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貿易的殖民秩序與中亞分裂

新疆的“問題化”包含兩個層面的認同，一方面是在民族自決及西方人種學基礎上對新疆泛突厥民族屬性的認同。另一方面，是對該地區伊斯蘭屬性的認同。這在中國被簡化表述為“雙泛思潮”對新疆獨立的影響。然而，泛突厥主義（Pan-Turkism）及泛伊斯蘭主義（Pan-Islamism）其產生背景以及它們與19世紀殖民工程之間有什么關系，則是需要被深入分析的。

歐洲對中國最為系統的地理認識，應當開始于18世紀早期。自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十七日（1708年7月4日）開始，在康熙與路易十四的共同支持下，耶穌會士在中國官員的配合下對中國全境開始進行測繪。這部分成果除了成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初刻的二十九幅《皇輿全覽圖》之外，還流傳至巴黎，由制圖師唐維爾（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d’Anville）增補歐洲資料，修訂編成《中國、韃靼總圖》（Carte Générale de la TartarieChinoise，1732年）《中國、韃靼與西藏新地圖》（Carte la Plus Générale et qui Comprend la Chine, laTartarieChinoise et le Thibet，1734及1737年）。在1734、1737年的兩幅圖上，雖然對中國西部地區的測繪描述不清，但包含基本山脈河流沙漠，以及重要城市如阿克蘇、喀什等。

19世紀以來針對中國西北部地區的勘繪則多由歐洲主導。其中主要的為俄國率先開始的由北向南朝今蒙古及新疆地區的勘繪。英國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翻譯了大量這類來自俄國軍方中亞地區探險隊發回的報告，對后來英國從印度半島向西藏新疆的勘繪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兩者的基本目的均為尋找商貿路線。而后者則更在19世紀后半期的殖民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到1880年之后，英國這種所謂“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秩序便開始讓位于對大量海外殖民地直接控制的政策。而就在這一從19世紀中期開始的殖民貿易活動中，“東突厥斯坦”開始被作為一個統一的地理區域，指代包括中國新疆在內的廣大中亞汗國。這一地理名詞在19世紀歐洲殖民文獻中無具體邊界。拼法也略有不同，如East Turkestan, EastTurkistan, Eastern Turkestan等。也有文件稱之為“中國突厥斯坦”（Chinese Turkistan）等。在19世紀貿易殖民主義秩序看來，這一地區在19世紀實際為沙皇俄國與英帝國兩個中心的“邊緣”地帶。此外，還有包括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內的伊斯蘭帝國的影響。以及中國天下秩序中重要的一部分。從歷史上來看，諸如河中地區等包含在這一廣大地理范疇內的土地，實際治權歸屬非常復雜。是多種普遍性政治話語接觸的現場。因此，即便我們不考慮當代民族國家主權概念在該地區形成時背后的歐洲殖民主義帝國戰略背景，也無法真正使用教條的種族邊界及民族國家主權模式去消解這種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治權復雜性。

沙皇俄國19世紀中期在該地區的貿易擴張行動主要開始于19世紀中亞歷山大二世時期。特別是其在針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發動的克里米亞戰爭之后。英帝國也希望通過參與這場戰爭，能夠遏制不斷向歐洲擴張的俄帝國。作為戰爭的結果之一，1856年簽訂的《巴黎合約》將黑海劃為中立區，這從實際上取消了俄國原有對黑海的專屬控制權。同時，戰爭又使得原先在歐洲政治秩序邊緣的奧斯曼帝國進入到了歐洲以民族國家主權為基礎的“維也納體系”中，被接納到所謂“國家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中。維也納體系的普遍性是極具邊界意識的。其所倡導的國家主權模式，及在此基礎上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國際關系結構僅僅局限于被認可為“國家大家庭”成員內部。成員之間的關系受條約約束。而在外部，這種以權力為主導的政治結構卻不受任何限制。這種霸權主義政治現實于是便形成了19世紀歐洲實證主義國際法話語的基礎。進而也使得這種槍炮下的普遍主義話語及其強調的主權模式，一方面成為歐洲基督教殖民主義霸權擴張的工具，有差別地對其帝國邊緣的治權進行改造。另一方面，也成為包括奧斯曼帝國在內的這類非基督教的“國家大家庭”新成員對自身治權模式改造的課本。至19世紀末期，日本也成為這一“家庭”的成員。而清朝后期進行的系統變法運動，以及隨后的民國憲法運動等等，也可以被看做是這種“現代”民族國家主權模式在非基督教國家內的吸收與內化過程。這一過程在一些學者看來是一種“法律帝國主義”（legal imperialism）。同時，在這過程中，歐洲國際法及其背后的實證主義法理思想也對這種非基督教國家內的法理秩序進行他者化的敘述。

《巴黎合約》簽訂于1856年3月，同年9月21日，俄國便向楚河河谷地區派出了一支勘探隊。這支勘探隊由俄國阿拉套地區（Alatau）地區指揮官命令，軍官P. 謝苗諾夫（P. Semenoff）帶領，從今天阿拉木圖境內的俄軍韋爾內堡壘（Fort Vernoye）出發，最遠到達伊塞克湖（Lake Issik-Kul）西岸。在其考察報告中，這一包括伊犁在內的廣大地區被稱為東突厥斯坦（Eastern Turkistan）。這一歐洲/俄國中心的含混名詞后來在該地區民族主義興起的浪潮中被作為分裂主義者們建國的口號，這則更顯示了19世紀維也納體系在歐洲以外地區擴張所形成的矛盾狀況。

