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事件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重視。中國政府認為，這種錯誤的歷史觀會使”日本人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忘掉日本侵略中國和其他亞洲太平洋地區國家的歷史，把他們再次引上軍國主義老路”。在鄧小平的親自指導下，開展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在通過外交渠道與日本政府交涉的同時，在輿論宣傳中發表了大量批駁日本篡改侵華歷史問題及其觀點的文章。

其間，南京大屠殺再次成為輿論宣傳的中心。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編制了紀錄片《南京大屠殺》，在全國放映。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與南京博物院聯合舉辦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證史料展覽》，有關部門舉辦了多場座談會，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紛紛控訴日軍暴行。

受教科書事件的刺激，中國政府開始重視日本侵華罪證的收集工作。1982年10月，中國文化部印發了《關于做好保護日本侵華罪行遺址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說：”小平同志講過，岸信介要搞滿洲建國之碑，我們一定要批評，二是他們要搞滿洲建國之碑，我們就到處搞日本侵略之碑。這對教育人民、教育青少年和子孫后代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要組織有關單位，收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其間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證，作為文物保護起來，對群眾進行教育”。同年年底，南京市開始了建國以后的首次文物普查，日軍當年進行集體屠殺遺址和遇難同胞叢葬地是普查工作的重點，位于江東門的”萬人坑”遺址被作為文物保護起來。

由于中國政府長期的思想教育，”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日本人民也反對侵略戰爭”、”將日本人民與日本軍國主義者分開”等意識已經深入人心，”和平友好”的日本形象已經部分地改變了人民原先對日本的惡感。而教科書事件的發生，使人們不得不面對”不肯認罪的日本”這一嚴峻的現實。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強烈的刺激，各行各業的人紛紛向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寫信上訪，呼吁政府”為歷史也為未來，為南京人民、中國人民，也為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就南京大屠殺事件建館、立碑、編史，以紀念死者，教育后人，”把這血寫的不容篡改的歷史，永遠銘刻在南京的土地上”。民間呼吁，對于政府的決策產生了強大的推動作用。

通過教科書事件，中國政府意識到對青少年進行重溫歷史、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性與緊迫性。鄧小平后來對來訪的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說：好多年來，我們為了講友好，沒有重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最近日本修改教科書篡改歷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溫歷史、教育人民的機會。這件事不僅教育了中國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實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輕人需要這一課。他們不大懂歷史，有些歷史已被忘記了。特別是現在我們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鼓勵外國投資，講友好，就容易忽視這一面。

正是在這樣的思路指導下，愛國主義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國恥教育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與此同時，中國改革開放后的思想解放運動，也使得抗日戰爭史上一些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禁區被打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重新被提起，國民黨的抗戰功績逐步被肯定，外國友人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受到了積極的評價，這些都為南京大屠殺的宣傳和研究提供了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建立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983年底，南京市成立了相關的領導機構，市長張耀華親自掛帥，積極推進。1985年8月15日，由鄧小平親筆題寫館名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成開放。在日軍當年集體屠殺和遇難同胞叢葬地遺址上，陸續建立了十幾處紀念碑。作為社會記憶的設施，紀念館和紀念碑將南京大屠殺的記憶予以保存、展示和傳承，人們在這里悼念和憑吊遇難者，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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