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新聞媒體將南京大屠殺定位在”集中表現(xiàn)了帝國主義強盜野蠻獸性的南京大屠殺，集中表現(xiàn)了英勇不屈的中國人民在抗日戰(zhàn)爭所遭受的巨大災難的南京大屠殺”，將大屠殺遇難者定位在”在南京大屠殺中被害的愛國人民”，并且，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也曾提議將紀念性的活動長久持續(xù)下去，南京逸仙橋地區(qū)的居民還自發(fā)捐款募集了15萬元資金，準備為30萬遇難同胞立碑。但是，作為一場由政府所倡導的、群眾性的大屠殺控訴運動，在開始后不久就很快平靜下來了。其原因在于控訴日本暴行的目的是引導民眾仇恨美國，而”有些宣傳內(nèi)容只強調(diào)了日寇過去的罪惡，對今天美帝國主義的陰謀卻宣傳不夠”。其次，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抗美援朝政治宣傳的主題是”發(fā)揚民族自尊心和人民革命戰(zhàn)爭的偉大傳統(tǒng)，樹立打敗帝國主義的信心”，而且，建國初期百廢待興，需要更多地營造樂觀向上的氛圍，引導民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中去。從1951年3月，南京市在宣傳活動中，更側重于挖掘大屠殺期間南京軍民反抗的典型個案。以《新華日報》為例，1951年3月1日和2日，分別以《一個不屈的姑娘》和《切瓜刀砍死鬼子》為題，介紹了南京婦女反抗日軍強奸的事跡；3月3日，介紹了拒絕為日軍開車運送子彈、與日軍搏斗最后遭到槍殺的汽車司機梁志成的感人故事；3月8日，以《英勇不屈的母親》為題，刊登了幸存者李秀英和她6個孩子的照片。3月下旬以后，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揭露和宣傳力度逐漸減弱。

憶苦思甜大會（資料圖）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全國上下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還興起了編寫”新四史（家史、廠史、社史、村史）”的活動。階級教育是運動的核心內(nèi)容，憶苦思甜、訪貧問苦、進行今昔對比是階級教育中的常用方式。南京大屠殺也成為階級教育的素材之一。上海的一位中學老師在介紹階級教育的教學經(jīng)驗時說：”每當講到關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教材，我都突出講述血跡斑斑的歷史事實，引導學生去認識’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第一個和最兇惡的敵人’。講到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歷史，我就著重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的野心，列舉出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城內(nèi)進行滅絕人性的燒殺淫掠等慘絕人寰的罪惡事實，以加深學生對帝國主義的認識和仇恨”。

不少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和遇難者遺屬曾在廠礦企業(yè)、學校的憶苦思甜大會上講述過自己及家庭的慘痛遭遇。很多學校，還讓學生回去請爸爸談童年、媽媽講過去，”不少學生的爸爸媽媽都是舊社會的受苦人。父母和子女一道，不拘形式，絮絮而談。因為是親身經(jīng)歷，聽的人又是自己的子女，一些細微的地方都能談出來，給子女感受至深”。雖然作為政治運動，階級教育的核心是突出新社會的”甜”和和舊社會的”苦”，然而，正是在這種耳濡目染的社會教育中，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得以延續(xù)。

在東西方冷戰(zhàn)的國際背景下，在階級斗爭作為主旋律的政治格局下，民眾的南京大屠殺記憶受到了扭曲。同時，它還受到來自政府層面的對日方針的制約。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積極開展對日工作，大力開展民間外交，提出了”把日本軍國主義與廣大日本人民區(qū)分開來，爭取日本人民，發(fā)展兩國人民友好關系，推進中日關系發(fā)展”的原則方針和政策構想。1954年12月1日，毛澤東會見緬甸總理吳努時指出：”現(xiàn)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變化，變成半被占領國了，處于困難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壓迫”，因此，”中國人民對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態(tài)度”。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由于中日關系的根本性變化，中國終止了戰(zhàn)后以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中國媒體中批判日本的言論大大減少。

在此情境下，根本不可能對南京大屠殺進行深入、廣泛、系統(tǒng)的揭露和批判。1975年，日中友好舊軍人協(xié)會訪問南京時，接待人員總是回避談及日本軍隊的侵略行為，不得已時才敷衍幾句，最后總要補充道：”事情已經(jīng)過去，這不是日本人民的罪過，責任在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頭子”。

轉(zhuǎn)載請注明：北緯40° » 南京大屠殺記憶變遷：從“反美帝”到“國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