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的世界主義與邊界意識

據(jù)葛兆光教授自述，《想象異域》的問題意識來自“新清史”的大將歐立德。中國學術界長期以來將“新清史”視為滿族史的一個無足輕重分支，忽視了他們的價值核心和魔術概念——認同政治。冷戰(zhàn)結束后，意識形式之爭有淡化和混融的趨勢。認同政治這匹黑馬平地一聲雷，突然占據(jù)了歷史舞臺的中心。“創(chuàng)造民族、發(fā)現(xiàn)人民”的狂潮席卷世界三大洲，仿佛召回了風云板蕩的1920年代。卡欽斯基和尤先科接下了畢蘇斯基和彼得留拉的衣缽，東帝汶和南蘇丹走上了希臘和塞爾維亞的老路。學術界最喜歡趕時髦，不過趕時髦的動作應該保持無心勝有心的風范。“新清史”恰好符合這樣的標準，把“清代時間段的歷史”變成了“內亞各組群內共同體的故事”。只要思路新，舊材料也能讀出新意義。《想象異域》較之《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主要是新在思路上。從史料學的角度看，本書的做法是比較取巧的。如果改用日本或中亞的史料，難度就會大大上升。俄羅斯的東方學和日本的中亞學需要極高的門檻，中國人還沒有為自己爭取到平等討論的資格。

1920年代以后，中國史學界一直忙于西西弗斯的任務：將傳統(tǒng)史學（華夏文明世界的故事）和新史學（民族國家的故事）有機地結合起來。在這種梁啟超式的框架內，文化史差不多就是經學的替代品。它要負責解釋：中國在某個歷史時期的對應物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后人研究這些復雜而矛盾的論證，感覺大概就像今人研究王莽和劉秀論證天命所歸的讖書。中國的明代“華夷秩序”研究和日本的“朝貢體系”研究疊加在一起，恰好暴露出矢野仁一在1930年代已經挑明的問題：“中國”不是“法國”、“德國”那種地方意義上的“國”，毋寧說是一個沒有明確邊界的超級文明體。梁啟超草率地將中國降低為西歐國際體系當中的一員，其實華夏文明的分量可能更接近于歐洲整體。這個問題深入展開，就會引起無窮無盡的糾葛，因此中國學術界在這方面的相對落后反而起了某種保護性作用。當然，以愚昧為代價的安全既不可欲、也不可能長久。《想象異域》有各方面的價值，但主要價值大概就是發(fā)揮投石問路的作用，幫助學術界適應不太舒適而又無法逃避的新氣候。

“新清史”以共同體、疆域（邊界）、文化認同和政治建構為出發(fā)點，恰好有助于厘清共同體認同這方面的問題。當然，這把鋒利的剃刀會把傳統(tǒng)史學和新史學苦心經營的兩個故事切成碎片，因此具有極大的危險性。中國人目前對待新清史的方法，酷似鉆木取火以前的原始人對待寶貴的野火：一面小心翼翼地保存，深恐來之不易的火種熄滅；一面不斷地燒傷自己，發(fā)出痛苦的呻吟。李氏朝鮮對于《想象異域》的作者，就像一處天然的避風洞穴：既能避免熄火，又能保護自己。王小波曾經說過：學者像軍事家一樣擅長選擇戰(zhàn)場，并不值得佩服。然而，這種宋襄公式的道德觀太不合時宜了。無論你高不高興，當代中國的學術共同體就是建立在選擇戰(zhàn)場的判斷力之上的。朝鮮視角比安南視角安全，安南視角比滿族視角安全，滿族視角比蒙古和中亞各族群視角安全。

朝鮮夾在中央王朝（天朝）、日本和滿蒙各部落之間，處境最為微妙，對認同政治最為敏感。明清“華夷變態(tài)”對李朝“中國觀”的刺激之深，充分體現(xiàn)在“朝天錄”和“燕行錄”的“正名”意識上。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一個京師，兩種表述。天是京師的升級，燕是京師的貶抑。朝鮮對前明的忠誠通過兩種途徑抬高了自身的地位，劃定了“他者”的邊界。首先，朝鮮的“小中華”性質凌駕于大清的“蠻夷”性質之上。其次，朝鮮士大夫的孤忠耿耿羞辱了二三其德的江南士大夫。東海君子國的優(yōu)美形象就此樹立，不同于而且高于任何其他鄰邦。這種邊界意識仍然是儒家式的，以禮樂文教為標準，不能視為近代以來的國族建構，但無疑已經具備了某些共同體的性質。共同體意識萌發(fā)的特征之一就是內外有別。在這方面，李朝與清朝的關系表現(xiàn)得特別明顯。

《燕行錄》是朝鮮使節(jié)講給自己人聽的心里話，跟他們對清朝文武百官的外交辭令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如果我們站在朝鮮人的角度看世界，“二千年未有之奇劫巨變”不是從1840年、1860年或1900年開始的，而是從1644年開始的。明代士大夫的背叛奪走了天朝上國的光環(huán)，為朝鮮承載的文明正統(tǒng)送來了死亡恐懼、獨特感和使命感。“卑賤的清國”奪走了朝鮮人的天真時代，教會他們熟練地表達違心的忠誠，迫使他們承認：暴力篡奪不僅可能成功，而且可能長期成功。這意味著先王之道也許并不像他們原先想象的那樣普世，中國士大夫最早也要等到庚申或庚子以后才會有這種感受。由此，我們才能理解：日本人為什么在甲午戰(zhàn)爭中運用反清復明的語言，“儒道合一”的天道教為什么會變成“文明開化”的一進會，朝鮮志士為什么將“維新”和“反清”融為一體。從朝鮮人的“中國觀”和“華夷觀”看，無論清朝想象的“忠順典型”，還是革命黨想象的“亡國哀民”，都是一廂情愿的自戀。許多中國人覺得：自己愿意從天朝降格為普通國家，讓朝鮮從藩國升級為普通國家，真是了不起的慷慨大方。如果他們知道朝鮮人對國際秩序的真實想法，大概會活活氣死。

清代的朝鮮覺得自己是文明的孤島，利用但并不信任強大的蠻族。蠻族盜憎主人的陰暗心理和冒充天朝的可笑虛榮逃不過這些文明人的智慧。至于那些“臣事二夫”、假裝自己沒有受到歧視的江南士大夫，恰好提供了“他者”或反面教材的樣板。朝鮮士大夫覺得：自己的同胞看到漢人的下場，就應該謝天謝地，“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懂得尊重節(jié)操的國家。”根據(jù)美人香草代表君臣父子的隱微寫作法，編造“江南女子淪落史”非常有助于朝鮮人培養(yǎng)共同體優(yōu)越感。天朝（大明）的滅亡不僅是傷痛，也是機會。朝鮮由此解放了自己，提前步入近代世界。因此，她比“卑賤的清朝”更能掌握多國體系的奧秘。朝鮮已經有國家的意識，而大清仍然只是朝廷。她能毫不猶豫地利用日本的勝利，加入要求割地賠款的行列，說明她早有準備。朝鮮這種做法不是侵略欺凌大清，而是共同體尋找原材料的自然手段。大清只是國家產生前的原材料，加入日本的瓜分活動就能確認朝鮮作為文明國家的資格。打個比方說：普魯士奪取洛林是侵略，而法蘭西綏靖剛果部落就是尋找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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