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工程：“邊疆”、“邊界”與問題化新疆背后的理論含混

當代漢語學者對邊疆問題敘述確實常常流露漢族中心史觀。并且，受到濃重19世紀歐洲人類學研究眼光的影響，容易將對邊疆的研究抽象化為對“民族問題”的臉譜化講述。其中民族交通融合的線索更顯出這種研究模式在蘇聯斯大林式“民族問題”理論基礎上，在理解中國問題上的生硬套用。在對“新疆問題”的討論中，我們可以梳理出幾個基本的政治預設。首先，是對新疆在中國“帝國”秩序中邊緣（border）地帶地位的表述。這種敘述將共產主義中國政治結構視為冷戰時期蘇聯一樣的帝國模式。將1949年之后中央政府在新疆設立自治區的治理模式，直接理解成遵照蘇聯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少數民族高度自治式結構。此種帝國秩序的預設同樣也被用于理解20世紀中國革命之前，王朝時期的治理秩序。在這種帝國秩序中，邊疆是差序結構中的外部，中心的從屬。而在蘇聯冷戰時期漢學家對中國邊疆問題的敘述試圖消解當時第三世界國家對于中國和平主張的支持。并試圖論證中國在“中央帝國”的立場上，對邊疆地區“自古以來”便存在的擴張主義殖民傾向。

“后冷戰”時期西方對“新疆問題”最集中的梳理開始于1998年的“新疆計劃”（Xinjiang Project）。該計劃很好展現了美國地區研究領域與情報領域密切的聯系。這堵旋轉門的存在，直接形成了最基本的美國區域研究的問題意識。自1998年起，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亞-高加索研究院（Central Asia-CaucasusInstitute）召集了18名美國研究中國明清史、少數民族社會史、人類學、宗教研究、經濟學及地理學方面的學者，進行了一項為期4年的研究計劃。項目的發起人包括前任亞洲學會（Asia Society）主席、老布什政府下的對華政策顧問安熙龍(Robert B. Oxnam)，中亞-高加索研究院創始人、冷戰時期重要美國蘇聯與歐亞問題專家史蒂芬·佛里德里克·史達（Stephen Frederick Starr），前任美國高級外交官、亞洲共產黨區域情報區域情報和研究所（Asian Communist AreasDivision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主任、時任亞洲學會主席的卜勵德（Nicholas Platt），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喀布爾情報站主任、中東伊斯蘭極端主義研究專家格雷漢姆·福勒（Graham E. Fuller）。該項目兩個重要成果，一個是由福勒與史達共同撰寫的報告《新疆問題》（The Xinjiang Problem），另一個則是福勒編輯，由包括后來美國“新清史”研究學派重要人物蒲德培（Peter C. Perdue）等18名西方學者在內的《新疆：中國的musilin邊疆》（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然而，邊疆（frontier）作為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概念，實際上強調了包括新疆在內的一系列漢族人口少數區域在帝國秩序中的特殊地位。這種從“邊疆”出發對中國歷史進行詮釋的方法開始于歐文·拉鐵摩爾1939年完成的對于中國大陸內邊疆的研究。拉鐵摩爾強調邊疆地區與漢族中心地區在地理環境上的差異造成了當地居民在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社會組織方式等各方面的不同。在兩種不同形式的文化之間的接觸與摩擦，對歷史發展產生了獨特的影響。拉鐵摩爾的問題意識，產生于他對“中國本部”（China proper）和邊疆地區之間互動的認識。從地理上，這條界限以長城內外為準。而從政治與文化層面，這個邊疆的界限則隨朝代變遷而不停變換。在這個基礎上，他希望理解為什么中國沒有像美國西進運動那樣，發生漢族大規模向邊疆地區擴張的歷史。

拉鐵摩爾從邊疆角度對中國歷史進行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世紀末期美國歷史學家佛里德里克·特納（Frederick J. Turner）所創立的美國史研究“邊疆學派”（Frontier Thesis）。在特納看來，美國制度的獨特性并非來自于其歐洲大陸的傳統，而是在美國“族人擴張”（expanding people）過程中被迫適應變革環境的結果。用特納的話來說，便是“橫越大陸和征服荒野的結果”。在這種對邊疆不斷的擴張發展進程中，美國將邊疆原始的經濟政治狀況改造成為復雜的城市生活方式。特納所描述的邊疆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個經濟與政治制度的邊界。這一點與歐洲建立在民族國家觀念基礎上的邊疆認識迥然不同。在歐洲人眼里，邊疆是一條明確的界限，從法律上規定了民族國家主權的邊界。然而，特納描述的邊疆更主要的則是一個可以自由擴張的廣闊土地。代表了美國新教徒城市生活方式的經濟與政治模式最外延。特納發現，這種外延是流動的，隨著“光榮”的西進運動的推進，這個外延不斷擴張。而隨著1890年西進運動導致的大量（白人）人口西移，美國人口調查局長宣布，一個“連續的、未開發的邊疆線（frontier line）”已經不復存在。

