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安全”與“哥本哈根綜合癥”：后發海上強國的心理隱疾

The Absolute Security Concept and the Copenhagen Complex: A Hidden Mental Illness of Later-developing Maritime Powers

“這可是德國，是歐洲大陸上史無前例的最強國家，工業擴張的喧囂和氣息彌漫著它的土地，普天之下最可怕的陸軍保衛著它的安寧，全世界第二強的公海艦隊增益著它的權威，‘力量’這個詞能夠找到的每一種表現形式正在那里層出不窮地綻發。可它的領導人呢，卻總是提心吊膽，斷定約翰?費舍爾爵士（的艦隊）或者斯拉夫入侵者的鐵蹄會在某一刻不期而至。歷史分析者的尋常技藝在德國人的這種‘世界政策焦慮’跟前一籌莫展。”
（喬納森?斯坦伯格：“哥本哈根綜合癥”，1966年）

1807年9月，正在破壞哥本哈根的丹麥海軍船塢的英國占領軍。

在今年春天關于中國航空母艦的一篇分析文章中，一位美國海軍退役上校不無感慨地評論道：“時至今日，有一件事情已經不言自明：中國人重新習得了一條歷久彌新的歷史經驗——每個國家幾乎都有一支陸軍，但只有那些偉大的文明才能擁有一支遠洋艦隊。”（卡爾?奧蒂斯?舒斯特：“地平線上的中國海軍”，《美國海軍學會會刊》2012年4月號）在那之后不到八個月，中國因為首批固定翼艦載機成功地在航母上起降，發生了一場富于幽默感的小小狂歡“航母Style Cosplay”；已故的劉華清上將和英雄飛行員王偉的名字也被重新提起。在對先烈的緬懷、對未來的憧憬和以偉大文明自命的豪邁感中，這個國家走完了邁向藍水海軍的“萬里長征第一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類似的“海軍熱”并不是第一次在后發強國出現。1908年3月7日，德皇威廉二世出席了本國第一艘無畏艦“拿騷”號（SMS Nassau）的下水儀式，這艘安裝有12門11英寸主炮的巨艦構成了旨在將帝國海軍一線兵力增加到38艘主力艦的“第二次艦隊法案”（1900年）的一部分。仰賴穩定的財力供給和雄厚的工業基礎，德國到1914年夏天為止已經建成一支包含17艘無畏艦、22艘前無畏艦和5艘戰列巡洋艦的世界第二大艦隊，為爭奪“陽光下的土地”（Place in the Sun）準備好了工具。公海艦隊之父提爾皮茨創建的中產階層社團“德意志海軍協會”（Deutscher Flottenverein）擁有包括270名大學教授——馬克斯?韋伯和漢斯?德爾布呂克都在其中——在內的11萬余名會員，經由學術倡導、媒體渲染和群眾集會，他們把對海洋事務的關注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全民運動。

在那之后幾十年，日本和俄國也上演過類似的劇目。然則劇情雖感人，德意志第二帝國、舊日本帝國以及蘇聯海軍在追逐其戰略目標——獲得全球范圍的海上統治權方面終歸是失敗者；甚至可以說，失敗的原因與這種“熱血崛起”本身就存在關聯。以德國為例，在尚未于歐洲大陸獲得可靠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威廉二世早早暴露了對海上優勢的覬覦，這使得身為頭號海上強國、同時又是歐陸均勢傳統維護者的英國立即啟動了制衡機制。本來只是倫敦諸多顧慮之一的柏林“自我暴露”，成為皇家海軍最集中的靶子，而德國身為中等國家（Middle Power）的地理現實以及與強敵為鄰的困境使得它永遠不可能同時保有第一強的陸軍和第一強的海軍。繼以瀕臨“窄海”的困境，斯卡帕灣自沉的結局早在1914年開戰時就已注定了。

對德國追逐海權努力的失敗，已經有無數戰略家做出過宏觀和微觀層面的分析，筆者選譯的“歷史的韻腳”一文（譯文載本刊2011年12月、2012年3月B刊）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而在1966年刊發于《當代史雜志》的一篇舊文中，今天已是著名歷史學家的喬納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發明了一個術語“哥本哈根綜合癥”（The Copenhagen Complex），用以形容德國人在投入海軍競賽時那種惴惴不安以及焦慮的心理狀態。這個術語得名于1807年的著名戰例——當年夏天，為了防止中立國丹麥加入拿破侖的大陸封鎖同盟，3萬名英國士兵突然入侵這個北歐小國，在三個星期內攻陷了哥本哈根，把停泊在那里的丹麥海軍全部艦艇拖走，并放火焚毀了船塢。

