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體制”與中國改革戰略
TPP：亞太合圍？
2012年起，中國猛然感覺到外部環境的壓力。新西蘭、智利、新加坡、文萊這四個太平洋開放小國2006年結下的自由貿易協定，自2008年進入布什政府的戰略雷達后，發展成了今天為人所知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澳大利亞、秘魯、越南、馬來西亞、加拿大、墨西哥先后加入自貿談判，一個“超級區域自貿區”正在醞釀。美國意欲通過締造貿易同盟在太平洋地區 “包抄”中國？這一疑似的遏制戰略，在日本決定加入TPP談判后，引起更多中國官方學者的戒心。
沒人能否認，TPP是美國“重回亞洲”地緣政治戰略的重要部分。面對中國經濟的崛起，在亞洲范圍內影響力的擴大，美國當然想通過區域經貿關系的整合，重新投射影響力。但說它是要“遏制”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空間并不準確。因為TPP的大門并沒有對中國關閉，相反，中國若能最終決定加入TPP，會被美國認為是一大勝利而欣然接受。
美國提出的TPP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區”，不僅僅是通過降低甚至取消關稅來促進跨境貿易。遠甚于此，TPP不僅針對傳統自貿區的貨物貿易市場準入問題，更欲建立以規則為本的市場經濟原則，并在成員國之間達成監管和規則的對接。如果說打消關稅壁壘參與國際自由貿易，只是所謂“華盛頓共識”的初級階段，那么TPP要求的是對“華盛頓共識”從里到外的全面貫徹。
提出這種升級版自貿區的背景，是近年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的經濟運行模式帶來的沖擊。國有企業享有資源傾斜、外資受到的本地化要求限制和強制技術轉移、知識產權的松散保護等，近年來成為發達國家母國與新興經濟體東道國之間摩擦的重災區。這些，都是現有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無法解決的。美國決定另辟蹊徑。
在TPP中，在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之間建立“公平游戲”就是談判的一個重點。比如，美國和澳大利亞就主張要實行所謂的“競爭中性”政策，以消除國有企業享有的結構性資源優勢所導致的競爭扭曲。這將是越南、智利、日本、新加坡等國面臨的難題。其中，國有經濟仍占主導性比重的越南加入TPP談判，不得不說現政府下了很大決心。越南的國有銀行體系中，60%以上銀行貸款流向國有企業，而壞賬中也有一半以上算在國有企業頭上。改革的代價巨大，但越南寄望于加入TPP后，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紡織品市場獲取更大份額。目前，9000萬人口的越南已經是美國第二大紡織品來源國，僅次于中國。
環境和勞工方面的要求也會進入TPP的議程。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分析，近年來美國簽訂的各項自貿協定中都為環境單列一章，預防貿易伙伴通過降低環境標準來吸引投資，并有針對非法采伐貿易、珍稀物種交易、漁業補貼等方面的規定。勞工問題也是美國政府近年來在自貿協定中納入用以爭取國內政治支持的策略。美國要求談判伙伴遵照執行國際勞工組織1998年的《工作根本原則與權利宣言》，包括：結社自由、集體談判的權利、禁止強制勞工、消除童工、禁止就業與職業歧視。
在12個規模、發展階段、經濟類型迥異的國家之間談這樣一個高要求的協議，難度顯見。雖然各國官方說法是要在2013年年底前完成談判，真正的時間表很可能延后。如國有企業改革、農業部門開放等敏感問題，必然遭遇阻力。但按美國貿易代表邁克爾·弗羅曼（Michael Froman）的話說，這個協議是寧缺毋濫：“我們尋求建立高標準和強有力的紀律。如果做不到這些那就不該簽。”
TPP的終極目標是發展成一個“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協定”（FTAAP），這也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在 1994年的《茂物宣言》（Bogor Declaration）中提出的，2020年之前要實現在APEC成員國之間的自由貿易。2013年的APEC會議上，領導人也集體認可TPP可以發展成FTAAP的一條“有希望的道路”。目前，韓國、泰國、中國臺灣等亞太經濟體也都表示了加入的興趣。
為此，談成之后的TPP也必須是開放式的。不過，區域性貿易安排由于密切貼合各國國情談判而成，向來少有吸納新成員的先例。因為任何一個新成員的加入，都可能打破原先的利益平衡，特別是大國的加入。這也是此類區域性貿易安排與WTO 多邊機制相比更有歧視性的原因。
但從另一個角度說，要加入這樣的貿易俱樂部，也就要求潛在成員表現出更大的誠意。如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的Richard Bush和Joshua Meltzer就寫道：“這就意味著，想要加入TPP的國家不只要有意愿接受TPP的標準，還要向現有成員國表明，對于TPP所要求的經濟改革，不會被國內政治所阻撓。”對中國來說，加入TPP或許需要又一次類似于1990年代初國企改革的決心。
TTIP：又見“盟軍”？
TPP固然是奧巴馬政府外交政策中對中國有直接影響的重頭戲，但另一個類似動議或許更有深遠意義，卻似未得到中國輿論足夠的認識。
既是美國在TPP后向歐洲老友顯示不離不棄的平衡之舉，也是泥足深陷經濟危機的歐洲的自救之舉，美歐終于下定決心，要邁出實現跨大西洋兩岸經濟整合的決定性一步。“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TTIP）成員國于2013年7月開始談判。
