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在德皇威廉二世炮制“黃禍圖”的1895年春夏，也正是中日之間簽訂《馬關條約》前后，日本有一部分“志欲敗和局，全吞中國”的狂人，大肆喧嚷“中國人種”的威脅。其中最突出者是竹越與三郎(亦號竹越三叉)。他的著作《支那論》中有“中國人種侵略世界”一節，文中丑化中國歷史，夸大中國的人口和移民問題，鼓動日中對抗。書的結尾處讓人觸目驚心的一段話是：“中國人之勢力如此之可畏，浸假彼異日能舉動自由，縱氾橫溢，我日本何能當其沖乎？……中日國民之爭者，直如英俄、英法之爭耳，盎格魯薩克遜與拉丁人種之爭耳。今日之必爭者，理也，勢也，人種的也，國民的也，國家的也。至爭根深結，則生死的也。今不計此要重之的，而徒用‘東洋’二字之地理空名，以養百千年之深憂大患，果何益哉？”竹越與三郎撰寫此書，不僅是要反對日中兩國在甲午戰后的“和議”，夸大中國對日本的威脅，強調日中關系只能是生死之爭，而且其思想深處顯然是要附和西方的“黃禍論”，把日本與日本人同“東亞”、“亞洲人”、“黃種人”區分開來，即從人種和地緣的連帶性中擺脫，暗示“黃禍”專指中國人，體現了日本極端民族主義者視中國為敵的心態。
最先要改變日本人種所屬的學者是田口卯吉。他的《日本人種論》開頭就說，“稱我日本人種為蒙古人種即黃色人種的一部，和中國人種相同”，“乃是沿用歐洲人輕率地定下來的人種分類法”。他通過語言、容貌、骨骼的比較，得出了“大和民族和中國人不同種，而和印度、波斯、希臘、拉丁等同種。因此以余所見……黃禍論為完全無根之流言”的結論。田口卯吉這種不從道義是非以及現實中“誰在威脅誰”的問題本質出發，而只辯說“日本人種與中國人種不同”，其根本之意不在“破黃禍論”，而在建立“日本人種優越論”。
接著有小谷部全一郎和木村鷹太郎繼續發揮田口卯吉的學說。小谷部全一郎的“研究”是從地名的讀音開始，他說，“閱覽亞洲的地圖，就可發現亞美尼亞、塔伽馬、哈拉、哈蘭等地名甚是類似我國語。對此就亞美尼亞一詞加以解釋，亞美即我的阿么，就是天，尼是接續詞，亞就是處……因此余可斷言，‘天’是稱西部亞細亞的阿么之國，‘高天’是該地的洲名塔伽馬，原用于稱該洲的古都哈蘭”。接著就對傳說中的人類遷移發揮其大膽想象，稱日本人的祖先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族中已經消失的十支族之一的“迦德族”。然后推定，“迦德族”先經波斯到阿富汗到西藏，在西藏分為兩路，一路經海參崴到朝鮮再到日本，一路經暹羅、南中國、琉球再到日本。他的結論是，日本的“基礎民族”是“希伯來神族的正系”，是“亞伯拉罕的子孫迦德的后裔”。
木村鷹太郎在1913年出版了《日本太古小史》，為了論證日本人種“西來”說，他來了一個快刀斬亂麻的地理位置大挪移。按照他的說法，中國古代史書中出現的中國東北、朝鮮和日本的地名，統統在歐洲和北非，如“奴國”是“伯羅奔尼撒半島東部阿爾果利斯國之阿爾果斯府”；“末盧”在希臘南部；“韓國”是“伽拉即意大利北部之總稱”；“狗邪韓國”在“意大利南部之東邊”；“帶方郡”是“凱爾特人之國”，“是古代奧地利、德意志、法蘭西一帶之名稱”等等。由此順理成章得出了“倭人傳中之倭女王國，就是吾等日本人在太古占據歐亞之中心埃及，意大利、希臘、阿拉比亞、波斯、印度、暹羅等均屬我國版圖”的結論。
人們都知道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是由于鄙視亞洲落后，不屑與中國、朝鮮為伍，因而要與歐洲人為友，從生產方式、經濟和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上“脫亞入歐”。到田口卯吉等人則更進了一步，要從人種上“脫亞入歐”了。不過，他們的這一辯解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贊同。
在日本政界舉足輕重的大隈重信也加入了有關討論，但是他不同意日本人種“西來”說。1905年冬，他在一次演講中說，“有人說日本人是亞里安種族。亞里安就那么高貴？我等不能沒有懷疑。無論怎么說，我們的血跟亞里安不同?！钡搅?913年，他在《經世論續篇》中把白種人與有色人種尤其是日本人作了對比，認為無論是“顏色”、“容貌、姿勢、舉止動作”，以及“身長”、“腦容積”，總起來說就是在“體力和智力”上，“有色人種到底不及白人”。那么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日本民族到底有無自救之術呢？他的回答是，日本人最后可以依靠的，就是“以天皇為中心的萬世一系”的“國體”，這是“我民族成為世界上的優勝者的最后力量”。⑩由此可見，大隈在民族競爭問題上的思考，不是詭辯地把日本人說成西來的亞里安種屬，甚至還從“事實”上承認黃種人尤其是日本人自己的劣勢，目的是強化日本人的危機意識，告誡日本人不要用種種“日本新人種說”自欺欺人，而忘掉了自己的“根性”。為了補償日本的劣勢，大隈搬出了日本的“國粹”，即信仰和制度上“萬世一系”的皇國主義，把人種學的問題巧妙地過渡到了政治問題上。