斯坦伯格認為，在1914年之前的將近二十年里，德國領導人和海軍高層始終被一種可能遭遇“哥本哈根式”先發制人打擊的恐懼所困擾。他們總是擔心在某一個和平的下午，英國第一海務大臣約翰?費舍爾勛爵的艦隊會突然出現在威廉港和基爾外海，一通炮火把公海艦隊那些漂亮的新主力艦送入海底，而德意志帝國的世界地位也將像對馬海戰后的俄國一樣一落千丈。為了抵消這種恐懼，德國人在對外政策和海軍建設方面做出了一系列不理智的決策，結果不僅沒能改善戰略環境，反而造成“自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使得與英國的勝算不高的對抗成為唯一和最終的戰略。正如后俾斯麥時代德國外交戰略的設計者馮?霍爾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在1898年所寫的那樣：“德皇長久以來一直擔心英國可能在某一天突然襲擊我國；提爾皮茨抱有相同的恐懼，而我則從他那里理解了這種恐懼，后者可以作為最有力的論據導向兩個選項：要么放棄我們的殖民地，要么擴充艦隊。”

進一步說，“哥本哈根綜合癥”其實根源于德國領導人對“絕對安全”（Absolute Security）的迷戀。由于追求絕對安全，他們在擴充軍備、尤其是海軍軍備方面完全不考慮他國的反應，只是一廂情愿貫徹本國的意旨；更要命的是，這種貫徹是在兩個層面同時進行的，即一面在歐洲追求以陸上力量的強大為標志的區域霸權，一面在全球范圍內追求以海上力量為導向的“世界強國”地位。而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絕對的安全往往導致絕對的恐懼（Absolute security always leads to absolute fear.）。當感受到威脅的英國在軍備和外交上對德國的大艦隊計劃作出反應時，當下實力還處于劣勢的德國人馬上陷入了驚慌：恐懼被傳導了回來。從這個角度看，柏林對追逐海上統治權的政治后果在心理和政策上都沒有做好準備。

俾斯麥體系的深意

在1848年之后的整整一個世紀里，普魯士-德意志問題始終是歐陸政治的核心議題，而1870-71年的戰爭令這個問題提前明朗化了。作為拿破侖戰爭之后“不列顛治下和平”（Pax of Britannia）的承載者，英法俄普奧五強在大陸上的力量分布應當是總體均衡的，如此才得以協調方式避免大規模沖突。但普魯士因為一場意料之外的勝利，在列強來得及作出反應之前就完成了統一，這使得中歐核心地帶突然出現了一個人口總量、經濟潛力和軍事實力可以達到其他國家兩倍以上的“巨型中等強國”，顛覆了多極格局，也造成了歐洲國際體系的重新洗牌。

作為新國家的締造者和1871-90年間德國外交路線的制定人，俾斯麥窺見了統一帶來的結構性震蕩：從1875年前后的一系列國際事件看，甚至“韜光養晦”的低姿態和公開的善意表態都不足以抵消這種震蕩了。對德國以外的諸強而言，這個國家的強大本身就是一種威脅。而在各種不利因素之中，德國本身的地理位置乃是最大的軟肋——它的世仇和最大安全威脅法國盤踞在臥榻之側，英國和俄國兩個側翼大國（Flank Powers）則有機會從東西兩側包圍中歐，使德國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是以新國家在外交路線上必須張弛有度：一方面要運用其實力，使其他大國對德國產生利益需要和信賴感；另一方面，這種利用又要適度（Moderate），不至于激起針對德國的制衡聯盟。

于是，1890年之前的德國外交，或者說“俾斯麥體系”（The Bismarck System），就成為一系列由精心編織的利益鏈條構成的網絡：對奧匈，與之結盟但約束其行動，使維也納不至于因自行其是而把柏林推向俄國的對立面；對俄國，以一個善意的德奧同盟作為砝碼、吸引其加入，令彼得堡放棄與法國結盟的打算，同時在東方問題上暗中支持俄國與英國對立，消弭兩個側翼大國步調一致包圍德國的機會；對法國，表面上予以安撫，使其在不可能稱雄歐洲的情況下轉而朝非洲和東方發展，從而與英國的殖民利益沖突；對英國，明確表態將專注歐洲事務、無意插足海外，同時在埃及事務和海峽問題上協助英國牽制法俄，換取倫敦的友誼。這樣一來，英俄奧三國需要德國的程度將大于它們相互需要的程度，而各國之間亦因為俾斯麥的撥弄和誘導，保持層次各異的沖突。這樣一來，德國就成了大國事務中最有分量的中間人，它的國際形象被認為是積極的，它的高速經濟增長和工業進步也沒有被認為威脅到了和平。

