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防部副部長鮑勃?沃克最近在國防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表示美國需要制定第三個“對消戰略”，以便保持美國的技術優勢。這就引發了幾個問題：什么是“對消戰略”？國防部是如何考慮該戰略的？
沃克是軍事技術史的一位熱心學生，他的思想基于以前兩個著名的類似戰略。他認為“對消戰略”是一種允許一方力量戰勝或削弱另一方力量的優勢的戰略。回顧歷史，沃克認為在冷戰初期特別是在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美國使用核能力優勢“對消”了蘇軍的人數優勢。第一個“對消戰略”是成功的，直到蘇聯研制出可靠的第二次核打擊能力，特別是實現了核均勢以及與美國的相互確保摧毀。這讓美國陷入困境，因為如果美國針對入侵西歐的蘇聯使用核武器的話，也可能會遭致毀滅性打擊。
因此，美國隨后制定了第二個常規的“對消”戰略，旨在針對數量上占優勢的蘇聯打造一支更強大的常規威懾力量，該戰略后來被稱為“對消戰略”。
20世紀70年代末，“對消戰略”由時任次國防部長比爾?佩里領導完成，該戰略由兩個主要部分組成。首先，美國國防部通過將大部分研發預算投入基于信息的“技術賦能器”和可提高美國現有武器平臺效能的諸如全球定位服務、ISR平臺和信息網絡技術的“力量倍增器”，使美軍獲得了技術優勢。
其次，這種由美國資助、打造和控制的技術優勢，是通過一系列出口和貿易管制來維持的，其中包括《武器出口管制法》、《國際武器貿易條例》和《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這些管制措施使美國及其盟友能夠根據需要提供或拒絕別國獲得特定技術。
該“對消戰略”取得了巨大成功，開創了一個美國軍事技術占主導地位的偉大時代。該戰略如此成功，是因為它應對和解決了人們非常清楚的威脅和特定軍事問題：有必要針對數量上占優的華約組織部隊打造一支重要的常規威懾力量，該戰略也完全符合當時主導的遏制大戰略。此外，該戰略還利用了（并有助于）這一真正實力：美國擁有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最先進的科技發展水平。而且主要的附帶利益是，國防部對研發的資助作為對消戰略的一部分，通過全球定位服務、衛星和計算機網絡等技術，極大促進了美國的經濟，使美國公司站在了整個產業界的最前列。
雖然“對消戰略”在冷戰時期推動美國獲得技術優勢，但這種優勢正在削弱。這就是副國防部長在最近一次演講中談到的需要應對和解決的問題，他要尋找新戰略的做法是正確的。多年前的“對消戰略”提供了很多啟示和有益的經驗，尤其是在美軍規模越來越小的情況下。
但今天的情況也不一樣了，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35年后，促進和實現“對消戰略”的驅動因素不復存在。美國面臨的威脅不再是明確存在的，現在面臨的是更加不確定的戰略環境，而且需要應對的威脅越來越多。過去13年在中東地區的行動，突顯了美國是如何與小規模力量斗爭的，美國面對的不僅僅是冷戰時期尋求威懾的數量上占優的敵人。更廣泛地說，不僅僅只有一個單一的大戰略作為國防部技術戰略、研發工作和國防工業的行動指南。最后，創新不僅僅是國防部的獨占領域。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研發預算的中心——與技術創新的軌跡一起——轉移到了全球私營部門，這意味著國防部不再能夠獨自獲得新技術，或者輕易地控制新技術的擴散。
與此同時，美國平臺的同質化日趨明顯，組合能力可被預測，條令為人所熟知，這為日益多樣化的對手提供了利用自身對消戰略來對付我們的機會。技術上處于劣勢但旗鼓相當的競爭對手可以在諸如全球定位服務中止或反衛星武器等能力上進行投資，以此削弱美國的技術優勢。美國的研發和能力開發工作昂貴且費時，使得這些競爭對手可以利用后發戰略，迅速利用我們的知識產權大量開發出更加便宜的技術。數量和技術上處于劣勢的非國家行為體，已經學會如何利用簡易爆炸裝置來達成戰略效果，他們現在可以從商業市場上獲得全球定位服務，ISR技術和無人技術，以作為自身廉價的基于信息的“力量倍增器”。這種戰略反映了幾十年前佩里采用的確切方法。
因此，國防部及其產業合作伙伴，必須制定新的戰略來維持軍事技術優勢。
一個成功的技術優勢戰略必須能夠應對充滿了來自核大國和恐怖分子所帶來威脅的不確定的多極化戰略環境。該戰略必須從全球化中受益，能夠實現有效的國際合作，同時利用和基于國內優勢，為更廣泛的美國經濟創造積極的外部效應。它也將需要利用可廣泛獲得的商業技術，同時創造獨特的優勢。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在沒有明確的國家安全共識或統一的宏偉戰略，以及在國防部預算相比于商業市場相形見絀的緊縮財政環境中實現。
不幸的是，美國國防部還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這就是這位副部長的工作如此重要的原因。目前國防部發展能力的方法仍然蘊藏著很多“對消戰略”時代的價值觀、流程和組織結構，但受到戰略漂移和幾十年官僚體制導致的惰性的阻礙。這種漂移是對“對消戰略”思想的錯誤理解。佩里本人強調，“對消戰略”不應該理解為僅僅“……使用‘高科技’來打造更好的武器系統……”確切地說，這是一種以全新的綜合方式來利用技術的努力。最近只為獲得高科技解決方案（例如F-22）的嘗試，已經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
國防部應該根據需要通過利用美國的優勢來滿足戰略性技術需求。例如，可以加速打造多種廉價系統的戰略會增加競爭對手的不確定性。利用全球私營部門而不是狹義上“產業基地”的創新，可以幫助管理成本并獲得有競爭力的技術，不管它們是快速發展的戰車還是合作開發的導彈?；诿绹鲬鹑藛T的良好教育和經驗，使用像“有人-無人組隊”這樣的多樣化創造性概念來利用這些技術，將能夠提供更多的優勢——即使在使用類似系統的時候。放寬美國出售諸如無人機的技術的限制，將使美國能夠更有效地熟悉和學習全球化競爭和標準。任何新的戰略都應還尋求進一步實現和延長現有平臺的效用，比如航母。這些都不是新概念，現在國防部正在研究其中的一些概念，但直到新想法和有效的戰略保持一致時，重大效益才能產生。
全球經濟的現實使得未來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擁有美國過去四十年所擁有的軍事優勢。國防部仍然可以為美國及其盟國作戰人員提供可保護我們重大利益所需的技術能力：美國仍然擁有無與倫比的智力、組織和金融資本。堅強的領導力將是未來成功實施技術戰略的前提，這是國防部副部長能夠提供的。不過，他還需要機構、國會和產業界的合作，這是當前明顯缺乏的。
作者簡介：
本?菲茨杰拉德是著名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的高級研究員和技術總監。在這個職位上，菲茨杰拉德領導“新美國安全中心”通過探究戰略、技術和商業的關系，來探索與技術變革快速發展有關的國家安全影響。他受雇于當時擔任“新美國安全中心”首席執行官的鮑勃?沃克。
（思進編譯自新美國安全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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