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經濟的放緩導致普京的支持率從2010年底的79%下降到2013年底的61%。“體制開始尋找新的合法性依據，最終得益于對克里米亞的吞并和烏克蘭親歐政府的敵意，俄羅斯民族主義高漲并很快推高了普京的支持率，使其保持在80%以上的高位。但這也徹底摧毀了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西方的制裁嚴重削弱了俄羅斯與西方的經濟和金融聯系。”

在看到當前的外交政策只能導致孤立后，俄羅斯政府開始宣揚制裁和反制裁最終將促進進口替代、刺激經濟增長。但實際上，在開放經濟和缺乏足夠投資、技術以及市場的條件下，進口替代不可能取得實質性效果，更無法帶動俄羅斯經濟的全面增長。有俄羅斯專家認為，從2014年起，俄羅斯政府發現它的支持率并不必然與經濟相關聯，因此開始利用全面的宣傳和審查制度，說服公眾相信經濟困難是因外部敵人的陰謀所導致的。“在新的社會契約中，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宣傳、而非繁榮之上，而孤立狀態極大地有利于前者。越少貿易和投資、越少與西方的接觸，政府就越容易使公眾相信西方要對俄羅斯的艱難日子負責。”

面對空前的危機與挑戰，俄羅斯精英也在思考如何走出當前的困境。梅德韋杰夫清醒意識到了俄羅斯的癥結所在，但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將戰略認知轉化為政策手段、如何讓政策手段切實得以貫徹實行?

俄羅斯精英得出的結論并不叫人樂觀，甚至悲觀：它不會崩潰，也不會發生激烈變革，就虛弱地保持在原地。

俄羅斯向西看250年沒變，也不想變

2015年9月24日，俄羅斯總理梅德維杰夫在《俄羅斯報》發表《新現實：俄羅斯與全球挑戰》一文，系統剖析了俄羅斯面臨的結構性危機、闡述了對當今世界局勢的看法，并提出了未來發展的戰略方向和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

梅德韋杰夫認識到，全球經濟圖景正在迅速改變：能源領域“那些過去聽起來十分新鮮、廣告宣傳般的局部因素正在改變著世界經濟體系，改變全球政治平衡。

他意識到，液化氣的大規模運輸使各大洲孤立的市場連成整體。頁巖氣的開采正在使能源進口國變成能源出口國。幾百家中型創新企業對全球能源市場(包括多國經濟)的影響幾乎可以與大型能源集團相匹敵。昂貴的大型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回收周期長，投資回收期內，市場需求可能發生重大變化，能源價格可能大幅波動，所在國政策也可能加速調整。

其次，技術創新出現新的趨勢，數字技術實現物質世界全覆蓋，新工業化使新涌現的工業技術和行業更依賴高品質研發和方便消費群體，新技術轉換的方向則更多從民用轉向軍用，而非以往的從軍用轉向民用。第三，社會領域的創新決定人力資本的質量和國家競爭力，全球范圍內的人才競爭成為國家戰略決策的關鍵要素，人才競爭將日趨激烈。梅德韋杰夫提出，為了應對上述變化，必須“全面解放經濟(“經濟自由化”或“搞活經濟”)，實現現代社會的去官僚化。”

梅德韋杰夫提出，改善企業經營環境、轉變增長模式以提高勞動生產率是當前的首要任務。為此要集中精力做好宏觀經濟、結構政策、人力資本、國家治理四個方面的工作。首先，要確保宏觀經濟穩定，將低通脹率和財政平衡作為國家持續發展的主要保障，從長期發展的角度制定更清晰的財政支出規劃，優先投資人力資本，包括醫療、教育、科技，甚至基礎設施。其次，要切實推進結構改革。制定有利于增長和改革的金融機制，要做好石油價格長期走低甚至極低的準備，要更加重視國內融資，既要發揮國家投資的作用，也要重視吸引私人資本，同時也不能忽視吸引外資，要將吸引境外投資主要用于促進技術轉型。要推進進口替代，但要汲取上世紀部分拉美國家，在進口替代的指導下對國外投資者關閉國內市場的教訓。進口替代不是用價格更高質量更差的國產貨代替進口貨，也并不適用于整個國民經濟。理想的進口替代應當使本國產品在國內外市場具有同等競爭力。

梅德韋杰夫特別關注到了改革中的“非經濟因素”。他認為，要保持經濟發展，“就必須顯著改進政府服務水平，增強國家治理能力”：首先要保障人身財產安全。政府要堅定地保護私有權，限制行政司法機關對企業經營積極性的恣意妄為，健全法律體系，提高司法體系效率。其次要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建設。改進政府機構作風，建立健全決策機制，提高戰略規劃能力，使用先進管理技術，加強人才培養。

梅德維杰夫似乎看到了俄羅斯“去全球化”的危險，因此強調“俄羅斯的發展是全球發展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沒有俄羅斯就沒有全球發展議程。但是，俄羅斯無法單獨制定全球發展日程，也不能只管本國的發展和公平而無罔顧全球日程。” 他特別重申，“俄羅斯在經濟、政治和情感上都不會離開歐洲大陸。自葉卡捷琳娜二世在《新法典起草委員會訓令》中提出‘俄羅斯是歐洲大國’已過了近250年，世界在兩個半世紀內發生了滄桑巨變，但是這一判斷現在和將來都是真理”。

“任何人也休想切斷我們和多樣的歐洲文明的天然聯系。未來，俄歐關系可能會調整，但是開展合作，發展伙伴關系，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建立統一經濟空間的戰略方向堅定不移!”

與此同時，梅德韋杰夫也表示，

“俄羅斯的地理位置和地緣環境不僅能夠，也要求我們更加積極地開展‘東線’合作。不僅要和中國、越南、韓國和亞太各國密切合作，也要和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上合組織和金磚國家成員國深化合作。把俄羅斯的這種合作意愿解讀為‘轉向’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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