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跟朝鮮兩國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
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印象中,1949年以來的中朝關系與中蘇關系有很大區別:中蘇關系涇渭分明,前十年,蘇聯老大哥一切都好,報紙上連篇累牘的歌頌報道,后面的一二十年,中蘇交惡,蘇聯一切都壞;而中朝關系60年來都是“鮮血凝結成的友誼”,除了友誼,從來看不見有別的說法。
現在,我們國家的對朝政策陷入尷尬,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研究和應對周邊復雜的國際關系時,只能有一種聲音,說好就一切都好,一旦發生意外,都不知道該怎么辦。
過去大約十年,我都在搜集中國、蘇聯、朝鮮還有東歐各國的有關檔案,做現代中朝關系的研究,正著手寫一本書,主要關注1919~1976年之間的這段往事。
共產國際扶植早期朝共
現代中朝關系要追根溯源,必須搞清楚,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到二次大戰之前,朝鮮共產黨及其與中共關系的來龍去脈。現在人們一般都知道朝鮮勞動黨,不知道有朝鮮共產黨,金日成的傳記中也不提朝共,因為當年朝共解散的時候,他還沒入黨。
1910年8月22日,日本通過強簽《日韓合并條約》,兼并朝鮮,此后大量朝鮮人向日本、俄國、中國等周邊國家移民。到日本的朝鮮移民比較老實,多是打工掙錢去了,很少參與政治運動。最活躍的是到俄國(后來是蘇聯)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的這幫移民,到中國的移民也活躍起來了。1917年俄國鬧十月革命,革命浪潮把這些朝鮮移民席卷進來了,紛紛各自成立共產黨組織。
1919年3月,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三一運動”,30多名朝鮮獨立運動人士在漢城公開發表“獨立宣言”,遭到日本駐朝鮮總督府強力鎮壓,但此舉激發聲勢更浩大的朝鮮獨立浪潮;第二件是列寧在莫斯科成立共產國際。本來列寧要在歐洲各國發動革命,但德國基爾水兵起義、匈牙利革命、進攻波蘭等一系列革命暴動最后全失敗了,列寧眼光不得不轉向東方的落后國家,認為那里才是世界革命成功的希望所在。在此戰略方針下,共產國際成立,以大力扶持東方各國的革命運動,包括倡導建立中共和朝共,而一開始對朝共更為重視,因為朝共第一撥人馬就在蘇聯境內活動。
早期朝共有一個毛病,喜歡拉山頭、分派別,到1920年前后,成立了不下20個朝鮮人的共產主義組織,幾乎遍地都是。后來漸漸形成兩股勢力:在中國黑龍江以北的蘇聯境內,以貝加爾湖為界,一西一東,東邊以赤塔為基地的是朝共“赤塔派”,得到俄共(布)遠東局的支持;西邊是以伊爾庫茨克為基地,得到俄共(布)西伯利亞局的支持。在中國上海還有一撥朝共人士,稱為“上海派”,因為共產國際遠東局就設在上海。后來,上海派與赤塔派聯合,成為“上海-赤塔派”。但按共產國際的章程要求,各國共產黨要加入,必須先成立一個統一的具有代表性的黨,不能大家都搶。問題是,共產國際內部也分派別,對那些在本地區成立起來的朝共組織,知根知底,關系密切,自然更為信任。
在遠東地區的朝共黨員,大多數沒有加入蘇聯國籍,他們也搞革命,也信仰馬列主義,但內心里更傾向于以爭取朝鮮獨立自由為主要奮斗目標,這就是后來勢力很大的“赤塔派”,他們跟朝共“上海派”聯系較為緊密。“上海派”早期最有名的領導人是李東輝,他見過列寧和托洛茨基,不但最早發起組織社會黨,還組織創建了共產黨,后者是第一個得到共產國際承認的朝共組織。最奇特的是,他跟著名的朝鮮民族主義活動家李承晚關系不錯,1919年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上海成立,李承晚是總統,李東輝是總理。這種做法很像當年中國的國共合作,列寧對此特別欣賞,共產國際遠東局也很支持。
