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文化交流
唐朝與統一新羅的文化交流極為頻繁。發達的漢文化對新羅乃至韓民族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于統一新羅對漢文化的大力吸收，這一時期成為韓國歷史上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
在唐與新羅的文化交流中，除赴唐新羅學生和僧人所起作用外，雙方政府間文化交流更直接促進了新羅的發展。史書上記載了大量政府間的文化方面的交往。武則天垂拱二年（686），“（新羅王）政明遣使來朝，因上表請《唐禮》一部并雜文章。則天令所司寫《吉兇要禮》，并于《文館詞林》采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54]開元十六年（728）新羅又“上表請令人就中國學問經教，上許之”[55]。開元二十五年（737）新羅圣德王興光卒，唐“遣左贊善大夫邢 攝鴻臚少卿往新羅吊祭，并冊立其子承慶襲父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 將進發，上制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僚咸賦詩以送之。上謂 曰：‘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處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楊季鷹為 之副。 等至彼，大為蕃人所敬，其國棋者皆在季鷹之下。于是厚賂 等金寶及藥物等。”[56]此事足可為兩國友好往來之佳話。同年四月，邢 再次出使新羅，并把《道德經》等書贈孝成王。此外，新羅政府還每年向唐派遣十名官費留學生，新羅政府供給書費，唐鴻臚寺供給衣糧，修業十年期滿始可歸國。新羅對歸國的留學生加以重用，將身世顯赫或學識淵博者分配到王廷的文翰機構，負責撰寫外交公文、碑文等，如金仁問、樸居勿、崔賀、崔致遠、樸仁范、樸邕、金仁圭、金遠、崔慎之等，其余則大多分配到地方任守令。這些都大大刺激了留學生赴唐的積極性，也促進了新羅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事業的全面發展。
新羅的政治制度是參照中國的制度建立的。至景德王（742—756）時，新羅的國家政治制度已基本完善。在中央行政機構方面，仿唐中書門下設執事省，為國家最高行政機構，管理全國政務，長官為中侍（后改侍中），其下設六部：兵部、禮部、倉部、位和部（主管官吏品位）、例作部（營建工事）、左右理方府（刑律）；又仿唐之內侍省設內省（后改殿中省），管理大宮、梁宮、沙梁宮三宮王族事務；仿唐御史臺設司正府，彈劾官吏。在地方制度方面也建立了州郡制，全國共設九州、一百一十七郡、二百九十三縣。景德王時，更改九州名為漢式名字，州、郡、縣之官吏名也是都督、太守、縣令。
在經濟制度方面，新羅仿唐之均田制實行丁田制，仿唐實行租庸調法和戶籍制。
新羅還仿唐建立與政治制度結合的教育制度。新羅崇尚中國儒家思想，推崇經學。本來，在新羅占統治地位的是花郎道思想。但隨著統一新羅的成立，政府更需要儒學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于是，新羅于682年仿唐設國學，講授儒學五經三史，設博士助教、大舍，講授儒學。747年改為太學監。[57]788年仿唐實行科舉制，設讀書出身科，以儒家之五經三史為考試內容，依學生學業成績上中下三等，錄為各品官員，將以前由武功強弱選拔官吏的制度，改為以博通中國文化深淺來選拔官吏。[58]這自然大大地促進了新羅儒學教育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的繁榮進步。儒家之敬天、修德、尊賢、正名的政治思想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社會思想也在新羅得以廣泛傳播，并成為以后王氏高麗、李氏朝鮮等封建王朝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統一新羅開始沒有自己的文字，而采用漢字。682年新羅設國學，788年又設以考試中國儒家五經三史為內容的讀書出身科，使漢文書籍更為之流傳，促使新羅人民積極學習漢文。但漢文畢竟不是新羅人自己的語言。692年，新羅學者薛聰、強首等創造用漢字部首或讀音標記本族語的方法－－吏讀。吏讀文字的創制，使新羅人民得以用本族語講解大量漢文書籍，從而使新羅人學習漢文書籍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新羅在實現統一前就對漢文學十分重視。統一以后，更增加了學習漢文學的熱情。如上所述，新羅686年就向武后求文，還派人購買唐人詩文，如 “（張） 下筆輒成，……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59]中唐詩人白居易的詩集大受新羅商人的歡迎，“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60]漢詩漢文的大量購入，眾多入唐留學生的歸國，讀書出身科的創立，使得漢文文學在新羅得到了極大發展，成為新羅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羅文學的主體也是散文與詩歌。散文成就最著者為強首與金大問。強首是新羅前期著名的漢文大家，“魁然為一時之杰”[61]。新羅統一前致唐之國書多出于強首之手，文武王曾稱贊他說：“我先王請兵于唐，以平麗、濟者，雖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則強首之功，豈可忽也？”[62]金大問赴唐求學回國后，用漢文創有《花郎世記》、《漢山記》、《樂本》、《高僧傳》等，是韓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漢文散文作品。
唐代正是五七言詩的繁榮時期。燦爛的唐代詩歌對深受漢文熏陶的新羅學者產生了深刻影響。寫漢文五七言詩也成了新羅知識階層表達思想的主要手段，因此，他們這些作品也達到了很高水平。如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本中的《月夜》：“月夜南天路，浮云颯颯歸。緘書參便去，風急不聽回。我國蘇教版初中語文網北，他邦地角西。日南無有雁，誰為向北飛？”蘇教版初中語文網孤旅的惆悵之情躍然紙上。地藏寫于九華山的《送童子下山》也是一首技巧嫻熟的七律：“空門寂寞思汝家，禮別云房下九華。愛向竹欄騎竹馬，懶于金地聚金沙。添瓶澗屋休招月，烹茗甌中罷弄茶。好去不須頻下淚，老僧相伴有煙霞。”高元裕、金立之、金可紀、金云卿等均有詩收于《全唐詩》中。當然，新羅最重要的詩人則是崔致遠。崔致遠，前文已述，他千年以來一直被韓國歷代學者尊為韓國漢文文學的鼻祖。