在特納對邊疆的論述中，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新教普遍主義假設，即對文明與野蠻這一對立毫無置疑的認同。西進運動的基本合法性來自于那種對蠻荒之地的開發。蠻荒與文明之間的邊界則成為特納理解中的邊疆的另一特性。邊疆實際上代表了兩種生活方式的對立。當作為野蠻的印第安人被徹底消滅，并歸化到白人“文明”的城市生活秩序中之后，作為保護移民不受印第安“野蠻人”威脅的邊境哨所則也不具價值了。在這種美洲大陸內部的擴張主義歷史敘述中，邊疆哨所則成為文明推進的前線。與其說是一個防御性的界限，不如將其看作是一個進攻性的尖兵。在其主導與文明的感召下，則更加促進了美國民族融合的進程。

當然，在拉鐵摩爾看來，美國西部開發與中國歐亞大陸邊疆歷史之間最大的差異在于，后者是兩個文明群體之間長期的接觸與流動。在這個意義上，拉鐵摩爾的討論可以對那種從歐洲中心的觀念出發，用帝國史與殖民史的態度去理解中國“邊疆”歷史的傾向提出相應的批評。拉鐵摩爾認為，在理解新疆問題時，必須認識到其邊疆內涵的多樣性，其中有不同種族之間存在的語言與文化邊疆（linguistic and culturalfrontier），有宗教邊疆（religious frontier），有遵循不同制度模式社群之間的政治邊疆（political frontier），以及對蘇聯工業化社會、外蒙古共和國游牧制度等多種多樣的經濟邊疆（economic frontier）。因此，拉鐵摩爾提醒，在理解新疆及中國問題的時候，必須擺脫歐美中心的窠臼，同時承認，那種被美國歷史進程所認可的“民主制度”（democratic institution），在中國歷史進程中可能并不會被認為是“民主的志向”（aspiration towarddemocracy）。然而，受到麥卡錫主義的影響，拉鐵摩爾并未在當時的英文學界取得太大影響。那種歐洲中心式的“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 ）對抗中國“殖民”（colonialism）的敘述模式仍舊廣泛存在于英文學界對新疆的歷史敘述中。

倘若離開了兩種生活方式界定下的文明與種族沖突，特納假設下的邊疆便無法作為美國獨特歷史發展的動力。同樣，在拉鐵摩爾對中國歷史的敘述中，存在于蠻漢之間的邊界也非常重要。與特納一樣，拉鐵摩爾描述“中國”邊界“不只是劃分地理區域及人類社會的界限”，更代表了“一個社會發展的最大限度”。但是，與特納不同的是，拉鐵摩爾認為，作為帝國地理邊界的長城是防御性、限制性的。它保護的是漢人“中國式的經濟”，并進而保證帝國能夠在最大程度上維持一種“向心性的利益”。必須注意的是，拉鐵摩爾談到的漢人（Chinese）不單單是從典型的西方體質人類學出發的對族裔差別“科學性”的鑒定，而更是一種從經濟生產方式及群體組織方式出發的社會政治學概念。因而，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理解拉鐵摩爾所描述的，在這個不斷變遷的邊疆歷史互動中，漢人與非漢人的身份之間存在著流動性。那些“有特殊利益的商人、移民、有野心的職業政客及軍人以及其他在邊界外尋找機會的人”需要反對并擺脫帝國內部向心的發展趨勢，因而脫離中心，成為了邊疆利益的一份子。反之，朝向邊疆的擴張則能夠為農耕經濟提供新的土地。從一定程度上，拉鐵摩爾對“Chinese”和“barbarian”的理解更接近于傳統中國天下觀念中對華夷的認識。其價值，除了對文化差異的辨識之外，更重要的是強調了生產方式的差異。而這種生產方式之間發生的矛盾沖突，實際上構成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長城也并不能代表傳統中國秩序的邊界。

然而，在當代“新疆問題”的表述中，這一“邊疆”概念本身的多樣性被替代為一種僵化的民族國家地理邊界（border）。這便是“新疆問題”顯露出的第二種政治預設。當代英語學界對新疆問題的敘述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冷戰時期對蘇聯民族問題研究的經驗與路徑。1983年，在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主持下，斯坦佛大學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在美國新聞署的資助下，召開了一次學術討論會。3年之后，此次學術討論會上發表的論文結集出版。這本論文集當時集合了當時歐美資本主義陣營里最重要的蘇聯研究專家。討論會的核心議題是“民族問題”（nationalitiesproblems/questions）。在其前言中，羅伯特·康奎斯特表示，西方“當然要支持隸屬于蘇聯各民族的自由”，也不應當忽視“真正俄羅斯民族感情的要求”。在他看來，這種民族感情或者“被政權利用”，或者受到“現政權的壓制”。在福勒與史達撰寫的《新疆問題》報告中，“新疆問題”別表述稱“兩個迥異人群之間的沖突”（confrontation between twovery distinct peoples），即漢族人（Han Chinese）與維吾爾突厥穆斯林原住民（indigenous Uyghur Turkish Muslims）。這種沖突從“原住民”的角度來看，是漢人對邊境地區的“殖民征服”（colonial conquest），而從“漢人”的角度來看，則是對領土主權的合法訴求。報告還指出，1759年清朝對新疆的“再征服”歷史，是更廣大的世界殖民史進程中的一部分。與俄國在中亞的擴張，法國征服阿爾及利亞，及英國殖民印度這一系列歐洲中心的政治事件可以相提并論。而也是在這種歷史語境下，當代中國的西部開發，也被看作是蘇聯斯大林時期的民族問題與政策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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