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研究新型大國關系的議程中，關于崛起國與守成國如何規避“修昔底德陷阱”的探討很多，但是關于“威廉困境”是如何誘發“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卻很少。通過將地緣政治學與大國崛起戰略進行交叉研究發現：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大國追求區域海權存在著時間上的“先動劣勢”和空間上的“重點區域劣勢”兩大特征，即率先追求區域海權或在霸權國利益核心區域追求海權的崛起國最容易被視為挑戰者；而掌握“后動優勢”和“次要區域”的崛起國則有機會通過推責戰略而成為霸權國綏靖與鼓勵的結盟對象。在亞太地區中美二元結構日益明晰的前提下，中國追求區域海權缺乏一個有效的推責對象。一旦中國陷入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并舉戰略誘發的“威廉困境”之中，就可能加深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并成為日本與印度謀求區域海權的推責對象。
引 言
“威廉困境”既是一種在國際關系史中反復發生的地緣政治現象，同時也是本研究進行理論構建所關注的興趣起點。從現象角度講，“威廉困境”描述的是作為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在崛起進程中，德皇威廉二世（William II）既支持海軍元帥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要求擴張海軍的“龐大海軍計劃”，同時也支持陸軍元帥阿爾弗雷德·馮·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擴充陸軍的“兩線作戰計劃”。為了同時獲得海陸兩棲戰略優勢，威廉德國不得不將寶貴的戰略資源投放到與海權霸主英國之間昂貴的海權競爭，以及同陸上強國法俄之間緊張的陸權競爭中。在海陸并舉的安全戰略選擇下，德國的兩線擴張戰略不僅誘發了一個原本可以不必出現的反對它的協約國同盟，同時也使自身陷入了一場代價高昂的馬拉松式的軍備競賽。
從概念角度講，“威廉困境”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國因同時追求在兩大地緣空間上的優勢而激活體系內潛在的權力均衡機制，從而成為被其他成員聯合制衡的主要對象。更重要的是，實行這種戰略的崛起國意識不到自身的戰略選擇對霸權國及周邊國家所造成的威脅感，也意識不到來自周邊的結盟制衡很大程度上是對其目標過多而四面樹敵的反應?？藙谒埂蹪娝固梗↘laus Epstein）在分析一戰起因時指出：“威廉德國的威脅并不在于其版圖、人口、經濟水平、工業能力，而在于其國內存在的強烈的軍國主義擴張情緒，對現存國際體系秩序與領土安排的否定，以及皇帝本人對采用激進軍事手段打破秩序安排的傾向。這一切都令其他歐洲國家對德國的崛起感到恐懼。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德國本應卻沒有意識到這一事實。”第二層含義是指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國對體系霸權國制衡行為所產生的認知悖論，即霸權國對崛起國的任何妥協或善意綏靖都會被崛起國解讀為自身采取強勢姿態的明顯奏效和霸權國的軟弱與缺乏決心，而霸權國對崛起國的強硬反應則會被解讀為霸權國對崛起國本能的敵意，從而使崛起國以更強勢的姿態針鋒相對地打破霸權國的戰略包圍。這種認知悖論最明顯地體現在一戰爆發前的威廉德國。當時國內的樂觀主義者認為，德國已經強大到可以把任何眼前的敵人像牛皮紙一樣揉成一團，而悲觀主義者則認為國家面臨著嚴重的戰略敵視與圍堵，因而需要盡早發動一場堅定且毫不妥協的預防性戰爭。
從本質上講，“威廉困境”與其說是一種崛起國在戰略角色上的精神分裂，不如說是缺乏一個有能力對國內各種利益集團所主張的戰略優先性進行協調與統籌的權力核心。在一戰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內部，海軍元帥提爾皮茨和支持他的“海洋軍工復合體”認為歐洲大陸已經像一個填滿了格子的跳棋局，因而主張發展公海艦隊并獲得“陽光下的廣大地盤”；同時，他們對德國與法俄之間因為很小的歐洲領土所產生的敵意感到無法理解。陸軍元帥施里芬、毛奇（Moltke）和支持他們的“陸軍軍工復合體”則認為，德國面臨的現實安全威脅是地處法俄兩國之間的中歐平原這一尷尬位置，而不是相距遙遠的海洋國家英國。他們對德國主動挑起同英國的海軍軍備競賽感到氣憤。此外，德國社會中的其他大利益集團——如羅馬天主教中心和社會民主黨——則僅僅贊成對俄國發動戰爭，同時主張積極爭取英法兩國的友誼或中立。在一戰爆發前的20年里，德國領導人的案頭擺滿了關于建立強大的海軍、修建近東的巴格達鐵路和爭奪歐洲霸權等主題的研究報告，而這些看似能夠給君主和國家帶來權力聲望的建議最終都被德皇隨波逐流地予以默許。