俾斯麥體系的基本假設在于：德國由于地理位置不良，既不可能肆無忌憚地追求歐陸霸主的地位（那將重蹈路易十四和拿破侖的覆轍），也不可能在沒有解決歐洲安全問題的情況下，突然跳到海外去建立某種“世界帝國”。在歐洲的相對優勢（Relative Advantage）是最可取且風險最低的：當時的世界體系基本上以歐洲為中心，只要德國在歐洲的地位不可替代，它完全不必去新建一個有形的世界帝國就可以成為無形的第一等大國。但這種戰略的維系首先需要嚴格地節制力量（Strict Moderation of Power），其次需要保持靈活，隨時依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做出調整。俾斯麥對第一項要點的強調有時近于偏執，當他在1884-85年因為國內利益集團的壓力必須在非洲和南太平洋開拓殖民地時，依然堅持不發展大海軍，因為無海軍的德國在維持其海外殖民地方面先天地受到頭號海上強國英國的制約，因之使倫敦感到是可以接受的。

“世界均勢”與歐陸僵局

但以威廉二世、霍爾斯泰因以及提爾皮茨為代表的“新德國人”不滿足于這一點。他們不屑于僅僅充當歐陸均勢的中間人，而是要“以歐洲均勢帶動世界循環”（蘭克語），在更大范圍的“世界均勢”中去和英國這樣的巨型殖民帝國分庭抗禮。對本國工業實力、軍事力量乃至文化傳統的迷戀還造成了狂熱的“德意志天命論”，德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好像不再是出于對核心利益的評估和對手段的協調，而是由某種毫無妥協余地的宗教熱情在驅動。于是，俾斯麥一下臺，他為了確保孤立法國和德國東方安全而設計的德俄“再保險”條約（Reinsurance Treaty）就被拋棄了，彼得堡隨后倒向了巴黎（1892年）；而奧匈作為德國唯一可靠的盟友，實際上已經可以“綁架”柏林的對外政策了。

當然，威廉二世和荷爾斯泰因們相當重視英德關系，這種重視不僅是出于利益考量，還帶有一點“羨慕嫉妒恨”的感情色彩。威廉二世這位有著一半英國血統的皇帝對他母親的祖國尤其抱有一種愛恨交加的情緒，后世的一位英國作家概括道：“他總是搖擺于成為一名英國紳士和一位普魯士親王這兩種欲念之間，而這兩種欲念本身又相互對立。”（邁克爾?貝爾福：《德皇及其時代》）“新德國人”對不列顛的全球帝國和海上統治權感到艷羨，渴望分享這一切，但他們打算在不引發倫敦敵意的狀態下實現其目標。因此，當德國在1890年前后開始尋求與英國建立更密切的關系時，舉止之殷勤簡直近于獻媚。

但倫敦并不稀罕柏林的獻媚：英國的外交傳統是在歐陸均勢遭到破壞時才采取行動，而法俄同盟剛好與德奧形成了均勢，英國沒有必要為德國張目；另一方面，雖然俄國是英國在中亞乃至全球范圍內的主要對手，但由于法俄集團和德奧的對立，即使不給予柏林額外的“獎賞”，柏林也會去遏制圣彼得堡，英國對德國沒有太大的戰略需求。于是到1895年前后，俾斯麥時代的歐陸安全體系已經被徹底破壞，德國先是喪失了孤立法國的可能性和俄國的善意，又沒能把英國拉攏過來，陷入了外交僵局。這顯然是不節制和不靈活的惡果。

在這種情況下，柏林轉而嘗試以炫耀力量的方式“敦促”倫敦與之接近。1896年，在英國南非公司的詹姆森特遣隊偷襲南非德拉士瓦共和國失敗后，威廉二世公開致電德拉士瓦總統克魯格，祝賀他“成功擊敗了入侵貴國的武裝匪徒，從而維護了國家獨立”，并且建議法國和俄國一同表態；另一方面，德國外交部又向英國發出密電，宣稱如果倫敦不加緊建立英德同盟，德法俄三國就要一起抵制英國在南非的行動。然而這一荒唐企圖在一個星期之內就破產了——法俄對于貿貿然和英國翻臉毫無興趣，柏林卻在英德關系處境微妙的狀態下，自己跳出來當了靶子。“克魯格電報事件”之后，英德關系開始急轉直下，也就是在這個階段，“被哥本哈根化”成為了德國領導層最惴惴不安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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