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后，美國的通脹總體溫和，但食品和能源費用、大學學費、房租、醫療保健費用等仍持續上漲，加大普通民眾的經濟負擔與困境，令中下層家庭捉襟見肘，2500萬家庭因此成為“月光族”。以大學學費為例，不斷上漲的學費使許多普通家庭不堪重負，不得不申請增加學生貸款，導致學生貸款的負債猛增。《華爾街日報》報道，2014年美國大學畢業生是“史上負債最多的一屆學生”，平均需償還3.3萬美元助學貸款，而10年前這個數字還不到1萬美元，今年70%以上的大學生背負貸款畢業。消費者金融保護局數據顯示，2012年學生債務規模突破1.1萬億美元，比2007年翻了一番。對此，前財長薩默斯稱，大學生債務已從教育財政問題上升到影響宏觀經濟的問題。2014年6月，奧巴馬為此宣布大學生貸款債務紓困計劃。

金融危機引發的樓市、股市暴跌不僅嚴重打擊經濟信心，也造成民眾財富大幅縮水。近年來，股市強勁回升，樓市不斷回暖，才重現財富效應。2014年6月5日美聯儲發布的最新報告稱，1～3月美國家庭和非盈利組織財富凈值比2013年底增加1.5萬億美元，達到創歷史記錄的81.8萬億美元，增幅約2%。該數據未經通脹或人口增長因素調整，但另一項衡量美國人財富的指標——家庭凈資產與可支配收入比例仍略低于2006年水平。需要指出的是，此輪股市升幅遠高于樓市，因此持有大量股票的最富有階層獲益最大，而普通民眾財富多集中于房產，但房價仍普遍低于危機前水平。

第三，從社會結構看，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劇了美國中產階級的分化，持續和深刻影響著美國社會結構的演變。

中產階級歷來是美國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主力軍，但受危機沖擊，部分中下層民眾“返貧”，既加大了政府社會救濟和福利負擔，也導致美國中產階級不斷分化，前景堪憂。皮尤研究中心估計，1971年至2011年間美國中產階級家庭比例由61%下降至51%，他們在總收入中所占份額從62%降至2011年的45%，自認為是中產階級的家庭比例由2008年的53%下降至目前的44%。從中長期看，中產階級比例的日益縮小對美國經濟和社會將產生不可低估的消極影響，不但會導致占GDP近70%的消費對美國經濟的拉動作用逐步減弱，不利于經濟穩定增長和持續繁榮，更將導致長期以來美國橄欖形社會結構中部縮減，下部增大，從而加劇社會矛盾，增加社會潛在不穩定性。

令人堪憂的是，中產階級的縮減、貧富差距的加劇等種種消極因素引發的結果不平等正在加劇美國社會的機會不平等，阻礙了代際的向上流動性，導致社會階層的“固化”態勢日益明顯，年輕人通過自身奮斗改變命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美國收入最低的20%家庭每10個孩子中有4個將留在該階層，只有不到1個孩子將升入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每10個孩子中有4個將留在該階層，只有不到1個孩子將跌入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過去幾十年，美國的經濟流動性未有明顯改善，并低于絕大多數發達國家。正如奧巴馬在2014年國情咨文中警告的：“美國社會不平等加劇，向上流動幾近停滯，‘人人機會均等’的美國價值觀正受到挑戰。”

當今美國，雖然金融危機已過6年，但從社會經濟環境、家庭經濟狀況和社會結構變化看，普通民眾并未從經濟復蘇中得到明顯實惠，危機心態仍存，從而導致他們普遍對經濟復蘇“無感”。他們長期以來孜孜追求并努力奮斗的“美國夢”似乎正在日趨褪色，漸行漸遠。

本文為《現代院美國所：美國國情九問》第四篇

文/錢立偉 來源:共識網-《領導者》雜志第62期（2015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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