從阿富汗撤軍。士兵家屬、蘇軍老兵，甚至一些活躍的軍官發起了一場向前線寄反戰書信的運動。這場運動雖然無聲無息，但卻規模甚巨，且堅持不懈。這些都有助于蘇聯官方最終決定從阿富汗撤軍。蘇聯國內正在推行改革和公開性，新任命的阿富汗總統納吉布拉則日益偏離馬克思列寧主義，轉向務實的民族主義。1988年，納吉布拉將人民民主黨的名字改成了”瓦坦”（Watan），或稱祖國黨，到了納吉布拉末期，他甚至考慮任命圣戰者頭目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Ahmed Shah Massoud）為國防部長。

這些以卡爾邁勒下臺和納吉布拉崛起為發端的變化都是民族和解這個正式政策的組成部分。阿爾捷米·卡利諾夫斯基（Artemy Kalinovsky）的著作《漫長的告別》極好地描繪了蘇聯和阿富汗方面穩定局勢的最終外交嘗試。卡利諾夫斯基寫到，”從1985年到1987年，莫斯科的阿富汗政策是努力以不遭受失敗為前提結束戰爭。……戈爾巴喬夫幾乎與他的前任們一樣憂心，蘇聯匆忙撤軍可能有損于蘇聯的威信，尤其是蘇聯在第三世界朋友們中的威信。不過，戈爾巴喬夫還保證結束阿富汗戰爭，蘇共政治局絕大多數成員也支持他這樣做。這意味著要尋找新的途徑培養一個能夠在蘇軍撤離后自力更生的喀布爾政權”。

民族和解政策如果想要行得通，就需要得到圣戰者的主要后臺老板–美國的配合。卡利諾夫斯基用了整整一章描寫美蘇圍繞阿富汗問題展開的談判。對阿富汗政府和蘇聯來說，不幸的是里根內閣分化為”（給蘇聯）放血派”和”（與蘇聯）談判派”。一方面，時任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cultz）是”談判派”的核心人物，他支持遷就蘇聯：談判派認為，如果蘇聯紅軍撤離阿富汗，美國應該切斷對阿富汗圣戰者們的援助。另一方面，放血派–該派在中情局和國會的”阿富汗院外游說集團”中尤其強大，他們決意讓蘇聯在阿富汗流更多的血，并堅持只有蘇聯停止向納吉布拉政府提供一切援助，美國才能停止向阿富汗圣戰者提供援助。放血派最終在爭論中獲勝。納吉布拉政府和蘇聯認為，里根內閣的立場是”完全不合作”。

1989年2月，最后一輛蘇聯坦克終于越過了阿姆河以北的友誼大橋。蘇聯繼續向納吉布拉政府提供物資，這個政府的表現也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1989年3月，正單打獨斗的阿富汗政府軍擊退了圣戰者對楠格哈爾省（Nangahar）東部、距離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不遠的賈拉拉巴德（Jalalabad）的圍攻。如果阿富汗叛亂分子們打下賈拉拉巴德，喀布爾就是他們的下一個目標。之后，阿富汗圣戰者的七大派別盡管戰術卓越，但一直四分五裂且沒有一以貫之的戰略。

布萊思懷特說，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他不想成為第一位對戰敗負責的蘇聯外交部長–是納吉布拉的最大擁躉。謝瓦爾德納澤堅持說，如果阿富汗政府能夠得到燃料和武器的穩定供應，他們或許能無休止地戰斗下去。的確，納吉布拉又堅持了3年，不過當葉利欽讓戈爾巴喬夫靠邊站，蘇聯又解體了，阿富汗政府的生命線被切斷了。

蘇聯在阿富汗的慘敗并沒有像許多人所設想的那樣導致了蘇聯崩潰。情況正好相反。正如《經濟學人》雜志所解釋的，”當蘇聯官員將他們的特權’貨幣化’，并將這些特權轉化為財產時，蘇聯體制崩潰了”。一旦葉利欽掌權，納吉布拉政府隨之崩潰。布萊思懷特報道說，在戈爾巴喬夫下臺、蘇聯解體之前，雖然葉利欽只是蘇聯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的首腦，但他已開始與阿富汗圣戰者進行秘密接觸。俄國的物資供應剛中斷，納吉布拉手下主要將領之一拉希德·杜斯塔姆（Rashid Dostum）就叛逃到圣戰者一方。1992年4月，納吉布拉最終被推翻，各路圣戰者和民族主義狂熱分子涌入喀布爾。極短命的聯合政府試驗終止之后，各派武裝力量轉而自相殘殺，而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殘余力量要么逃離該國，要么轉入地下。