本研究所關注的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大國在戰略空間分布上應包含兩個基本特征。第一，這類國家必須既有綿長的領海基線，同時又不能四面環海而遠離大陸。因此，近代崛起的日本、英國這種典型的離岸海權國就不符合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的特征。第二，這類國家與周邊其他陸上強鄰存在著明顯的安全博弈。這一條件將崛起的美國作為地緣政治中的特例排除在關注普遍性的研究之外。美國雖然是19世紀末的崛起國，但它自建國以來一直奉行孤立主義原則而遠離歐洲國際社會的紛爭。二戰爆發前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都沒有深度卷入到以歐洲體系為核心的安全競爭之中。鑒于獨特的地緣政治空間——遠離國際政治核心的歐洲大陸且周圍沒有其他陸上強鄰存在——美國可以被看成為“相對亞歐大陸板塊而存在的超大型離岸海權國”。因此，美國也不屬于本研究所關注的對象。
通過以上對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大國的概念界定，可以認為，本研究關注的對象是地處歐亞大陸邊緣——太平洋沿岸或大西洋沿岸——的海陸復合型崛起大國。一方面，這類國家擁有兩棲地緣空間稟賦；另一方面，它們也可能因雙重誘惑而被兩大戰略空間所反噬?？v觀近代400多年的國際關系史可以發現，自1580年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Philip II）派遣阿爾瓦公爵(Duque de Alba)率軍強行兼并海權國葡萄牙并親自兼任其國王以來，除了西班牙帝國兼具了海陸霸權特征以外——西班牙帝國在歷史上的曇花一現正是由于其被來自兩大地緣戰略空間的拉力所撕碎——國際體系中再未出現過能夠同時獲得兩棲地緣戰略優勢的權力單元。
相比于西班牙帝國在全球的兩棲霸權，“簡配版”的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并舉戰略都可能面臨著海陸聯盟制衡的風險。這其中存在著兩大重要原因：第一，區域海權戰略本質上是對全球海權戰略的部分侵蝕與分割。一旦崛起國在特定區域內建立起海權優勢，就等于否定了國際社會存在全球海權的基本事實。其次，區域海權戰略是走向全球海權戰略的必由之路，歷任海權霸主無不是從區域海權中成長起來的。同時，由于國家戰略的不可知性、欺騙性、階段性與動態性，全球海權霸主對其聯盟體系外一切追求區域海權的國家均會產生本能的防范意識。
全球化使當今國際體系成員間的交往力度與安全互動日益頻密。在此背景下，每一個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都可能面臨來自海上和陸上的雙重戰略壓力。從國家追求絕對安全的角度講，只有同時獲得海陸兩線的戰略優勢才能夠確保國家的政治安全與影響力。但問題在于，所有因奉行絕對安全哲學而進行的努力不僅會被體系內其他大國間構筑的海陸“聯姻”所抵消，同時也會導致其不可避免地陷入猶如一戰前德意志第二帝國所面臨的“威廉困境”之中。如果說“修昔底德陷阱”是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因權力轉移或認知敵意螺旋等造成的某種結果，那么從崛起國角度講，“威廉困境”就是導致“修昔底德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對于正在崛起的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來講，奉行什么樣的安全戰略更有可能激活一個包含霸權國在內的遏制性軍事同盟？什么樣的安全戰略選擇能夠使其在崛起進程中面臨更小的體系結構性壓力？
縱觀冷戰后的國際社會，并沒有出現以多極化為趨勢的群體性崛起，而是呈現出中國孤軍突起的一國崛起態勢。雖然習慣上將新興的金磚國家作為國際體系變遷的重要力量，但是不論從經濟總量還是從經濟增速看，中國都遠超其他金磚國家。例如，2015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排名，美國為179689.6億美元，位居全球之首，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4.44%；中國為113856.6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二，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5.49%。