朝共中的“伊爾庫茨克派”,主要在蘇聯西伯利亞地區活動,他們大都是已加入蘇聯國籍的朝鮮人,他們的政治主張與俄共(布)更一致,等于俄共(布)的朝人支部,得到共產國際西伯利亞局支持。1920~1924年之間,共產國際遠東局跟西伯利亞局兩方來回爭斗,分別支持“赤塔派”和“伊爾庫茨克派”,爭相合并朝共其他規模較小的組織派別,向上級互相告狀,斥責另一方是特務。西伯利亞局的朝共人員到遠東去,被遠東局的人關押審判,反過來也一樣,鬧不清楚誰真誰假。他們又都擁有自己的武裝,互相對立,甚至發生大規模流血沖突,1921年6月一次爭斗就殺了400多人。
這下只好由共產國際出面善后了。1922年12月,共產國際解散了這兩個朝共組織,成立朝鮮局,專門處理此類爭斗。但是也不行,因為共產國際內部也鬧分裂了。共產國際本來就是個各國共產黨聯合的組織,里面有各國的共產黨人,本來哪國的人歸哪國管,現在索性不要朝鮮人,讓片山潛(日共)和維經斯基(俄國人)來主持朝鮮局。然而,1923年1月舉行的朝鮮民族代表大會還是分為兩派(上海派支持的“改造派”和伊爾庫茨克派支持的“創造派”),朝鮮局分裂了,李東輝宣布退出朝鮮局。筆墨官司打到列寧和托洛茨基那兒。
最后的結果是,共產國際決定,一概不承認上面這些派別是共產黨。按照共產國際的建黨原則:一國一黨,而且組織要在本國活動發展,如果長期待在外國,必須加入當地的共產黨。換言之,朝共要回到朝鮮境內建黨去。于是,共產國際朝鮮局總部遷到了海參崴,然后到中國東北(滿洲),再陸續往朝鮮境內派人去活動。1925年4月,第一屆朝共中央成立,把國內幾派人聯合起來,有“火曜派”“北風會”等,開始表現還挺紅火的,向莫斯科共產國際打報告,共產國際聽了很高興,馬上大筆撥錢支持。當時朝鮮在日本殖民占領下,日本警察管得很嚴,共產國際支援的錢還沒運回去,朝鮮境內的朝共組織就被日本人破獲了,前后只存在了6個月。之后另一派的一撥新人又成立朝共中央和組織。但這個更短命,4個月后就讓日本人破獲了。以后又有“漢城派”“馬列(ML)派”相繼掌權。朝共組織短命的原因,除了日本警察確實搜捕很嚴厲外,根源還在朝共內部不同派別之間互相告密、拆臺,為了本派利益和名分,不惜出賣政治對手。這樣來回折騰,1925~1928三年多里,朝共中央連續換了四屆人馬,其中第三屆中央,光書記就換了五個。民族主義者發起的韓國臨時政府那批人,內部分歧、派性斗爭也很厲害,好幾個重要人物遭到暗殺,都是朝鮮民族主義者干的。
中共與朝共的淵源
到了1928年,內外交困之下,朝鮮境內的共產主義力量幾乎不復存在,當時有句玩笑話說,朝共中央開會都在監獄里開,因為所有中央委員都抓進去了。少數僥幸逃脫的人,跑到了莫斯科還互相指責、告密,不知誰真誰假,共產國際也沒辦法派人實地調查。
1928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再度做出決議,對以前的朝共中央和組織一概不予承認,要從頭再建,這時候他們想起了中共。
朝共在蘇聯建不成,在朝鮮也建不成,只有中國的東北(滿洲)仍有機會,那里革命力量還是很大的,20世紀20年代前后,滿洲全境的朝鮮移民不下幾十萬,其中不乏革命青年和共產主義者。于是共產國際決議,希望中共幫助朝鮮建黨。
在此之前,中共與朝共并沒什么聯系。有的研究稱,中朝兩黨之間早就形成了親密的關系,我不這么看。
有種說法是,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就在上海陳獨秀的家里,會見過朝共領導人,但此說沒有明確出處,也沒講清楚,中共與朝共兩黨領導人是否直接見過面開過會。還有一說,稱李東輝、樸鎮淳等朝共早期領導人見過陳獨秀李大釗,但只是風言風語,沒有證據,找不到注釋,無法坐實。
目前唯一能確定的,是樸鎮淳從莫斯科到中國來時,共產國際給了他一筆錢,其中一部分交到中共手里。過去這件事沒弄清楚,給了多少錢?給誰了?是日元還是銀元?都不知道。