納吉布拉試圖逃跑，但是杜斯塔姆的手下擋住了納吉布拉前往喀布爾機場的路。在接下來的4年中，喀布爾陷入了野蠻狀態，各派爭權奪利的圣戰者帶給阿富汗的是黑暗狀態–這既是比喻，也是實際狀況：路燈和電車軌道被洗劫一空，公共服務消失殆盡，各派圣戰者之間的戰斗把半個喀布爾夷為平地，據估計喪生者達10萬之眾–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此時納吉布拉一直躲在聯合國辦事處里。1996年，塔利班最終占領了喀布爾并抓住了納吉布拉。塔利班對納吉布拉大肆鞭撻、施以酷刑并閹割了他，而后又將其槍殺。納吉布拉的尸體被游街并懸掛吊在路燈柱上示眾。

現在，北約軍隊進駐喀布爾，然而納吉布拉的一些肖像仍然掛在喀布爾。為何如此？和現在一樣，20世紀80年代的阿富汗戰爭并不僅僅是阿富汗人和外來侵略者之間的戰爭。它也是阿富汗人之間的沖突：支持現代化甚至是強制現代化的城里人和極端反對一切社會變革的鄉下人之間的沖突。而且，每一支力量都已和強有力的外部支持者結盟。冷戰時期，蘇聯支持喀布爾，而美國和巴基斯坦則支持叛亂分子。現在，美國出于一系列荒謬的理由支持喀布爾那些志存高遠的國家建設者們（其中許多人正是在納吉布拉政府中供職的同一批人），而巴基斯坦–美國名義上的盟友并得到大量資助的美國附庸–仍然支持篤信宗教、遵循傳統的叛亂分子。

對于阿富汗城市居民來說，核心的政治問題一直是：意識形態是與電力相伴而行的嗎？正是這些人一直企圖讓喀布爾的權威擴展到阿富汗鄉村，而且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這些現代化的擁躉們就遭到了暴力反抗。他們推行自己理念的工具一度是君主立憲制，之后是總統共和國制，再后是蘇式社會主義，以及納吉布拉堅持到最后的民族主義。現在，這個工具則是北約強加給阿富汗的、存在嚴重缺陷的自由民主實驗。毫不奇怪的是，前共產黨人至今仍是現代化的推行者，且可以發現遍布于有名無實的阿富汗政府的一些有法定資格的部門。

這類技術官僚之一是穆罕默德·哈尼夫·阿特馬爾（Muhammad Hanif Atmar）。在卡爾扎伊政府中，廣受尊敬的阿特馬爾相繼在多個部門擔任部長，從農村發展部到教育部再到內政部。青年時代的阿特馬爾是阿富汗秘密警察特種部隊的成員（與蘇聯克格勃一樣，阿富汗秘密警察擁有軍事部門）。在抵抗圣戰者對賈拉拉巴德的圍攻時，阿特馬爾丟掉了一條腿。納吉布拉政府倒臺后，阿特馬爾赴英國留學。美國入侵阿富汗之后，阿特馬爾回到喀布爾，并迅速贏得了一個有能力管理者的聲望、”西方能夠與之共事的人”。 秘密警察的繼承機構–阿富汗國家安全部中至今仍有許多人曾是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旗幟派的干部，以至于許多人直接將這個機構叫做”哈德”（KHAD，即原先的阿富汗秘密警察）。另一個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前技術官僚是查希爾·塔寧（Zahir Tanin）。塔寧現在是阿富汗常駐聯合國代表，20世紀80年代他是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中央委員。

簡言之，這就是為什么阿富汗人至今仍把納吉布拉的肖像掛在喀布爾的原因–因為，盡管這個人有諸多缺點，但其世界觀是和電力相伴而來的。不過，可惜的是，戰爭不能發電。

原載于《東方歷史評論》撰文：安德魯·哈克 翻譯：葉攀 校譯：索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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