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國古代的“外圍邊疆”及其近代嬗變

中華亞洲秩序的差序疆域觀念雖長期保持了中華文明共同體的穩定與延續，卻也減少了中國文明開拓邊疆的歷史動力，即使在歷史條件具備之時，仍囿于傳統視野與觀念，放掉了多次歷史機遇，使中國文明長期局限于亞洲的地域性文明，而未能成為全球秩序的首個建立者。但時空既已改易，從當前國際政治角度而言，“差序疆域”一方面有助于糾正起源于歐洲內部競爭地緣環境中，強調“非敵即友”之二元對立的僵化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以其彈性、多元之外交理念，為減少沖突、加強合作提供更多之可能，并為當前及未來伴隨全球化不斷推進，跨國家之區域共同體之形成與交流，以及最終之世界大同，提供可資借鑒的思想理論體系。另一方面對于鼓勵中國走出周邊地緣環境的孤立與被動，提供歷史借鑒。具體而言，便是可以在這一觀念之下，結合中國歷史傳統與當前地緣政治，構建“外圍邊疆”之概念。

直接、間接控制之邊疆可稱為“本土邊疆”，在“本土邊疆”之外圍的藩屬國區域，從與中國的歷史聯系及與中華文明關系角度而言，亦可將之視為“本土邊疆”之外圍地帶，或邊際地帶，或延伸地帶，或輻射地帶。從中華亞洲秩序而言，其政治地理屬于“九服”之中的最外圍——“藩服”，可稱之為“外圍邊疆”。從中國族群不斷外拓而言，其屬于和平或戰亂時，中國人為逐利或避禍而四散蔓延之地，可稱之為“邊際邊疆”。從中國文明對外交通而言，其屬于中國與其他主要文明體系交往之中介渠道，可稱之為“延伸邊疆”。從中華文明傳播而言，其文化脈絡深受中國影響，可稱之為“輻射邊疆”。

“南方外圍邊疆”較為明確，即東南亞藩國。中國古代，尤其唐宋以后，中國民眾為逐利或避禍，頗多泛海南洋，遠赴歐非者；大航海時代后，西歐國家與明代中國經由以馬六甲海峽為核心之南洋通道，形成了密切之經濟、文化往來，是世界近代史初期世界經濟格局形成之主體驅動力。東南亞國家既在政治上多朝貢中國，為中國差序政治之“藩服”區域；而經濟、種族、文化諸層面，又多受華人影響、驅動，甚至華人——當時被稱作“南洋唐人”，在事實上成為多地區之主宰與主體，因此“南方外圍邊疆”呈現政治、經濟皆與中國關聯，尤其以后者為主；官方、民間皆有所交往，尤其以后者為主的內涵與特征。[25]從地理特征而言，南方外圍邊疆海陸兼備，以海洋貿易為主體特征，又可稱之為“南洋海洋邊疆”。

與之不同，“北方外圍邊疆”更為復雜一些。東起朝鮮半島、大興安嶺，中經漠北草原，西至西域地區，因與中國關系相對間接與疏離，屬外圍邊疆。可見，北方外圍邊疆部分地區與核心邊疆中之東部邊疆、西部邊疆相重合。漠北草原由于遠離中國本部，較少受到威脅，當地游牧民族遂依托廣闊的草原地帶，不斷培育、發展成為大型游牧帝國，這一地區相應是對中國本部威脅最大之游牧勢力的崛起與政治重心地帶，亦是席卷歐亞大陸的“上帝之鞭”之發源地。在歷史上，漢民族雖多次北上這一地區，但由于當地生態、經濟條件過于單一，難以實現經濟、政治方式的移植，在清代以前，一直未能建立固定的統治模式，相應屬于外圍邊疆。大興安嶺東西之地森林密布，系集合農耕、漁獵、游牧多種生產方式之森林居民發源地，亦是其整合北中國，乃至統一中國之最初根據地。由于地理偏遠，與中國本部接觸，尤其戰爭較少，故而不是中國本部主力經略目標，相應屬外圍邊疆。朝鮮半島既是中古以前中國文明東亞陸疆擴張之極限，又是近世以來防范海洋文明——日本由海入陸之門戶，秦漢、隋唐、元明清政權建立時與朝鮮政權之戰和便可鮮明體現出第一點，明代萬歷東征之役與當代抗美援朝，皆鮮明地反映出第二點，無論從哪方面而言，朝鮮半島為中國北方外圍邊疆之地緣特征，非常鮮明。西域地區與中國關系則呈現了階段性特征。中古以前漢唐盛世時，漢民族控制了蔥嶺（今帕米爾高原）東西廣大中亞地區，但這一地區既與中國本部相隔遙遠，統治模式又較寬松，加之盛世邊疆開拓很快便為邊疆收縮取代，因此西域外圍邊疆之特征更為明顯。近世以來，伴隨中亞生態惡化之步伐，伊斯蘭教東擴，與海洋文明之興起與擴張，歐亞地緣政治已從陸上絲綢之路轉向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本部從客觀實力或主觀意志上，皆呈現了從西北邊疆退卻之歷史態勢，兩宋與西域未有政治藩屬關系，明朝僅將嘉峪關外視為藩屬地區，外圍邊疆之特征更為明顯。東北、朝鮮與西域屬中國外圍邊疆，不僅在于其與中國本部之關系，尚有，甚至更大程度上在于其與蒙古高原之政治隸屬關系。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長期習焉不察的漢族中心主義遮蔽了蒙古高原勢力長期在政治上統轄兩側廣袤邊疆之敘述，由于蒙古高原與中國本部共屬中國文明內部密切、深入互動之政權，因此蒙古高原對于東西地區之政治統屬，自然亦可視為這兩大區域為中國北方外圍邊疆之根據。與南方外圍邊疆相比，北方外圍邊疆整體呈現政治主導、官方為主之內涵與特征。而中古以前絲綢之路暢通之時，西域地區經濟溝通特征更為顯著一些，但與南洋相比，仍顯得官方主導的政治色彩更為濃厚一些。從地理特征而言，北方外圍邊疆主體面貌為陸地，故又可稱之為“內亞陸地邊疆”。

