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盡管三者都反對以色列，但目前沒有證據表明哈馬斯與真主黨卷入對方的反以行動或協同行動。真主黨對哈馬斯的支持主要是政治和道義上的，但真主黨的一些做法對哈馬斯產生了重要示范效應。

一是真主黨的武裝斗爭及成果激勵著哈馬斯繼續堅持戰斗。在哈馬斯的前身穆加瑪還在致力于巴勒斯坦社會的伊斯蘭化之時，真主黨一成立就展開了與以色列的武裝斗爭，是20世紀80年代同以色列進行武裝斗爭的主要阿拉伯力量之一。真主黨的武裝斗爭極大鼓舞著哈馬斯。哈馬斯領導人扎哈爾1999年7月5日在接受訪談時說：“為何在20年占領后他們（指以色列人）才開始考慮聯合國安理會425號決議？由于真主黨！我們也是真主黨，但我們不是什葉派。我們是穆斯林，我們將遵循真主黨同樣的道路：抵抗，直到我們的國家解放。” 2000年中期，以色列從黎巴嫩南部撤離，真主黨視其為自己斗爭的勝利，這對哈馬斯以武力實現結束以色列占領的目標是個重大鼓舞。關于真主黨對哈馬斯的激勵作用，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學者希拉爾·哈珊（Hilal Khashan）指出：“正是真主黨為推動富有宗教信仰的巴勒斯坦人采取政治、軍事性的自殺性行動，為他們提供了動力和教義根基。”

真主黨總書記納斯魯拉提出的“蜘蛛網”觀也對哈馬斯產生了重要影響。納斯魯拉認為，雖然以色列是強大的，但實際上是虛弱、軟弱、脆弱的實體，和一張蜘蛛網相似。他得出的結論是：以色列是享樂、西化與自我放縱的社會，很可能在持續戰爭與人員傷亡中崩潰。 2005年8月,以色列從加沙地帶撤離，被哈馬斯用來證實納斯魯拉這一觀點的正確性，哈馬斯認為耐心與堅持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猶太復國主義實體的失敗。

二是真主黨一方面堅持抵抗以色列，另一方面參加黎巴嫩選舉，在黎巴嫩發揮重要作用，這為哈馬斯樹立了榜樣。正是效仿真主黨，2005年哈馬斯對其戰略做出重大調整，決定參加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并最終獲得勝利，成為巴勒斯坦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2006年夏，黎巴嫩真主黨依托地道抗擊以色列的空襲，哈馬斯從中獲得啟發，隨即在與法塔赫的內部沖突中，嘗試將地道與軍事行動結合，在加沙地帶構筑起攻防兼備的地下堡壘。哈馬斯也以地道和以色列周旋，地道成為哈馬斯抗擊以色列的關鍵依托。

可見，哈馬斯和真主黨無實質性交往，沒有聯合行動，更多是在道義上相互支持。但兩組織的反以斗爭在客觀上遙相呼應，又都和伊朗有密切關系，這使美國和以色列非常憂慮。

（二）哈馬斯與“基地”組織是否有牽連？

哈馬斯是否與“基地”組織有直接關系，學界的看法不一。美國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學者馬特壽·李維特（Matthew Levitt）認為哈馬斯與“基地”組織有染。根據以色列、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信息，認為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已有“基地”組織的活動。 2007年夏，就在哈馬斯奪取加沙后不久，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表示：“是哈馬斯在保護‘基地組織’，通過其輸血行為，哈馬斯與‘基地’組織的關系已是非常密切。”一些美國、印度及阿拉伯媒體也披露，哈馬斯與“基地”組織的一些分支有聯系。但猶太政策中心（the Jewish Policy Center）政策主任、國際公認的中東事務與恐怖主義分析家約納珊·斯昌澤（Jonathan Schanzer）認為，沒有哈馬斯與“基地”組織聯合襲擊的直接證據。英國籍的巴勒斯坦裔記者扎基·切哈卜（Zaki Chehab）認為，以色列宣稱的“基地”組織在加沙內部招募成員是試圖把巴勒斯坦地區阿富汗化，給巴勒斯坦人貼上恐怖主義標簽，以便向其發動大規模的戰爭。

哈馬斯與“基地”組織相互同情和支持，但哈馬斯強調不與其結盟。哈馬斯精神領袖亞辛指出：“我們支持和同情保衛其人民享有自我管理與獨立權利的任何組織，但我們不準備與這些組織結盟。”對美國2011年5月擊斃本·拉登，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予以譴責：“我們譴責暗殺和殺死一名阿拉伯圣戰戰士，我們把此事件作為基于壓迫的美國政策的繼續，視為穆斯林與阿拉伯人的流血。” “基地”組織也支持哈馬斯的反以斗爭。在哈馬斯控制加沙地帶后，扎瓦赫里在一錄像帶中表示：“我們的兄弟，哈馬斯穆加希丁，我們與整個穆斯林民族都站在你們一邊”，他還承諾“建立從鄰近國家輸送武器和設備進入加沙的通道”。 2008年6月，扎瓦赫里在另一錄像帶中號召所有穆斯林打破加沙的封鎖。

