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本區域大多是非鼓勵移民的較封閉國家，中國應該著力促進區域人才交流活動，特別是對高端財經金融人才的培養，從而增進區域的協調發展和中國在本區域的全面軟實力。

除了以上建議，我一直也在思考一個備受困擾的非主流問題，即伴隨大國崛起也必然發生的大國衰落。以史為鑒，歷史上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以及后來的英法德，也都曾稱雄一時各領風騷。一種觀點認為是，他們的國際化更多的是伴隨著資本輸出和大力開發海外市場，同時也會有低端產業輸出和國內通脹輸出的問題。因為海外殖民地比國內賺錢容易太多，所以造成了國內產業空心化和創新不足，投資國內的動力也就會日益下降，從而緩慢造成國家衰落。

同時也有“為什么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不是西班牙”之問；并且與英國相比，西班牙在許多條件優于英國；原來分別為英國與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與南美，一方成為世界最強盛地區，而另一方絕大多數國家仍政局不安、經濟動蕩。麻省理工學院的強森 (Simon Johnson)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羅賓森 (James Robinson) 等人，在《歐洲的興起：大西洋貿易、制度轉變與經濟增長》的文章中，對上述問題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大量歷史證據。

他們發展出制度指數(institution index)表明，對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特權階層侵犯商業權利限制的程度、對私有財產保護的程度和允許人們自由經商的程度，將這些指數作為交易效率的代理變量 (proxy)，引發了與亞當史密斯所描述的“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相同的結論，即工業革命必然在英國發生，而西班牙只能吞下相反的結果。

中國的改革開放如出一轍的開放了太平洋貿易，如今以復興“新絲綢之路”為靈魂的“一路一帶”戰略，使得中國大國復興之路走上了新的“高鐵速度通道”。中國的新戰略要高度警惕并堅決“去西班牙化”，最重要的是破除政府授權或默認的特權自己國有企業壟斷等痼疾。應以高水準的自貿區和人民幣區域內國際化為基礎，建立公平貿易投資制度，全民共享發展紅利，積極保護文化、環境和歷史傳承。

目前的世界貿易、投資關系和科技發展以及政治形勢，都比500年前的英、西時期復雜的多。特別是中國在充分利用工業革命的最新成果方面越來越得心應手，同時國家資本和官商資本變得更加卓有成效，對制度的作用力反而在減弱，改革的成本和難度都在提高。新一屆領導人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以改革作為發展紅利的論述正當其時，但要落到實處依然迎面來自各方阻力重重。強森等人縱觀500年發展所得以上之結論，而中國才發展幾十年并且還未封頂，未來路徑難以預測。

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目前面臨著同樣的歷史機遇和問題，并且隨著人口紅利減少、環境壓力迅速上升、國內成本高企和市場快速飽和等一系列新老問題的交互發生發展，中國無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情況。我們通過美國這一波制造業再造和資本回流，并且在上一季度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的持續強勁表現來看，這讓我們不得不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并且美元的國際地位沒有減弱反而是進一步走強，就是一個強烈的預示。

當代金融發展理論奠基人麥金農，是最早提出并分析“金融壓抑”對經濟發展造成阻礙的經濟學家。這一理論影響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直到今天，眾多來自經濟和金融乃至國家治理領域的學者，依然深受其所影響。我們需要反思相關理論在中國的實踐論證：即“金融自由化”與金融改革的順序是中國成功的要素條件之一，關鍵在于改革者理順了金融自由化和市場化的順序。

如今中國的金融管制“金融壓抑”正在逐漸被打破，互聯網金融在中國的崛起，以及成熟的國際化戰略–人民幣國際化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出和推進，就是最好的例證。

當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華盛頓特區經濟趨勢基金會主席杰里米·里夫金樂觀地預測，隨著物聯網基礎設施和相應的協同共享機制的構建，中國向零邊際成本社會的邁進，將確保其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中的領袖地位。同時，隨著中國對“金融壓抑”的解放和“高鐵國際通道”的逐步實施，也將為中國領導一個更公平、更可持續、更繁榮的后碳生態文明世界，以及開創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國際新格局，鋪平道路。

文/秦逸飛 SCC所羅門資本（中國）有限公司董事CEO、首席經濟學家

來源：金融混業觀察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開啟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如何重振亞洲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