從歷史變遷來看，北方外圍邊疆由于南北政權的軍事—政治驅動，呈現了中間有所停頓、倒退之“本土化”趨勢，中間以漢唐疆域擴張，與蒙元歐亞帝國之建立為突出節點，最終以清朝整合內亞邊疆為結束。但由于俄羅斯陸權上升與東進，清朝西進腳步受到了一定遏制，相應在疆域版圖上，部分地區有所收縮。與北方外圍邊疆有所相似，南方外圍邊疆出于民眾的經濟—文化驅動，輔以官方的朝貢貿易，呈現了雖在一定時期受到官方壓制，如明清禁海，但仍然基本不斷發展之“本土化”趨勢，南洋“中國化”色彩逐漸濃厚。但明后期，從西歐獲得先進槍炮的南洋諸國勢力不斷上升，開始大規模拓展疆域，比如緬甸、越南皆是如此，從而開始挑戰明朝的權威，在明緬戰爭中，明朝失敗，從而割讓了大片土地。在清朝大力整合北方外圍邊疆之同時，南方外圍邊疆則由于中國傳統的重陸清海意識，與清朝源出內亞的地緣根源，在乾隆時期清緬戰爭損失慘重后，呈現了官方放棄之歷史態勢，最終導致東南亞本土種族之崛起與華人之屢遭清洗，并在近代西方列強擴張中，從中國外圍邊疆逐漸淪為西方殖民地，與制約中國之海洋包圍圈。相應，近代時期中華文明之瓦解，并不局限于中國本土主權淪喪與文化變異，還在于中華亞洲秩序的整體崩潰，其表現便是中國外圍邊疆被不斷蠶食。或者說，近代時期西方對東方的沖擊，從東、西兩大世界長期對立的角度而言，實際是歐洲共同體取代了中華亞洲秩序。這一反轉格局一直延續至今，從而警示當下，政治意識與政治策略在文明發展中之關鍵的主動性作用。

“外圍邊疆”概念之提出，一方面在中國史的視野下，強調地理取向之邊疆區域分野之外，又從歷史取向出發，依據邊疆與中國之關系，進行層次分野，彰顯中國古代政治“差序格局”；另一方面并從世界史的角度出發，揭示歐亞大陸兩端中國文明、西歐文明即核心文明之間，存在受到核心文明輻射之外圍地帶，充當了經濟、文化、政治溝通橋梁，雖在地理位置、文明程度上屬邊緣地區，但卻在世界形成史中扮演了中介與溝通角色，在未來研究中具有值得挖掘的極大空間。或者說，本土邊疆之研究與劃分，強調中國史內在演變路徑，外圍邊疆之提出與區分，則更指向中國文明與世界形成史關聯之外在演變路徑。