而其他三個金磚國家的GDP及其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分別為：印度21832.8億美元，占2.97%；巴西18008.7億美元，占2.45%；俄羅斯12360.2億美元，占1.68%。此外，中美兩國的經濟增速同其他體系強國之間的距離仍處于擴大趨勢。冷戰末期，美國、日本和德國的GDP分別約為6萬億、4萬億和3萬億美元，而目前日本的GDP從美國的2/3下降到1/3弱，德國則從1/2降到了1/4?？梢?，日德等發達國家與中美兩國的差距在拉大，而中美兩國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21世紀的中國是體系中唯一最有可能接近并超越美國的新興大國。
當今處于崛起進程中的中國正在力圖通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來避免同體系霸主美國及其全球聯盟體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安全戰略作為一種雙向的互構過程，在其運行中所反復生成的“施動—反饋”會直接影響到國家間對于敵友身份的認知和安全態勢的研判。作為一個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中國自近代被卷入全球化以來，就一直存在著“海防”與“塞防”之辯。進入21 世紀，隨著中國完成同俄羅斯領土邊界的劃定，國內學術界主張中國在穩定陸權的基礎上拓展海權的呼聲日隆，并在“海洋強國”與“大國崛起”之間建立起了某種因果聯系；同時，還在“藍水海軍”“海上生命線”同“大國崛起的必由之路”等意象之間建立起了帶有必然性的觀念映射。
但問題在于，現代意義上的海權擴張是指荷蘭模式的海運能力，還是英國模式的海軍實力？抑或是葉自成等認為的海洋資源的整體開發能力？為什么隨著中國在東亞地區海軍實力與遠洋能力的快速提升，反而出現了更多的地緣安全緊張局面？如果一個國家增強軍事實力的戰略會刺激霸權國及其聯盟體系，那么這樣的戰略選擇是否可能會造成一種自拆臺腳或自我包圍的“威廉困境”？崛起國將安全戰略從消極的“非對稱近海防御”向積極的“遠洋對等威懾”調整，是否會促使霸權國以聯盟的形式對沖或抵消這種謀求縮小權力位差或重構優勢的權力增長的努力？在缺乏推責對象的前提下，崛起國選擇區域海權戰略是否真正有利于消除其與守成國之間潛在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國作為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大國，其安全戰略選擇不僅關系到崛起進程中可能面臨何種壓力，更關系到能否實現和平崛起的全局謀劃。如何從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威廉困境”中抽象出規律性的理性認知，直接關系到中國和平崛起大業的未來走勢。
歷史中的“威廉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為什么俾斯麥執政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在崛起進程中沒有面臨巨大的周邊安全壓力，而威廉二世執政后德國的地緣安全環境卻出現了急劇的緊張態勢？“威廉困境”看似為海陸復合型崛起大國因其地緣結構而面臨的雙重壓力，實則與崛起國的戰略選擇有著更大的關系。“威廉困境”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崛起國追求海陸并舉的兩線戰略目標，這一目標設定可能導致崛起國同海權霸主陷入海權之爭，以及同周邊陸權國之間陷入陸權之爭。在這一直接原因的背后存在四個重要的深層原因。
正是這些深層原因的疊加效應，導致一戰前的德國陷入“威廉困境”的戰略泥沼。
首先，當崛起國自我認可的身份與國際社會給定的身份出現不一致時，就會產生“身份位差”。當崛起國急于通過獲得權力聲望、大國身份認同與國家影響力來彌合“身份位差”時，便容易忽視國家在崛起進程中更應該保持最大的審慎、耐心與節制力。該原因容易造成崛起國在國際政治中言行的激進，并因此成為海權霸主同周邊陸上鄰國聯合防范與圍堵的重點。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就陷入了一種由“迎合領袖信念的研究報告”“迎合大眾偏好的主流媒體”和“迎合部門利益的戰略選擇”之間構成的正反饋循環，即國家刺激了民眾的政治胃口，同時，在對外強硬中獲得鮮花與掌聲的政治領袖也會愈發騎虎難下，并成為了迫使自己說話算數的煽動性言辭的俘虜。當崛起國因激進的言行而遭到其他國家的防范之后，其領袖還要尋找或編造更多激進的理由來解釋自己的國家為什么會陷入被圍堵的境地，從而導致自身陷入更嚴重的安全困境之中。英德在戰略層面的一切對峙都源于既存的不平等利益和秩序對雙方心理的劫持。