我查到共產國際有兩個報告專門提到此事:朝鮮人在蘇聯先后得到過兩筆錢,第一筆400萬紙盧布,不值錢,剛出發不久,在伊爾庫茨克讓當地俄國人截留了一半,到北京又讓遠東共和國(1920年4月成立,名義上獨立,實際受蘇俄控制,作為蘇俄與進占海參崴等地的日本之間的緩沖地帶,1922年11月并入蘇聯)駐華代表截了一半,真正到上海時僅剩下總數的四分之一;第二次給了40萬金盧布,很值錢,由不同的人分著帶,有的人路上失蹤了,攜帶的現金也不知去向,最后到上海換成中國大洋,總共有25萬多大洋,那時候可是一大筆錢了,可見共產國際真的是全力支持朝共。
上述報告里說,那25萬多大洋,有1萬零500大洋給了陳獨秀,2萬大洋給了日共,其他的錢都是朝共自己的。
當時有傳言說朝共領導人李東輝用這筆錢在上海買了大房子,他的秘書金立用來娶了小老婆,李東輝為此專門兩次寫報告向共產國際匯報。但還有兩點疑問,報告里未能解釋清楚:第一,那1萬零500大洋是共產國際委托轉給中共的,還是朝共主動給的?我的判斷是共產國際指令給的;第二,這筆錢交給陳獨秀了嗎?我找了很多材料,都沒有相關線索,只有后來王若飛在延安時曾提到過此事。這是建黨初期朝共與中共的唯一聯系。
1925年以后,有一部分朝共人士轉移到中國境內,因為逃避拘捕逃到了上海,成立朝共海外局,但他們未獲朝共國內中央的承認,因此共產國際規定不能在朝鮮境外成立組織。這幫人處境很尷尬,私下商量,要不咱們直接參加中共算了。正好中共江蘇省委成立法南(上海法租界和南市地區)支委,接收了他們,成立“中共上海韓人支部”,他們平時獨立活動,存在時間不長,1932年前后就解散了。
當時有一個明顯的現象,就是有大量朝鮮人直接參加了中共,這撥人日后很有名。比如武亭,保定軍官軍校畢業,1925年加入中共,參加過廣州起義,到江西蘇區后進入中央紅軍作戰部,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擔任八路軍總部參謀,后來任朝鮮義勇軍司令員。他特別得到中共高層重視,跟彭德懷關系極好,朝鮮戰爭期間,出任朝鮮人民軍軍長、炮兵司令官等職。還有楊林,云南講武堂畢業,曾任黃埔軍校教官,后投奔江西蘇區,任紅十五軍團師參謀長,長征到達陜北后不久在一次戰斗中犧牲了。
當時加入中共的還有金山、李鐵夫等人。金山1929年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長,李鐵夫則是1936年的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接受劉少奇主持的中共北方局領導。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30年代早期有批判“鐵夫路線”的記載,其實他是朝鮮人。
但這些人跟朝共沒什么關系,那個時候中共也不太在乎黨員的國籍,直到“二戰”結束以后才有相關的規定。以前共產國際本來就不講國籍,大家都是兄弟。
總而言之,直到1928年底之前,中朝兩個共產黨之間沒什么特別關系,然后事情突然就發生了變化。
首度“融合”
從1929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再到“二戰”結束,是中朝兩個共產黨關系的第二階段,其間發生的事也挺有意思,可扼要說一下。
1927年4月,中國的國共兩黨合作公開破裂,中共黨員在關內尤其是上海等大城市待不住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分析,認為東北這地方不錯,群眾革命情緒高漲。東北的中國本地老百姓老實一點,朝鮮人很不安分,點個火就著。而1927年到1929年期間,中共在滿洲的黨員總共只有一二百人,分十幾個支部,不少支部都是“光棍書記”,他們常向上級匯報,要充分利用當地的朝鮮共產黨人。所以,中共中央就決定派陳為人、劉少奇前去做工作。當時朝共在滿洲有2000多黨員,團員和積極分子還有好幾萬人,中共中央交給劉少奇他們的任務,就是把這些革命力量爭取過來。那時候共產國際只是讓中共幫助朝共建黨,還沒下決心讓朝共黨員加入中共組織,我看到的回憶錄中記載,正式向中共下達有關通知,是1930年5月份。