但實際上，“基地”組織對哈馬斯的指責也屢見不鮮，而哈馬斯也不買“基地”組織的賬。對哈馬斯參加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扎瓦赫里譴責到：“那些試圖通過基于世俗憲法或向以色列投降的巴勒斯坦人決定的選舉來解放伊斯蘭土地的人，幾乎不能解放巴勒斯坦的一粒沙子。”伊拉克“基地”組織領導人阿布·穆薩卜·扎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也對哈馬斯參加大選予以譴責，稱巴勒斯坦人已有其他選擇（指巴勒斯坦人可加入“基地”組織）。在2006年3月3日半島電視臺播放的錄像帶中，扎瓦赫里批評哈馬斯接受其在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中的地位：“無論是不是巴勒斯坦人，沒有人有權放棄被異教徒占領的穆斯林土地，致力于收回這些土地的工作是每個穆斯林的義務。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中的世俗主義者為了一點面包屑已經出賣了巴勒斯坦。”他命令哈馬斯堅持武裝斗爭，拒絕所有承認與以色列和平交易的請求，警告哈馬斯要避免卷入達成政治解決及以色列生存合法化的“美國游戲”，哈馬斯則對扎瓦赫里的批評不予以評論。在2006年3月23日半島電視臺公布的錄像中，本·拉登稱西方國家決定停止對哈馬斯領導政府的援助及實施制裁證明西方正在發動對伊斯蘭的“十字軍戰爭”。正在莫斯科訪問的馬沙爾則回應稱不需要“基地”組織的指導：“哈馬斯有自己的立場，一直為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而斗爭。” 2007年3月11日半島電視臺播放的錄像帶中，扎瓦赫里又指控哈馬斯同意建立巴勒斯坦民族聯合政府，稱哈馬斯通過接受沙特阿拉伯調停、與美國支持的法塔赫的協議將落入投降的沼澤，稱哈馬斯領導人將大部分巴勒斯坦放棄給猶太人，嘲笑這個政府不經以色列同意甚至無權進入或離開巴勒斯坦 。2009年夏，受“基地”組織激勵的武裝派別“真主的勇士”（Jund Ansar Allah，the Warriors of God）宣稱在加沙建立伊斯蘭埃米爾國，哈馬斯則對其予以鎮壓。可見，哈馬斯實際上是要遠離“基地”組織。

結 語

綜上所述，雖然哈馬斯、真主黨、“基地”組織三者有一些共同點，但在意識形態與理念、人員構成、活動方式、對外關系等方面的差異也是非常明顯的。哈馬斯和真主黨是中東地區反對以色列的重要力量，在本國有強大的民意支持基礎，也得到許多穆斯林和一些伊斯蘭國家的支持。而鑒于“基地”組織的極端、恐怖主義行徑，它遭到伊斯蘭世界主流社會、國際社會的唾棄和譴責。盡管以色列和西方國家極力把哈馬斯與真主黨、“基地”組織捆綁在一起，但目前沒有證據表明哈馬斯與這兩個組織有直接的關系，他們更多的是政治和道義上的相互支持。相比較而言，哈馬斯深受真主黨的影響，而對“基地”組織是敬而遠之。一個主要原因是哈馬斯與“基地”組織的理念差異太大。“基地”組織的目標是全球性的，而哈馬斯的主要目標是恢復巴勒斯坦人權利，解放巴勒斯坦。另外，哈馬斯也認為與“基地”組織有牽連會對自己、對巴勒斯坦事業不利。扎基·切哈卜指出：“巴勒斯坦武裝人員與‘基地組織’的任何結盟，將因把巴勒斯坦人與暴力聯系、與‘基地’組織有關而損害巴勒斯坦人的事業。”

從近期發展態勢來看，這3個組織依然會比較活躍。雖然哈馬斯在2014年夏與以色列的武裝沖突中損失慘重，但以色列仍然無法徹底清除哈馬斯，哈馬斯反而在巴勒斯坦人中獲得了不少同情和支持。哈馬斯反對以色列的活動仍然會繼續，目前的停火只能是短暫的停歇，因為雙方的根本矛盾沒有得到解決，反對以色列也是哈馬斯賴以生存的重要社會基礎。盡管與法塔赫已達成民族和解協議，但哈馬斯和法塔赫的較量仍將繼續，因為哈馬斯和法塔赫代表著巴勒斯坦政治發展的兩條不同道路，哈馬斯也不會輕易放棄多年實際控制加沙地帶而獲得的巨大利益。對真主黨來說，2006年夏與以色列大規模武裝沖突遭受巨大損失后，它的主要目光已轉向國內，已成為黎巴嫩國內政治的重要力量。近期，真主黨卷入敘利亞內戰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對敘利亞戰局也產生了一些影響，這加強了該組織與敘利亞、伊朗的關系。至于“基地”組織，它已經不是“九·一一”之前一個單純的組織概念，而是發展成為一個由“基地”組織核心、附屬組織、合作組織和非附屬恐怖主義小組與個人組成的一個多層次全球恐怖主義網絡，呈現結構分散化、活動當地化、襲擊目標多元化、恐怖活動動員與人員招募網絡化、資金籌集犯罪化、成員構成西方化等趨勢。 “基地”組織雖遭到國際社會的嚴厲打擊和普遍譴責，但當前的中東亂局為其提供了繼續生存、甚至發展的契機，它仍有可能不時制造事端。從3個組織的未來關系來看，盡管因敘利亞動蕩發生分歧，哈馬斯和真主黨依然會繼續相互支持，但因他們各自的主要目光都已轉向國內，其發展實質性密切關系的可能性不大。哈馬斯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以及它目前面臨的困境，仍不大可能和“基地”組織發展直接關系。

文/陳天社 彭超，原載于《西亞非洲》雜志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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