在權力轉移過程中，崛起國對權力聲望與國際影響力的追求很容易開啟同霸權國之間帶有戰略互疑特征的“修昔底德陷阱”。同俾斯麥執政時期嚴格地將國家定位成歐陸強國不同，威廉二世更傾向于將德國塑造成一個海陸實力兼備的“世界大國”。一方面，德國對奧匈帝國在巴爾干問題上的偏袒導致了德俄關系惡化和法俄的戰略接近。法俄的東西包圍間接地動搖了德國在歐洲的陸權優勢并增加了來自陸上的戰略壓力。另一方面，為了推行其“爭奪陽光下地盤”的“世界政策”，威廉二世不僅在言論上發表了被英國視為敵視性的“克魯格電報”（Kruger telegramme）——這封電報在英德公眾間引起了軒然大波，讓英國意識到德國是其帝國大業最大的威脅，并最終導致了英國在布爾戰爭(Boer War)后放棄了百年的“光輝孤立”而轉向軍事結盟——而且，德國海陸并舉的軍備擴充也造成了因目標過多而四面樹敵的風險。
其次，缺乏一個有能力協調并統合國內不同利益集團訴求的決策中樞。國內利益集團往往通過兩種方式將集團利益提升為國家戰略利益。第一，它們會在相互爭奪資源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妥協和相互支持的互惠聯盟。過度擴張的成本由國家通過稅收、兵役或提高消費品價格等方式擴散至整個社會，而收益則不成比例地轉移到軍工復合體等利益集團手中。同霸權國之間的戰略互疑只不過是軍工復合體爭奪部門利益過程中的副產品。第二，通過在國家戰略層面形成共識，崛起國國內不同的利益集團可以利用國家的宣傳將部門利益塑造成國家的整體利益。一戰前，德國軍隊內可以說有幾大部門就有幾個權力中心，而本應成為仲裁者的皇帝卻降格為每一個權力中心的代言人，最終進一步加劇了決策體制的混亂狀態，以至于每個利益集團所追求的東西都成為不可妥協的國家核心利益。威廉德國安全戰略轉向的最大特征體現在同時支持陸軍與海軍追求戰略優勢。一方面，陸軍元帥施里芬、毛奇以及支持他們的資本家宣傳德國的安全威脅源于地處中歐的尷尬位置，因而必須增強陸軍實力。尤其是當1892年法俄結盟后，德國在俾斯麥時期“分而治之”的陸權優勢愈發被法俄兩國聯合所抵消，這導致德國陸軍要求國家投入更多的資源來確保其陸上安全。另一方面，號稱“歐洲馬漢”的海軍元帥提爾皮茨及支持海軍造艦的資本家集團則傾向于德國只有在赫爾果蘭島(Helgoland)到泰晤士之間建立起一支令人生畏的公海艦隊才能夠獲得英國綏靖或友誼的“風險理論”。但伴隨英德兩國海軍軍備競賽而來的并非是英國的綏靖，而是其1906年問世的“無畏”號軍艦 (HMS Dreadnaught)。這是一艘“被大炮覆蓋的超級軍艦”，它的問世使得當時所有的軍艦都過時了。1907年，德皇支持提爾皮茨緊跟英國步伐提出了“補充海軍法”。該法案規定德國也要實施建造“無畏艦”的計劃。1908年3月，專注于海上霸權的英國再次追加海軍預算，以確保英帝國永遠在海上保持對德國海軍的戰略優勢。
1880年俾斯麥治下的德國由于專守歐洲陸權優勢，其海軍軍費開支不到英國的四分之一或法國的三分之一。隨著德國逐漸開啟與英國的海軍軍備競賽，到一戰前的1910年，德國的海軍軍費雖有大幅提高并成為全球第二，但也僅僅為海權霸主英國的一半（參見表1）。而早先一直占有優勢的陸軍開支雖也大幅提升，但其增幅卻被協約國的相應增長所抵消。德國海軍挑戰英國海上霸權的成本非常高昂，以至于海軍軍費的增長威脅到了其原本享有的歐洲陸權優勢。1901～1903年，德國海軍耗費了國防開支的20%；1907～1909年，這一比重上升為25%；而到了1911年，德國海軍預算占到了陸軍預算的54.8%。1908年，德國推行了10年的海陸并舉戰略使德國的周邊環境出現了不可逆轉的惡化。時任德意志帝國宰相的伯恩哈德·馮·比洛（Bernhard von Bulow）在寫給荷爾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信中說：“德國已經在這場看不到盡頭的競賽中精疲力盡。如果在德國實現財政改革后我仍是宰相的話，我就要主動給海軍軍備競賽降溫。德國的發展已經不能再允許這種伊卡洛斯式的飛翔了。”
在被“克魯格電報”激怒之前，處于“光輝孤立”政策下的英國與法俄之間的共同戰略利益甚少。英國在同法俄爭奪非洲、近東、中東和遠東問題上都存在著戰略矛盾。但是，正是威廉德國同時追求歐陸霸權與世界海權的戰略建構起了英法俄三國基于共同威脅的安全利益。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認為，倘若德國放棄了挑戰英國海上權威的“龐大海軍計劃”而集中力量加強陸軍建設，他們就有可能使英國保持中立，同時必然會在歐洲大陸的戰爭中贏得勝利。如果德國人把1914年以來直到戰敗仍停泊在軍港中的無畏艦的制造經費和鋼鐵用來制造重炮和運輸機械，那么他們在陸戰中將一直保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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