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從1975年1月出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81年6月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到1989年11月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曾長時間參與和主持中央軍委領導工作。在這一時期，鄧小平以極大的精力關注軍隊建設，從整頓軍隊入手，指導人民解放軍完成了撥亂反正，實現了歷史性的戰略轉變，開創了中國特色精兵之路，使中國共產黨創建和領導的人民軍隊在建設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道路上闊步前進。鄧小平對新時期中國特色精兵之路的探索，是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內容；鄧小平新時期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也成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整頓軍隊——探索中國特色精兵之路的重要開端

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自1959年林彪主持軍隊日常工作后，由于“左”傾錯誤的發展，對人民解放軍建設造成了嚴重破壞。特別是在1974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運動之機，以個人名義或派人向軍隊一些單位寫信、送材料，企圖“放火燒荒”，搞亂和插手軍隊。在這嚴峻的歷史關頭，鄧小平在毛澤東的提議和周恩來的支持下，于1975年初走上中國黨、政、軍的主要領導位置。他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負責主持中央的黨政日常工作；同時又出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同葉劍英一道負責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他緊緊抓住當時出現的有利轉機，以叱咤風云的政治魄力和運籌幃幄的領導才能，以整頓軍隊為突破口，為扭轉軍隊建設方向做出了艱辛努力。

1975年1月25日，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20天之后來到軍隊最高指揮機構，向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干部發表講話。他嚴肅地指出了“軍隊被搞得相當亂”、“軍隊臃腫不堪”、“軍隊的紀律很差”等長期積累的問題，明確闡述了“軍隊要整頓”的口號，(《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頁。)以整頓軍隊為起點，拉開了1975年全面整頓的序幕。為貫徹“軍隊要整頓”的思想，中央軍委于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7月14日，鄧小平在會上發表講話，又用腫、散、驕、奢、惰五個字概括了軍隊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強調要把整頓軍隊和準備打仗作為軍委的主要工作，作為“軍隊工作的綱”(《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頁。)。會后，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于7月19日向全黨轉發了鄧小平等的講話，對全軍和全國各條戰線的整頓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按照中央軍委的部署，人民解放軍迅速展開了各項整頓工作。特別是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一是精簡軍隊員額。根據總參謀部擬制的《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制體制的方案》，全軍部隊從1975年第四季度開始到1976年陸續進行整編，陸軍步兵總人數減少46.4萬人，海軍和空軍也分別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精簡，全軍總人數共減少13.6％。二是調整領導班子。軍委擴大會議閉幕后，在以葉劍英為組長的領導小組主持下，對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等25個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調整，撤換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嚴重錯誤的干部，一批主要領導在全軍范圍進行了交流。8月16日，鄧小平致信毛澤東，呈報“軍委關于各大單位干部調整的報告和名單”，并得到毛澤東批示(《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頁。)。三是強化軍隊紀律。軍委擴大會議期間，中央軍委領導以個別談話方式，向多數軍隊高級干部通報了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要求高級干部堅決聽從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注意形勢，掌握動向，站穩立場，保持警惕，決不允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四是落實干部政策。到1975年11月，軍隊落實干部政策已復查結案的達到87％，解放了一大批久經考驗的老干部，對抵制“四人幫”妄圖搞亂軍隊、篡奪軍權的陰謀，保證黨中央對軍隊的領導權和指揮權，起到了重要作用。五是穩定基層干部。軍委擴大會議后，決定停止執行1969年以來軍隊營以下干部一律作復員安置、不保留干部身份的政策，解除了部隊基層干部的后顧之憂，受到全軍官兵的熱烈擁護。

軍隊整頓工作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的，是軍隊工作撥亂反正的開始，是軍隊改革的試驗，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扭轉“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政策對軍隊建設的嚴重影響。雖然這次整頓工作，由于受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干擾破壞，未能按照中央軍委的部署全面完成，但是整頓軍隊的決策和各項方針原則，抓住了人民解放軍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問題，為新時期進一步實現軍隊建設的撥亂反正和戰略轉變提供了經驗，成為鄧小平探索新時期軍隊建設道路的開端。特別是整頓軍隊的各項措施，挫敗了江青反革命集團亂軍奪權的陰謀，強化了黨對軍隊的領導，為后來勝利粉碎“四人幫”奠定了重要基礎。

