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天安門廣場在50年代成為中國新的政治中心，毛澤東就將每年的閱兵游行視為展現中國革命生死斗爭精神的場域。洞悉政治事務敵友本質的他知道：“槍桿子里出政權”。通過秩序井然、整齊劃一的隊列展示，領袖個人的超凡魅力得以和誕生于槍桿子的政權緊密聯系。對毛澤東而言，無論是建國初年對天安門廣場空間格局的改造，還是對蘇聯慶典儀軌的借鑒，一年一度的天安門閱兵既應成為中國人民掃蕩封建秩序的象征，也是宣示中國共產黨時刻準備與敵斗爭的舞臺。

然而，伴隨克里斯馬領袖在70年代末退出歷史舞臺，閱兵的超凡魅力也在國家方略的轉折中迅速分崩離析。革命意識形態的消褪，致使曾經清晰可見的儀式中心面目含糊，而同時，解放軍在革命年代和建國初期形成的獨特傳統也并未失亡殆盡。面對突如其來的轉變，關于閱兵的中國敘事也由此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1984年，天安門廣場迎來毛澤東去世后最大規模的國慶閱兵。盡管處于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此次閱兵在儀軌、口號與話語方面仍大致與之前保持一致，但在天安門廣場可見的閱兵儀式之外，一種新的閱兵敘述正在儀式自身的時空外興起。1986年，由陳凱歌導演、張藝謀攝影的電影《大閱兵》在全國上映。（在線播放）與過往的軍旅題材不同，這部聚焦1984年國慶閱兵中受閱士兵的影片并未將呈現的重點放在社會主義英雄史詩的傳統敘事中，令人驚訝的是，這部電影在這項屬于人民群眾的神圣慶典中發現了離經叛道的“個人主義”。

相較《英雄兒女》等經典影片對革命軍隊無私精神的中心鋪陳，《大閱兵》的鏡頭語言同樣關注受閱部隊集體訓練的場面，但在千人一面的汪洋大海中，陳凱歌和張藝謀看到的更多是浪花的姿態，而非秩序井然的驚濤拍岸。在影片中，根植于個人與集體密切配合的隊列藝術，往往成為個體意識的強力表達。在描寫新兵劉國強陳述自己“不下火線”原因的一段戲中，這個年方十六、高燒不退的孩子說，他之所以瞞著戰友、堅持訓練，不是因為擔心上司的批評或者他人的非議，而是因為只有站在隊列中，他才能“聽到戰友心跳的聲音”。聽完劉國強的自白后，王學圻扮演的連長李偉成準許了劉繼續訓練的要求，盡管對這位年長的軍人角色來說，“榮譽”、“集體”和“犧牲”才更像是士兵堅持不懈的理由。

如果說劉國強的心聲代表了新一代中國士兵對自身身份的理解，那么李偉成等人對大閱兵的疑惑，則展現了老一輩革命軍人在傳統沉浮時刻的焦慮。在嚴酷訓練貫穿起來的影片中，陳凱歌安插了一次集體焦慮的群情爆發。吳若甫飾演的士兵呂純在集體會中直言不諱：“現在這年月，誰沒有一點私心？我們四百個弟兄每天起早貪黑，為了什么？像機器人一樣走路！……孫指導員，你知道現實世界里的人腦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嗎？你以為我們在這兒搞一個小小的閱兵，他們就會熱血沸騰么？誰會理解我們軍人的難處，時代早就變了！”在呂純這樣的老兵看來，在這個“變了的時代”里，士兵的境況和閱兵的意義早已不復往日，形式化的閱兵已失去了過往歲月中千人唱、萬人和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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