俄國在中亞地區的擴張對英帝國在亞洲的邊疆形成了重要挑戰。作為對俄國中亞擴張活動的回應，英國殖民政府也開展了對中亞的探險活動。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打開從旁遮普地區通向以新疆為主的中亞地帶的商貿路線。1868年5月25日，在皇家地理學會年會上，時任學會主席的羅德里克·瑪奇森爵士（Sir Roderick ImpeyMurchison）發表了長篇演講。這篇演講系統的敘述了英國貿易殖民主義下的世界秩序及戰略重點。其中針對中亞（Central Asia）與中國西部（Western China）地區的部分，也充分反映了當時英國政府在中亞及西藏新疆地區的貿易擴張意圖，以及在這種意圖之下對該地區治權問題的法理認識。在瑪奇森爵士看來，“東突厥斯坦”地區是兩個殖民帝國邊疆間的緩沖地帶。他提到的“東突厥斯坦”包括莎車（Yarkand），喀什（Kashgar），和于闐（Khotan，即今和田）。他清楚地認識到，“東突厥斯坦”及包括云南等省份在內的地區是在中國治權下的。而該地區的穆斯林動亂則“清除”（sweep away）了中國政府官員，建立了獨立政府，并進一步影響到了四川、甘肅、陜西等地。這種分裂的獨立政權雖然暫時阻礙了英國緬甸殖民地向中國內陸的貿易活動，但卻有效地成為了英國殖民邊疆的緩沖地帶，防止了俄國對英國印度殖民地威脅，并連接殖民地通往中國內陸的貿易路線。在他看來，英國印度殖民政府與這些英帝國邊疆（British frontier）之外的那些“好戰且居無定所的自由騎兵”（bellicose and unsettledFree Lances）之間的合作是非常明智的行為。在此基礎上，他對當時英國支持下的阿古柏伯克叛亂（YakoobKooshbegee）做出了高度評價。將其稱為“全東突厥斯坦的統治者”（the ruler of all EasternTurkistan）。

18世紀末期英國在印度特別是孟加拉與旁遮普地區的殖民活動，除了大大提高了這一地區的糧食作物產量之外，更重要的是通過棉花種植與布匹生產，將這一地區編織進了英帝國貿易殖民主義的網絡中。這一過程，超出了原有自然法基礎上形成的以耕作（cultivation）為法理根據的殖民秩序，而將這種以基督教普遍性為基礎的“文明化任務”轉化成了以商業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商業化運動”（commercialisation mission）。與前者不同，后者所形成的世俗化的世界秩序中，其格局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沖突，也不需尋求在一種神權意志下進行的平等教化。相反，則更希望在一種差序世界格局中，維持貿易的壟斷與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從這種貿易殖民主義霸權角度出發，英帝國對一個具有獨立地位的“東突厥斯坦”的支持才有了實際價值。瑪奇森爵士演講之后，英國旁遮普地區殖民官員托馬斯·福斯（Thomas Douglas Forsyth）主持撰寫了一份詳細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建立在1861年7月20日，托馬斯·蒙特哥米瑞（Captain Thomas GeorgeMontgomerie）向旁遮普政府提交的報告基礎上，進一步描述了從旁遮普地區通向“東突厥斯坦”莎車之間可能的路上貿易線路。1861年的報告中記錄了三條路線。第一條通過克什米爾（Kashmir）及萊鎮（Leh，今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列城縣）；第二條經過蒙迪（Mundee）、庫爾盧（Kullu）至萊鎮；第三條為實驗性開拓路線，經斯卡都（Skardo）或拉達克（Ladak）。報告指出，所有路線均通過中國領土。1868年新報告指出，經由這三條路線進行的貿易活動受到許多限制，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高昂的人力成本，受克什米爾大君（Maharajah）控制的萊鎮地區又有高昂的稅費，從旁遮普邊境喀喇昆侖山脈（Karakorum）的艱難地形，以及萊鎮至莎車之間沿途的安全。因此，福斯的報告建議，應當開通一條從萊鎮至莎車的新貿易路線。在其報告開頭，他附了一份詳細地圖，指出了這條可能的貿易途經。這條路線沿班公錯（Pangong Lake）南岸，沿卡萊博士（Dr. H. Carley）1868年8月16日報告的從Changchenmoo山谷至喀拉喀什河（Karakash River）的線路至萊鎮。由于路途相對平坦，且1868年時克什米爾大君降稅，沿此線進行的貿易盈利更高。報告格外指出，總體說來，旁遮普至莎車的貿易線路非常艱苦，因而，此報告“不是為英國商人”服務的。而是要同該地區適應了這種艱苦狀況的其他國家（即俄國）相對抗。開拓出一條與中國經由中亞地區的貿易通道。報告還指出，隨著阿古柏動亂，中亞地區的茶葉供應受到阻礙。而開拓這條通道，則能夠將旁遮普地區坎格拉（Kangra）產的茶葉輸送到莎車，并經由莎車轉向中亞其他地區。

這種以貿易為基礎的殖民主義秩序從根本上區別于中國建立在文化認同基礎上的天下秩序。也不同于基督教普遍話語及科學人種學基礎上中對世界秩序的認知。這種秩序并不希望建立一種統一的政治共同體，相反，由于小型政府更容易屈服于這種貿易殖民主義的霸權，進而為其提供更低的稅率。因此一個碎片化的治權結構雖然在貿易路線上造成一定的安全隱患，但從整體殖民工程的角度出發，小政府則更符合19世紀歐洲殖民霸權的利益。這一點，從19世紀歷史中，英帝國對在舊帝國秩序邊緣發生的“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持中也能得到印證。

文/殷之光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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