1926年4月朝共滿洲總局成立,后來分裂為三個總局,“火曜派”、ML派(“馬列派”)和“漢上派”(漢城-上海派)各自建立起自己的黨組織。1928年底共產國際宣布不再承認朝鮮共產黨,對他們打擊很大。中共干部抵達東北之后,分別做工作爭取他們。“馬列派”自感根基不牢,獨立生存困難,馬上宣布解散,加入中共,這是1930年3月的事。這下可觸動了共產國際,5月18日就直接做出決議:第一,滿洲的朝鮮共產黨一律歸中共管,把組織機構人員交給中共;第二,由中共幫助朝共建黨。
中共有自己的考慮,他們主要想全面吸收改編朝共,靠這幫朝鮮人的力量加強中國革命,他們要求朝共解散,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共,這與共產國際最初想法是有明顯分歧的。共產國際的決議直接導致“火曜派”滿洲總局宣布解散。“漢上派”還想堅持,后來繼續談判,朝共要求整體加入,滿洲還是他們活動的地盤,只不過歸中共領導,但中共方面態度強硬,堅持“一個不剩”。
中共方面談判優勢明顯:我是共產國際的支部,你們朝共的組織,沒有一個是合法的,而且都在中國境內活動。經過一個多月討價還價,到了7月,“漢上派”也解散了。
到1930年夏天,朝共滿洲各派被迫宣布解散,黨員重新申請加入中共。具體辦法是,工農基層黨員不要預備期,屬于某一派的普通黨員半年預備期,黨內干部則要一年,此舉目的,是嚴防朝鮮共產黨原有的派別滲透到中共里來。
這樣一來,中共在東北的力量得到迅猛發展,1931年黨員已經達到2000多人。據周保中回憶,上世紀30年代初中共東北地區的縣委書記和區委書記,差不多都是朝鮮同志擔任。與此同時,中共也承擔了幫助朝鮮共產黨重建的任務。但是后來發生“九一八事變”,這個工作就停止了。
在此過程中,老資格的朝共人士差不多全都離開,回蘇聯去了。他們遭遇也很慘,正趕上斯大林搞肅反運動,大清洗,結果全給殺了。近些年俄羅斯公布了當年所有被害朝共領導人的名單,除了李東輝病故,其他的像樸鎮淳、韓明世、南萬春等,不管哪一派的,都當做日本間諜被槍斃了。
這些人躲過了日本警察的搜捕,卻沒有逃出蘇聯秘密警察的清洗。殘存的一點早期朝鮮共產黨人和革命力量被消滅殆盡,一代人的奮斗就此終結。
1931~1932年,也就是“九一八事變”前后,東北的反日情緒高漲,新一代朝鮮革命力量起來了,他們大都是十八九歲、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當時加入中共的幾乎都是這幫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金日成。
“老大哥”提攜“小兄弟”
金日成出身東北抗日聯軍(原為東北人民革命軍),他能在新一代的朝鮮共產黨人中嶄露頭角,既有機遇的原因,與他個人的聰明才智也很有關系。金日成早年上過中國的學校,中國話說得很好,抗聯中的漢族人不懂朝鮮話,而大部分朝鮮人又不太會講中國話,兩方溝通有困難,這樣就顯出金日成的作用了,所以他年紀雖輕,地位提升卻比較快。
1938~1939年左右,抗聯遭受日軍強力鎮壓圍攻,生存越來越困難,不得不時時越境跑到蘇聯一方去。以前蘇聯人對待越境抗聯戰士的態度是:只要跑過來的全部繳械,裝上大悶罐火車經西伯利亞鐵路直接送到新疆去。斯大林用了這一招,是想中日兩邊都不想得罪——你讓抗聯戰士吃飽了休整好,再回中國去打日本人,日本人哪能答應?本來斯大林在蘇德邊境時時刻刻準備跟希特勒打仗,就怕日本抄他后路;你又不能讓中國人生氣,還要指望中國人在東線抵抗日本,替蘇聯穩定后方呢。所以直接送到新疆軍閥盛世才那兒去,盛世才跟斯大林關系很好,曾申請加入蘇聯共產黨,迪化也有八路軍辦事處,抗聯戰士送那兒去,等于交還給中國人了。
但到了1939年,蘇聯人對越境的抗聯戰士態度突然大變,好吃好喝好招待,還給錢、發軍裝,后來成立了88旅,旅長授中校軍銜。為什么呢?原來,蘇聯遠東軍區情報處處長留希科夫叛逃了!留希科夫在莫斯科的朋友打電話給他通報說,這一次的清洗名單里有你的名字,他慌了神,馬上逃到琿春,投奔日本關東軍。關東軍喜出望外,這可是蘇聯遠東軍區的情報總頭目啊!連忙問你有什么要求?留希科夫說,我老婆孩子還在莫斯科,你們幫忙弄出來吧,結果關東軍想辦法辦成了這事,留希科夫一開口,一夜之間,蘇聯遠東地區的情報人員被一網打盡。
