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共識：中亞認知的主體性基礎

當代是一個尋求共識的時代。作為一個至今在學術界尚未形成共同界定的區域，中亞在歷史和當代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邊界的模糊性而被忽視，同時也使得我們對于這一區域的認識一直處在一種“黑洞化”的狀態中，也就是說，這一區域一方面像傳奇之地一樣始終吸引著我們的興趣和目光，另一方面則無情地吞噬著我們對于這一區域的美好想象，這是一塊希望與失望并存之地，也是一塊魅力與斥力并行之地。[17]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對于中亞的認知始終在發生著變化，很難說存在著一個認識領域的全然不變的中亞形象，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對于“中亞”所指涉的具體內涵的認知也就很自然地會出現變動，而這種變動又進一步影響著近代中國知識界對于更大范圍內的周邊與外域的認知，并反過來影響著我們對于中國本身的認識。因此，我們必須時刻注意中亞認知中的動態性，這種動態性既蘊含著區域層面上的變動不居，同時也涉及當時生活在這片區域上的人群的運動流散。

此外，由于中國在歷史上與中亞一直存在著密切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并且長期以來在傳統知識體系中形成了某種范式性的“西域”認知，近代隨著西方知識體系的強勢滲入而出現了認知領域的近代轉型，對中亞概念及范疇的認知也隨之出現新的變化，而這種新變化又進一步影響著現當代中國對于中亞的整體認知。因此，在重新面對中亞與中亞問題的時候，我們還必須注意到中亞認知中的語境問題，尤其是中亞認知中的中國歷史關聯性問題，這是中國的中亞研究與歐洲中亞研究、美國中亞研究、日本中亞研究等不同的地方。

隨著歷史的演進，近代地緣政治中日漸崛起的民族國家結構及其邊疆-邊界的明晰化，使得近代中國知識界在看待和認識“中亞”的時候，一方面往往將其與傳統的“西域”認知聯系起來，而在另一方面則往往較之“西域”有更明確的外域或外國的認知，從而形成更具有邊界性的、中國之外的“中亞”概念和范圍認知，這種認識隨著對蘇俄/蘇聯中亞政治與經濟形勢的介紹而日漸清晰，最終又發過來使形成了對于中國西部地區界限的更為清晰的認識，形塑了當時和如今中國西部邊疆及其社會、群體的邊界與樣態，影響了我們對自身內部邊疆及其社會運作的認知與理解，進而更為清晰地界定了對于自身國家——中國西部范圍及其西部邊疆社會的認知。可以說，從歷史角度而言，近代中國知識界對于“中亞”概念范疇的認知變遷擺脫了傳統的西域視野，開始納入地緣政治的視角，成為接續后來國際關系研究路徑下的中亞主流認知的概念基礎。

梳理近代中國知識界對于“中亞”概念范疇的認知流變過程，是一個確立概念共識的過程，理解了“中亞在哪里”的問題，了解近代中國人的中亞視野，將使我們對于中亞在歐亞乃至整個世界格局中有更具全局性的把握。這不僅是中國當代確立周邊與外部認知的需要，也是我們每個人在認識和面對這一區域時必然經歷的過程，同時，這種認知也將反過來啟發我們對于中國相關議題本身的思考與認知。認識中亞，也是在認識中國。

作者：袁劍 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7年2月刊

注釋：

[1]加文·漢布里主編：《中亞史綱要》，吳玉貴譯，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7頁。

[2] [17]參見Andre Gunder Frank, “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Studies in History，no.1(1992).

[3] Denis Sinor, “Rediscovering Central Asia”, in Diogenes, no.4(2004).

[4] [5]《萬國公報》（上海），1879年第11卷第530期，第20?23頁；1879年第11卷第542期，第22頁。

[6]《時務報》1898年第62期，第21頁。

[7]《知新報》1899年第88期，第6頁。

[8]《政論》1907年第1卷第1期，第91?93頁。

[9][10]《外交報》1907年第7卷第1期，第19?21頁；1908年第8卷第23期，第13?14頁。本文譯自《東京日日新聞》，日本明治四十一年七月四日。

[11]《地學雜志》1911年第2卷第11期，第18?20頁。

[12]《譯刊》1940年第1卷第1期，第59頁。

[13]《長風》（上海）1940年第2卷第1期，第77?78頁。

[14]《國民新聞周刊》，1942年第46期，第17?18頁。

[15]王謨：《中央亞細亞概觀》，載《中央亞細亞》，1942年第1卷第1期。

[16]王寒生：《中國與中亞細亞》,載《新中華》194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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