此外，統一新羅還廣泛地吸收中國的天文、歷法、陰陽術數之學，并在科技、樂舞、藝術、工藝、建筑設計等多方面同唐朝進行了廣泛的交流。[63]如唐都長安的建設布局，就為新羅都城建設所吸收。
其實，唐羅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并不僅僅是一個雙邊關系問題，也不僅僅有關地區流通體系。實際上，古代東亞與世界文化聯系的途徑形成了一個網絡，這一網絡的基礎和主干是以中原為中心向外輻射的交通體系。唐朝與新羅的交通也可以視為偉大的絲綢之路（the Silk Road）的東向延伸，外部世界豐富多彩的文化經由此路傳進新羅，再由新羅傳到日本。[64]當然，韓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文明成就也可以經由此路傳進亞洲內陸乃至更遠的世界。這些還是較新的課題，需要做更多的深入研究。
（三）
近年學界利用日本國史所記載的使節往來、國書、禮儀等內容，研究唐代東亞國際關系，提出了一些新觀點、新見解[65]。尤其是東亞各國在儒家華夷思想影響下的所謂“小中華”意識問題[66]，值得進一步討論。
引起人們爭論的主要是這樣一條史料，《續日本紀》卷19《孝謙天皇紀》，天平勝寶六年（754）正月“丙寅，副使大伴禰古麻呂自唐國至。古麻呂奏曰：大唐天寶十二載（753）歲在癸巳，正月癸卯朔[67]，百官諸蕃朝賀，天子于蓬萊宮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在）吐蕃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在）大食國上。古麻呂論曰：‘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大[68]日本國久矣。而今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時將軍吳懷實[69]見知古麻呂不肯色，即引新羅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是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70]日本國史的這一記載并不見于中國史籍，其中不少疑點值得深究，[71]甚至其真實性也不無可疑之處。[72]然而這條史料在東鄰卻被一些學者作為日本國際地位高于新羅的重要證據而廣泛引用，因而應當有所辨正：
首先，據《通典》所載大唐開元禮，皇帝正至受群臣朝賀時，“設諸方客位：三等以上東方南方于東方朝集使之東，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于西方朝集使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東上；四等以下分方位于朝集使六品之下，重行，每等異位。”[73]盡管蕃客等位與蕃國君長的品階有關，[74]日本未受冊封，無等級以寄言，但在唐朝國史《四夷傳》中，日本與新羅均被著錄在《東夷傳》中。[75]所以，元正朝賀時，日本不可能與新羅分別位于東、西兩朝列。同樣，吐蕃與大食也不可能各分東、西。《續日本紀》的上述記載肯定有誤。
其次，兩《唐書·突厥傳》記載了盛唐朝廷另一次蕃客爭長事件，開元“十八年（730），（突騎施）蘇祿使至京師，玄宗御丹鳳樓設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預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為我設，不合居下。’于是中書門下及百僚議，遂于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之。”[76]人們不難看出，這里突厥使者的主張和上述日本使者的主張如出一轍，但唐朝卻并不因而厚此薄彼，仍舊一視同仁，東、西分坐。更重要的是，朝廷禮儀之爭的解決須經“中書門下及百僚議”。像《續日本紀》所說由殿值將軍察言觀色隨意調換班序，簡直如同兒戲，在律令制國家禮儀之邦的唐朝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再次，所謂“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大日本國久矣”只能是大和朝廷的一種美夢回味或由“小中華”意識導致的精神自慰。如果說《隋書·東夷倭國傳》說：“新羅、百濟皆以倭為大國，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來”，反映了韓半島三國分立時期的對倭關系，那么，降至唐代，由于新羅積極推行統一戰略，這種關系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據《舊唐書·東夷倭國傳》記載：“衣服之制，頗類新羅”，“至（貞觀）二十二年，又附新羅奉表，以通起居。”龍朔三年（663）“白江口之戰”后，日本國勢受到重挫，而剛剛成立的統一新羅卻蒸蒸日上，國勢日隆。據研究，唐前期很多日本遣唐使都是在新羅遣使的保護下從唐朝回國的，他們回國時乘坐的不是日本船而是新羅的送使船；日本派遣佛僧有時也用新羅的送使船到唐朝，當時新羅在日、唐交往中起了一種媒介作用，日本只能依靠新羅遣使唐朝。[77]只是從大寶二年（702）第八次遣唐使派遣起，日本才改變了原來的入唐航路，由新羅道改走南島路。[78]據研究，日本之所以要轉換航路，就是想改變舊有的依存新羅的傳統體制，直接與唐朝交往，吸取先進文化。[79]據《新唐書·東夷日本傳》記載，至肅宗上元（760-761）中，還因“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可見，上述《續日本紀》所載盛唐天寶年間日本使者向唐朝宣稱“新羅之朝貢大日本國久矣”，顯然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
總之，如我們的研究所表明，統一新羅與唐朝之關系密切，統一新羅在唐朝廷所受到的尊重，都遠非當時的日本所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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