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戰后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傳統基礎正面臨一些威脅，然而遠非到了被瓦解的邊緣。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國際體系出現了一些新的“熵”源，即由全球化與非國家實體帶來的全球性威脅。有意思的是，布什政府與奧巴馬政府在他們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Security Strategy）文件中都曾指出，全球性挑戰有利于聯合其它地區性大國，進而有助于國際秩序的穩定。當然，對布什政府而言，主要關注各國聯合應對國際恐怖主義；對奧巴馬政府而言，主要側重于在應對氣候變化威脅方面的合作。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兩屆政府都是對的。由于全球反恐戰爭陣線的形成，大國關系呈現相對穩定的格局；而另一方面，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成為中美關系少數幾個積極合作的領域之一。此外，在應對禽流感威脅方面，布什政府建立了廣泛的國際合作，并通過這種合作贏得別的國家的信任；而在應對寨卡病毒方面，奧巴馬政府也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與此同時，正如當前中美兩國之間的緊張關系所表明的，基于應對全球挑戰而建立起來的國際合作關系并未能夠從根本上改變國際地緣政治格局。迄今看來，這些全球性挑戰既未顯著地削弱，也未顯著地加強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基礎。從另一方面看，如果氣候變化導致國家之間為爭奪緊缺的水源而發生爭斗或者導致某些國家發生國內動蕩，抑或由于動物身上的某種致命病毒傳到人身上而使國際航線被迫停運、貿易由此中斷，那么勢必會對全球秩序帶來災難性沖擊。技術的進步，特別是隨著核武器、生物武器的獲取門檻變得越來越低，再加上互聯網的“推波助瀾”，都會加快對全球秩序帶來的影響。另外，面對頻繁的網絡空間攻擊，全球經濟本身便得更加脆弱。

基于這些新的想定，我們應當如何認識全球秩序呢？如果說美國主導全球秩序的基礎由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技術的進步而開始崩潰，那么這樣的說法是不準確的。盡管技術進步具有無限潛力，但以上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設性的。信息技術可以從各個維度加快社會變革。例如，社交媒體的發展最終會使社會的天平向自由社會傾斜。

決策者與戰略家們也可能得出相同的結論。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基礎并未走向崩潰，但卻由于種種內、外因素而發生動搖。另外，如果由于全球化與先進技術的擴散而發生破壞力極強的災難性事件，那么這一基礎很可能被摧毀。應對與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于，從美國社會內部入手，加強美國的凝聚力與彈性。如果說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基礎是美國的能力與意愿，那么在此政府換屆、百廢待興（尤其是此次總統大選暴露出美國社會的巨大裂痕）之際，尚有許多工作要做。核心向外第二環是美國雙邊與地區盟友網絡，它們與美國具有相同的利益和價值觀。強化第二環的手段包括：加強各盟友軍隊之間的聯合作戰能力、互操作能力，加強各盟友的國防現代化進程，增進貿易自由，促進各盟友共同遵守民主規范與準則。勸阻某些地區大國修正主義行為的能力，反過來又有賴于“西方社會”的團結——當然，這里所謂的“西方國家”也包括遠東地區的民主伙伴國家（譯注：即日、韓）。最后，美國對地區秩序的主導應當建立在與中、印等地區大國共享國際社會治理權的基礎之上——正如20世紀與日、德等強國共享國際社會治理權一樣。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做出妥協并與中、印等地區大國共享國際社會治理權之前，應當首先要鞏固美國國內社會這個“核心”。

最終，還得依靠堅強的領導力。在我們需要杜魯門（Truman）、阿登納（Adenauer）（譯注：西德首位總理。在其任職期間，德國開始經濟重建并成為北約及共同市場的成員國）與吉田（Yoshida）（譯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首相。推行積極的亞太經濟政策，為日本戰后振興打下堅實的基礎）的時候，他們如期而至。當我們需要里根（Reagan）、撒切爾（Thatcher）（譯注：英國首相，號稱“鐵娘子”）、科爾（Kohl）（譯注：德國總理，曾是德國統一的主要支持者）與尼克松（Nakasone）時，他們也來到我們身邊。當前，我們正也需要一位英明的領袖能夠帶領美國人民繼續保衛與擴大自由和繁榮。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當前一些自由民主國家卻面臨嚴重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以及低效的政府領導。歷史表明，領導力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永恒不變的。因此，美國下一屆政府必須牢記，自由與民主始終是美國人民需要他們竭盡全力保衛的。

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夏之冰 編譯自：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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