同年10月，本來是研究東洋古代史的學者桑原隲藏，也在《新日本》雜志上發表了《黃禍論》一文。他強調“單就軍事方面來說，黃禍之說絕不可能成為一種事實”。理由是，“中國人是世界上無比厭惡戰爭的平和的人種……與其說他們是善于征服的一族，倒不如說他們是被征服的一族”。至于日本方面，桑原隲藏說，“日本人或許不像中國人那樣愛好和平，但決不會毫無理由不講道理地迫害白人。日清、日俄戰爭以后，日本被認為是好戰之國，但這是混淆事實的污蔑性的評價”。他進一步辯解說，“以日本人的氣質，不會有(中國人)這么大的寬容”。日本人“愛國心強烈”，把“國家的尊嚴體面”看得“尤為重要”而“絕不允許被損傷”，“這種精神就必須被重視，他國人也要尊重這一精神。若白人深深懂得我國的國民性，只要不對我國主權施以壓迫，我日本人決不會迫害白人，正當的防御場合除外。他們決不必擔心我日本人會采取主動進攻的姿態加害白人”。在辯白的最后，桑原隲藏還提出了他的一個獨特看法，“白人在歷史上、宗教上、社會上比較容易形成大團結，黃種人之間形成這樣的大團結是不可能的，黃種人聯合起來一致對抗西方亦是難以實現的”。文章的結論是，“黃禍”是“一種虛妄之想。被誤認為是黃禍之首的中國人和日本人，連自己的權益也難以保護，怎會有余力加害白人”！但是桑原隲藏發出警告說，“世上由虛妄變成事實的例子也很多。若白人一再不停地叫嚷‘黃禍！黃禍！’并任意欺壓、迫害黃種人，從而引起黃種人的大反抗，黃禍會成為一種事實也未可知?？梢哉f，黃白種族沖突是否會成為事實以及事實到來的遲早，完全決定于白人對黃種人的壓迫有無緩急的改變上”。1931年就死去的桑原隲藏不可能對他說過的“不必擔心我日本人會采取主動進攻的姿態”一語負責，但他在文章最后所說的“由虛妄變成事實”卻成了讖語。
20世紀20年代，曾經擔任過日本內閣首相的平沼騏一郎多次表達對白種人的不信任，并“厭惡西方作風”。以平沼為中心的“國本社”極力鼓吹皇國主義的“泛亞洲主義”。西方輿論把“國本社”視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總根據地”。而以介紹和研究尼采聞名的學者生田長江，也在1924年發表了《東方人之時代》的文章，宣稱“不管如何困難，東方人及東方文化早晚會再次支配世界，甚至將使全人類去過全新的生活”。他解釋說，“我們之所以提倡東方人及東方文化再次支配全球，不用多說，是因為認為它是拯救整個人類的唯一手段?！覀冏鰤粢膊辉脒^把我們東方人尤其是我們日本人看成真正的弱者”。至此，日本人在種族、國體、文化精神等各方面全面地形成了自我優勝的想象。
由于日本大肆宣揚自己的“獨特精神”和“皇國主義”，鼓吹由日本來“解放受白種人壓迫的東方諸國”，連當時的日本外交評論家清澤冽都在其論文《新黃禍論》中也承認：“舊的黃禍論是被尋釁，新近的黃禍論則是由我方尋釁(而引起)?！彼绕渑u了當時日本的陸軍大將荒木貞夫的“日本人的精神和性格，應該跨越七海，向五大洲宣揚。如有妨礙其出路，就不惜以武力加以排除”之類的言論。他對此提出疑問說，“作為日本人，是大肆標榜人種問題，一邊刺激世界民心一邊前進比較好呢，還是把盡量避免那種逆風作為國策較為明智呢”？他擔心地表示，如果“走前者的危險道路”，“我想黃禍論一有機會就會被提到世界上”。
果然，在日本侵占了中國東北數年之后，在“七七事變”發生之前，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1937年5月號上刊出了長期未曾公布的德皇威廉二世1909年對美國作家赫爾的談話，其中有“誰都知道在亞洲和西方，即白種人和黃種人之間有什么事情會發生?！澜缍贾罌Q定全地球上人類命運的一大危機在很快靠近”，“日本人憎恨白人，猶如白人憎恨魔鬼。日本人是魔鬼，那是最簡單的事實。對我們而言，危險不只是日本，而是日本成為統一的亞細亞的領袖。日本統一中國——那就是威脅世界的最大的壞事”等內容。顯然，美國報刊此時公開德皇威廉二世將近三十年前的這種露骨言論，完全是借古喻今。
2000年，橋川文三教授在其編著的《黃禍物語》中大體概括了西方“黃禍論”的所指對象。他說，“二十世紀前半期黃禍的中心是日本，后半期則被代以中國，這樣(總結西方人的看法)大概不錯吧”。面對19世紀90年代后西方“黃禍論”的流行，敏感的日本人迅即作出反應，他們對西方人的優越感感到氣憤，欲極力擺脫“黃禍”的魔咒，或是反守為攻，指白人為禍；或是嫁禍于人，稱中國人為禍，為此不怕在人種上“脫亞入歐”。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人在人種論上又回到了黃種和有色人種的立場，以有色人種的代表和“亞洲的解放者”自居，由“被尋釁”到主動“尋釁”，最終挑起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這其中，顯然也有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在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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