外圍邊疆之淪陷及對于中國文明之倒戈，在某種意義上是中國傳統疆域觀念的徹底終結。差序疆域在秦朝前后，大體是當時中國及周邊地區歷史發展程度的真實反映，即以自然條件最為優越的黃河流域為核心，在古代亞洲，尤其東亞，確實存在一個文明程度遞減的地緣格局。但伴隨黃河流域的逐漸殘破與長江、珠江流域的逐步崛起，差序疆域的理想化設定，已在中唐以后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近世時期北方政權的陸續崛起及其對漢族王朝的長期壓制，乃至取代，之所以被宋人視為亙古未有之變，實不僅在于其武力之強大，也在于文明之嬗變，導致華夷界限逐漸模糊。[26]如果說蒙元統一中國尚主要是武力上的混合華夷，滿清一統天下則伴隨文明的全面整合。清朝雖因此突破了以華夏或漢族為核心的狹隘華夷之辨的疆域差序劃分，不過卻以改而以涵合漢地、邊疆，空間更大之中國為核心，將更大之地理空間進行了差序劃分，這無疑具有相當的創造與變革。不過充滿歷史嘲諷的是，在各方面都對中國歷史傳統集大成，并完成巨大變革之清朝，卻走到了與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正面碰撞的歷史時期，相應其對西方國家最初的以蠻荒而蔑視之態度，被近代歷史嚴厲地批評為“頑固不化”。清朝之失去外圍邊疆，實在是中國傳統文明在懵然間走到了歷史的拐點，遭遇了前所未有之歷史變局，導致誤解與失措，而非一朝一代所造成。

相應，與本土邊疆研究相比，當前對“外圍邊疆”概念的提出與研究，更具有鑒于世界大國勢力利用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等在內的各種方式，將邊疆事實上已推進至中國邊界，形成對中國之包圍圈或扼制帶的地緣環境，認為中國在建立經濟大國之后，應進一步主動挑戰這一國際枷鎖，利用多種方式，加強對受到中華傳統長期影響的周邊地區的影響，重建中華亞洲秩序的現實國際意義。[27]

結論

東亞地區相對廣闊而平坦的地形，促使中國古代形成了“王者無外”的“天下”觀念。但四裔邊疆的惡劣地理環境，導致中國古代在邊疆開拓上，不僅收益率較低，而且風險巨大，甚至危及政權本身。因此，中國古代形成在保證政權穩定的前提下，在穩固內政與邊疆開拓之間尋求平衡，盡量以較小代價建立“天下秩序”的“有限擴張主義”。在這一疆域觀念之下，中國古代中原王朝并不追求疆域的無限擴張，而是追求通過經濟、文化輔助軍事的方式，建立穩定的、區域性的“差序疆域”，從而在政治區域上，由內而外形成直接統治區——羈縻控制區——藩屬聯絡區的差序格局，由此在亞洲尤其東亞地區，建立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國際秩序——“中華亞洲秩序”，長期維護了亞洲尤其東亞區域國際秩序的和平與發展。中華亞洲秩序典型地體現了前近代的區域國際秩序特征，對于糾正當前民族國家的疆界、民族糾紛，實現區域共同體的聯合與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作者：趙現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原載于《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年07期

[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龔抗云整理，王文錦審定《禮記正義》卷一二《王制》，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67頁。

[2] 關于中國古代羈縻制度，可參見徐興祥《中國古代民族思想與羈縻政策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彭建英《中國古代羈縻政策的演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

[3] 關于中國古代藩屬制度，可參見黃松筠《中國古代藩屬制度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李大龍《漢唐藩屬體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孫宏年《清代中越宗藩關系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孫宏年《清代中越關系(1644~1885)》，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

[4] [漢]班固：《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標點本，第3282頁。

[5] [宋]胡安國著，錢偉強點校《春秋胡氏傳》卷一《隱公上·隱公二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頁。

[6] [明]劉元卿撰，彭樹欣編校《劉元卿集》卷一《節制貢夷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12頁。

[7] “《禹貢》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綏服，曰要服，曰荒服。內而甸、侯二服，為華夏之地；外而要、荒二服，為夷狄之區。”[明]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一四三《馭夷狄·內夏外夷之限上》，載周偉民、王瑞明、崔曙庭、唐玲玲點校《丘濬集》第5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2228頁。

[8] [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廣校注《桂海虞衡志輯佚校注·志蠻》，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07頁。

[9] [明]胡廣等：《明太祖實錄》卷八八，洪武七年三月甲戌，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558頁。

[10] 《明太祖實錄》卷八八，洪武七年三月甲戌，第1558頁。

[11] [明]葉向高等：《明神宗實錄》卷三三九，萬歷二十七年九月己酉，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6278頁。