負責蘇聯內務部的貝利亞趕快給遠東軍區發電報,說現在只有東北抗聯可利用來填補空缺。此時,恰好領導東北抗聯的中共黨員楊靖宇、周保中等與被迫北上長征的中共中央失聯,非常著急。他們想通過中共駐莫斯科共產國際辦事處的王明、康生等人聯系,蘇聯人就騙他們說,你們中央派人來遠東了,你們各路軍的領導人都來哈巴羅夫斯克集中開會吧,這就是有名的“伯力會議”。后來,抗聯部隊越境集中到了蘇聯遠東,蘇聯人就不讓他們再回國內了,整天就教戰士們拍電報、跳傘、射擊、暗殺和滑雪等等。說88旅是步兵旅,其實就是按照特種部隊、特工人員來培訓的。就在這個時候,金日成又一次得到了表現的機會。
那時候,抗聯二路軍總司令周保中、三路軍總司令趙尚志都來了,唯有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被日軍圍困,苦戰不支,以身殉國,政委魏拯民失蹤,一路軍群龍無首。金日成隸屬于一路軍,越境到蘇聯后被扣起來了。蘇聯人跟抗聯領導人開會時,發現一路軍沒有來人,周保中提到金日成,說這人不錯,就讓他代表一路軍。當時金日成還很年輕,不到30歲。他挺誠實的,在給蘇聯人的報告里說;其實我不是一路軍領導人,他們都不在,我暫時介紹一下情況。
從此,蘇聯很看重金日成。俄國檔案里有對金日成的評語:比較活躍,俄語學得好,在朝鮮人當中有影響。抗戰勝利時,周保中本想領著部隊參加對日作戰,與八路軍匯合,但蘇聯不同意。斯大林那時要把東北交給國民政府,就解散了88旅,分別成立了中國、朝鮮兩個工作團,以配合進入中國東北及朝鮮的蘇聯占領軍,維持地方秩序。金日成被委任為朝鮮工作團團長,帶著60多人,于1945年9月回到了朝鮮。
回過頭再說說另一派人。除了早期參加中共的武亭等人,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內地的很多朝鮮人去了東北,但也有一批人直接加入了中共,特別是抗戰爆發后,不少人到了延安,如樸一禹(后來的中朝聯軍副司令)、徐輝(后來任朝鮮內務相)、方虎山(四野166師政委)、李德山(四野164師副師長)、李向朝(朝鮮駐蘇大使)、崔昌益(朝鮮內閣副首相)等等。還有國民黨支持的一撥人,1938年10月,韓國臨時政府要求成立朝鮮義勇隊,蔣介石批準給錢,他們只有幾百人,搞搞宣傳和情報工作,抗戰初期國共合作,周恩來也作為中共代表參加了義勇隊在武漢的成立儀式。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國共鬧分裂,這些人里的朝共成員跟中共聯系,把主力部隊拉到華北,成了八路軍領導下的朝鮮人部隊,改名朝鮮義勇軍,又成立一個政治組織叫朝鮮獨立同盟。他們跟金日成不一樣,金是正兒八經的中共黨員,在中共領導下,到延安這批人是國際縱隊,跟野坂參三的日本反戰同盟一樣,屬于國際友人。
1945年8月9日,蘇聯出兵東北攻擊日本關東軍,毛澤東、朱德指示朝鮮義勇軍,說你們回國去吧,朝鮮革命需要你們。于是八路軍、新四軍及中共各個地方武裝中的全部幾千名朝鮮官兵集結起來,浩浩蕩蕩開到了沈陽。但他們聽到不利消息,鴨綠江過不去,因為蘇聯人不讓進,原來這時候蘇美兩大國沿三八線把朝鮮分兩半了,商定任何外來武裝力量不得再進入。朝鮮義勇軍先遣團剛過鴨綠江,就讓蘇聯占領軍繳了械,并被告知:不用你們來鬧革命了,要不回中國,要不放下武器當普通公民。這些人一商量,不行,咱們還得鬧革命,又回到中國境內來了。那會是1945年11月,國共在東北爆發內戰,林彪正缺部隊打仗,順勢讓他們加入了東北民主聯軍,逐漸形成了解放軍四野部隊中的朝鮮族部隊,發展壯大到四萬人。1949年夏天和1950年年初他們分兩批回國,朝鮮戰爭爆發后成了攻打南朝鮮的主力部隊。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兼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本文由本報記者譚洪安根據作者2014年6月2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胡華大講堂”的演講錄音整理,內容有所刪節,文稿經作者本人審定。)
來源:《中國經營報》2014-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