若說TPP是一個區域性的戰略經貿手段，TTIP則事關世界秩序。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稱TTIP為“經濟上的北約”；歐盟貿易委員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說“這事關西方自由世界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事務中的重量”；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說：“它可以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兩大洋地區之間塑造一個新的平衡，同時在西方激發新的生命力、促進安全、加強凝聚力。”
美歐雖被認為是天然盟友，其實多年來貿易爭端不斷，從波音空客之爭，到香蕉大戰，再到轉基因食品、數據信息流監管等。這些常常占據新聞標題的爭執，掩蓋了美歐更深層次的共識，即對規則為本的市場經濟秩序的主張。一定程度上，是共同的“對手”——中國，讓美歐找到了組成同盟的最堅定理由。美歐都認識到，面對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西方”需要化守為攻，先行一步，構建一個建立在法治、開放市場和自由民主價值觀基礎上的全球經濟治理新秩序。
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霍爾邁茨（Robert D. Hormats）也在今年4月的一次演講中，以冷戰為引子，強調大西洋兩側加強經濟與政治聯系的重要性。但他也說：“對未來幾代的美國人和歐洲人來說，加強跨大西洋聯系最有說服力的論點必須是面向未來的，是建立在工作和經濟增長、關于民主、尊重多元、言論與思想自由的共同價值上，以及共享的機會上——而不是去遏制共同的敵人。”
美歐之間的貿易關系整合度已經很高。雙邊貿易額每年達 1萬億美元以上，跨境直接投資存量總額已逾3.7萬億美元。大西洋兩岸的關稅門檻已經很低，平均只有3%。與TPP一樣，取消關稅性壁壘只是TTIP的配菜，非關稅壁壘的打破才是主盤。特別是在競爭和投資政策方面的問題，這些在多邊論壇上導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決裂的“殺手議題”，恰是美歐希望先行理順，從而推之全球的部分。其中，消除美歐兩邊的監管隔閡，能夠幫助兩岸企業縮減70%以上的成本。跨大西洋的價值鏈將因此得到深度整合。這也說明，TTIP所主導的“自由貿易”，恰恰不是通常理解中的“自由放任”，而是建立在規則基礎上、有制度性保障的自由市場。它的對立面不是監管，而是政治權力對契約精神、公平貿易的干涉。
若TTIP能按美歐預定目標建立，將對世界貿易流向產生顯著的影響。據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測算，德國與中國之間的進出口將分別下降13%左右。德國從美國進口中間品的成本下降，最終產品也變得便宜，對許多新興市場的出口形成替代效應。美國與金磚五國之間的貿易則可能減少30%。
不過，TTIP的成立對中國也可能有正面效應。歐美市場監管和標準打通后，第三國企業只需滿足一方要求即可出口兩個市場。美歐希望看到的是，占世界GDP一半的兩大經濟體通用的標準，能夠產生足夠大的激勵吸引其他國家引之為模板，從而在全球推行。
然而談判的過程不會是一拍即合。以本土的消費者保護和安全健康高標準自傲的歐洲人，擔心TTIP將尋找最小公分母。在美國，茶黨一派則抨擊跨大西洋談判將導致歐式“社會主義”對美國的進一步滲透，政府監管將更加不堪重負。金融危機后，跨國資本更成為仇恨對象，英國《衛報》打出“跨大西洋貿易協議會是對民主的全面攻擊”這樣的標題，認為TTIP中對外國投資者的保護將侵損國家主權，出賣廣大公民的利益。
即便如此，美歐仍然定下了閃電速度般的時間表，要在2014年10月本屆歐盟委員會任滿前完成談判。要在一年之內整合全球兩個最大市場，雙方的迫切可見一斑。畢竟，歐美對于市場經濟管理方式的分歧，更多是局部的、偏好上的，而不是原則性的。今年10月剛剛完成談判的歐盟-加拿大自貿協議，被視作是對TTIP談判的練兵，且取得了積極成果，如開放了汽車、農產品、政府采購等傳統上難以打開的領域。這場跨大西洋的談判檢驗的是民主西方內部的凝聚力和決斷力。談判最終的結果、達成的時間，都會成為人們衡量西方世界內核強度的標尺。
百足而僵的WTO
一個以TPP、TTIP等主導的全球貿易格局意味著：要貿易，但主要要和“志同道合者”貿易。但與部分論者不同，作者并不認為TPP和TTIP是對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標志的多邊主義全球經濟治理的終結。WTO多年來的僵局讓人必須面對現實，承認其路徑無效。美國推動一系列的區域或多邊貿易協定，目的不是顛覆多邊機制，而是先行一步，吸引附議。TPP和TTIP或許可以重新激活WTO。
若非9·11恐怖襲擊引發全球進入“危機模式”，2001年或許不會有“多哈發展回合”的啟動，因為WTO早已在1999年的西雅圖會議上被反全球化浪潮沖擊得元氣大傷。事實證明，自烏拉圭回合以來已經大幅擴張的WTO，越來越無力組織有效的談判。過去12年來，多哈回合在幾大爭論焦點中撕扯：發達國家堅守本國農業補貼和對農產品進口關稅；發展中國家不愿開放本國農產品、工業、服務市場；發達國家要求在競爭政策、貿易便利化、政府采購透明度等方面制定規則，發展中國家則因擔心本國企業會不敵競爭而拒絕。
一個結果是，世界各地的雙邊、區域和多邊貿易安排層出不窮。這正說明，貿易自由化仍然是世界各國追求的目標，無奈WTO多邊機制癱瘓，區域性貿易協定成為次優選擇。本應在2005年完結的多哈回合一次次錯過期限，至今難產。盡管心灰意冷，沒人會聲稱要放棄WTO。作為一個開放的多邊機制，WTO對二戰后世界貿易自由化功不可沒，也是該機構重要的“合法性”基礎，它在貿易爭端解決、貿易規則制定方面仍有權威。人們對多邊框架的目標仍心存念想。畢竟，各種歧視性的“優惠貿易協定”（PTA）帶來排他性的影響、談判的重復、遵守各種原產地規則的額外繁文縟節。這種局面中尤為受損的是發展中國家。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中國如何應對兩大洋自貿合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