[12] [明]黃景昉著，陳士楷、熊德基點校《國史唯疑》卷三《景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3頁。

[13] 《明神宗實錄》卷三五八，萬歷二十九年四月乙酉，第6687頁。

[14] 《明神宗實錄》卷四O一，萬歷三十二年閏九月丙午，第7518頁。

[15] 黃暉：《論衡校釋》卷一九《宣漢第五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823頁。

[16] 西漢時期，“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標點本，第3262頁。“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4頁。唐宰相楊炎稱焉支山（燕支山）“維人氣雄，其畜多馬，虜得之以制陰國主天街，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斷右臂、卻南牧”。[宋]姚鉉：《唐文粹》卷五O《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楊炎），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04頁。金薛王府掾梁襄稱：“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蓋京都之選首也。”[元]脫脫等：《金史》卷九六《梁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2136頁。明閣臣彭時認為寧夏“背山面河，四塞險固。中國有之足以御外夷，外夷竊之足以抗中國”。[明]胡汝礪編，[明]管律重修（嘉靖）《寧夏新志》卷一《寧夏總鎮·形勝》，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頁。明末夏完淳認為：“草木之富，莫盛于代北，莫遠于河冀，岳種名材，連疆蔽地。”[明]夏完淳：《夏完淳集》卷八《燕問》，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第139頁。

[17] “（世祖）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長孫）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居土，未能為患，蠕蠕世為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于破一小國。’”[北齊]魏收：《魏書》卷二五《長孫嵩傳》，中華書局1974年標點本，第644頁。

[18] “涼州四邊紗皓皓，漢家無人開舊道。邊頭州縣盡胡兵，將軍別筑防秋城。萬里人家皆已沒，年年旌節發西涼。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男為漢語。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驅羊亦著錦為衣，為惜氈裘防斗時。養蠶繰繭成匹帛，那堪繞帳作旌旗。洛陽家家學胡樂，城頭山雞鳴角角。”[清]曹寅等奉敕編《全唐詩》卷二九八《涼州行》，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3374頁。“隴頭已斷人不行，胡騎夜入涼州城。漢家處處格斗死，一朝盡沒隴西地。驅我邊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國養子孫，今著氈裘學胡語。誰能更使李輕車，收取涼州屬漢家。”《全唐詩》卷一八《橫吹曲辭·隴頭》，第180頁。“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全唐詩》卷六三三《司空圖二·河湟有感》，第7261頁。

[19] [清]張曾：《歸綏識略》卷三O《人部·史鑒》，載綏遠通志館編纂《綏遠通志稿》第12冊，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7頁。

[20] [明]岷峨山人：《譯語》，載薄音湖、王雄編輯點校《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1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218頁。

[21] [清]張澍編輯《西河舊事》，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頁。

[22] “歐亞大陸干旱地區的戰爭，勝負的關鍵歸根結底在于馬匹。為此，金國一方也從陰山一帶經戈壁的南緣一直到遙遠的東北方的呼倫貝爾草原，綿延建造了稱為‘界壕’的土墻和壕溝構成的長城，守衛著軍馬場牧群。由于全部落入了蒙古之手，雙方的勝負已見分曉。”〔日〕杉山正明著，烏蘭、烏日娜譯《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66頁。

[23] 〔美〕歐文·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3－273頁，346－351頁。

[24] 比如以在邊疆地區建立“十全武功”而自詡的乾隆帝，晚年在邊疆觀念上也呈現一定程度上向漢族傳統認同之取向。《御制十全記》稱：“我武既揚，必期掃穴犁庭，不遺一介，亦非體上天好生之意。即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里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蕆斯事。”[清]董誥等：《清高宗實錄》卷一四一四，乾隆五十七年冬十月戊辰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18頁。

[25] 這種影響是非常深遠的，比如當代東南亞諸國在文學藝術上，仍呈現出受到中國深刻影響的特征。陳慶妃：《1990年代馬華文學場域與地方文化散文的興起》，《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2期。

[26] “漢之匈奴，唐之回紇、吐蕃，皆與金、元異。金、元者，千古夷狄之變局也。今之逆奴，不獨異于漢、唐，亦與蒙古異。惟宋之于金人，其局勢略相似。”[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注《牧齋初學集》卷二四《雜文四·向言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780頁。

[27] 國際政治學界對于當前中國與東南亞之間，通過文化等方式，加強外交聯絡，進行了研究。如余惠芬、唐翀《論中國對東南亞的文化外交》，《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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