苦練精兵——軍隊建設中心工作的戰略轉移

在1975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針對長期以來“政治掛帥”、“突出政治”等“左”傾錯誤的影響和部隊“只搞文，不搞武”的現象，明確提出：“要把訓練放在戰略問題的一個重要位置上”（《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頁。）。自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人民解放軍從1953年下半年開始，全面轉入以軍事訓練為主的正規化教育訓練。1953年底召開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確定，要以軍事訓練作為“現代化軍隊建設中長期的、經常的中心工作”（《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頁。）。但是，由于1958年錯誤地開展對所謂“教條主義”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斗爭，1964年又提出“突出政治”的口號，部隊的軍事訓練受到嚴重干擾和沖擊。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后，部隊的訓練工作基本廢弛，嚴重影響了軍隊建設和戰斗力的提高。

根據軍委擴大會議的決策和部署，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后勤部聯合成立總部訓練小組，以加強對軍事訓練工作的領導。全軍部隊認真落實總部規定的訓練任務，各級干部放手大膽地抓訓練，各部隊在強化專業技術訓練的基礎上，加強了戰斗技術、戰術合成和新式武器裝備的訓練，基本恢復了軍事訓練的規模和水平。1977年，鄧小平重新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之后，再次強調：“軍隊要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一個方面是部隊本身要提倡苦學苦練”；“另一方面是通過辦學校來解決干部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1頁。）。同年12月的中央軍委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部隊教育訓練的決定》、《關于辦好軍隊院校的決定》和《關于加速我軍武器裝備現代化的決定》等文件，對新時期軍隊建設作出了整體規劃和部署。中央軍委的決定明確要求全軍部隊，要把加強教育訓練作為關系軍隊建設和戰爭準備全局的重大問題，有力地指導和推動了部隊正規訓練的發展，迅速在全軍范圍形成了軍事訓練熱潮，基本實現了軍隊建設中心工作的戰略轉移。

1980年3月，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要進一步解決好部隊訓練中存在的問題，“不能總是停留在練射擊、刺殺、投手榴彈的水平上”（《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頁。），強調要學習現代化戰爭知識、提高指揮現代化戰爭的能力。根據中央軍委的部署和要求，全軍部隊以改革訓練內容為中心，逐步展開了對部隊教育訓練的積極探索和改革。1983年11月，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后勤部為總結和推廣部隊教育訓練改革的經驗，聯合召開全軍教育訓練改革座談會。翌年1月，中央軍委批準頒發三總部《關于全軍教育訓練改革的若干問題》，對全軍教育訓練的深入改革作出了具體規定和部署。文件強調，軍隊教育訓練改革的目的是要適應未來反侵略戰爭和軍隊建設的需要，要切實把教育訓練擺到軍隊建設的戰略地位，把軍事理論學習作為教育訓練改革的先導，把諸軍兵種合同作戰訓練作為中心課題，提高部隊的合同作戰能力、快速反應能力、電子對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戰生存能力。全軍部隊按照新時期軍隊建設和現代化戰爭的要求，進一步加大了軍事訓練內容、方法、手段和體系的改革力度，采取從單兵訓練、到分隊訓練、再到合同訓練逐步提升的改革步驟，形成了逐級訓練、逐級合成、逐級形成戰斗力的訓練內容體系，有效地提高了部隊在現代戰爭條件下的整體作戰能力。

與此同時，按照中央軍委《關于辦好軍隊院校的決定》，軍隊院校教育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到1979年底，軍隊院校基本恢復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狀況，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初、中、高三級院校教育體系。1980年12月，經中央軍委批準，三總部聯合印發《關于經過院校培訓提拔干部的規定》，決定實行經過院校培訓提拔干部的制度，進一步推動了軍隊院校教育的發展。

人民解放軍教育訓練和改革的不斷強化，從根本上扭轉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一段時間軍隊“只搞文不搞武”、不重視軍事訓練的狀況，實現了軍隊建設中心工作的戰略轉變，提高了部隊的戰術技術水平和干部的組織指揮能力，使人民解放軍的軍事訓練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把軍隊的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是鄧小平開創中國特色精兵之路的重大舉措，是把人民解放軍建成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重要指導原則。

本文摘自《新中國的由來》，作者：田居儉，當代中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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