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小學3～5年級的時候（1975～1977），我能夠看到的書籍只有父親“文革”前擁有的書。我非常清楚地記得，在父親的高中或者是大學的生物學教材中，最偉大的“遺傳學家”是兩位蘇聯英雄：米丘林和李森科。

等我上高中的時候（1979～1981），我的中學生物學教科書的最偉大的遺傳學家變成了奧地利人孟德爾，美國人摩爾根，以及DNA雙螺旋的發現者、美國人華生和英國人克里克。父親課本中的最偉大的“遺傳學家”米丘林和李森科已經不見了蹤影。到了大學，因為自己學習了更多的生物學課程，更是發現蘇聯最偉大的“遺傳學家”米丘林和李森科不僅在中國已經被唾棄，而且早就被除了社會主義國家之外的其他國家所唾棄。

蘇聯解體后，許多前蘇聯的生物學家陸續地開始揭露李森科偽科學的壟斷學術地位對前蘇聯遺傳學以及整個生物學界造成的30年浩劫（1936～1965）。事實上，李森科偽科學的統治對生命科學所造成的災難性影響，殃及了所有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當然也包括中國），只有東德得以幸免。而這主要是因為東德在二戰前就有杰出的生物學家做出了世界領先的研究，因而這些科學家可以激烈抵制李森科的偽科學。

回溯到20世紀10至20年代，前蘇聯的遺傳學研究并沒有落后美國太多。事實上，1934年前，一些研究成果甚至達到了諾貝爾生物醫學獎的水準。但是，李森科偽科學的統治，卻葬送了蘇聯生物學，特別是遺傳學的大好前景，導致前蘇聯的遺傳學和生物學研究荒廢了至少30年。

李森科（1896～1976）于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做“春化”實驗（即將植物種子進行一段時間的低溫處理從而影響其開花時間）。不久，在沒有任何真實數據的支持下，李森科開始宣稱在蘇聯嚴苛的氣候條件下，實現了作物高產，而且這些高產的性狀是可以遺傳的。但是，由于違背了孟德爾-魏斯曼-摩爾根遺傳學的最根本原理，李森科的做法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故而從一開始，李森科就不斷偽造數據。不幸的是，因為蘇聯1928～1931年強制實行的農業集體化造成了災難性的大饑荒，而李森科偽造的作物高產結果似乎能夠給蘇聯面臨的糧食作物大減產帶來一絲曙光，因此，前蘇聯開始注意到李森科的所謂“科學研究”。

1929年，前蘇聯成立了由杰出的育種學家尼古拉·瓦維洛夫（1887～1943）領頭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面對蘇聯政府迅速提高糧食作物產量的政治高壓，為了加速完成作物種子庫的填充工作，瓦維洛夫也決定給李森科的春化計劃一個機會，盡管李森科沒有接受過任何正規的遺傳學訓練。而也就是在 1929年，李森科開始將自己的春化做法與“拉馬克遺傳”的蘇聯版—“米丘林遺傳學” 嫁接在一起。而米丘林一直是“拉馬克遺傳”（即，后天獲得的非基因決定的性狀是可遺傳的）的忠實信奉者，因而也是孟德爾-魏斯曼-摩爾根遺傳學的死敵。早在1923年，米丘林就宣稱，“孟德爾定律不適用于果實繁殖”。

李森科聲稱，植物被非遺傳方式操控后，這些植物的后代能夠實現后天獲得性狀的遺傳。通過繼續偽造數據和不斷的宣傳，1934～1936年間，李森科獲得了“蘇聯模范科學家”的地位：他于1935年被“選舉”為烏克蘭科學院院士，并被任命為“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士和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會副主席。

但是，因為“魏斯曼屏障” 的存在，或者說是因為從核酸至蛋白質之間的信息流是單向的（只能從前者到后者），在生物遺傳中，“米丘林遺傳學”或者說是“拉馬克遺傳”都是不可能成立的。也就是說，對生物個體的非遺傳處理所獲得的性狀，即使存在，也不可能被其后代遺傳。一個鐵匠的兒子不可能天生就攜帶胳膊有力的基因，就像一直沒有見過光的向日葵種子發育出來的向日葵照樣還是會喜愛陽光一樣。

而因為“米丘林遺傳學”是不可能成立的，從一開始，李森科的通過“春化”處理作物種子以獲得讓作物增產且可以遺傳的性狀的努力就注定是不可能的。因此，當蘇聯的其他生物科學家試圖重復李森科的“實驗”結果時，他們的努力也注定不可能成功：因為李森科沒有任何真實的“實驗”結果。而當蘇聯的其他生物科學家在多次均不能夠重復李森科的結果后，李森科就一直在面臨蘇聯其他生物科學家對他的全面質疑甚至批評。

在此情境下，在1934年，李森科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李森科將孟德爾-魏斯曼-摩爾根遺傳學斥責為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理論有沖突的“資產階級科學”，而自己的偽科學與（同樣是偽科學的）“米丘林遺傳學”結合的產物則是符合馬列主義理論的“真”科學。（“資產階級科學”是蘇共早期著名領導人布哈林給西方科學貼上的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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