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洲的加爾文到中東的霍布斯
俗語說：“歷史并不重復自己，但它會押韻。”盡管伊斯蘭主義在中東的興起是獨一無二的現代現象，但其遵循的演化路徑及其刺激形成的危機，卻類似于西方自身過往歷史的若干片段。這場紛爭以穆斯林世界中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secularism)之間的簡單爭斗為開端，業已演化為一場復雜的斗爭。但問題的關節點在于，誰或者什么才是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并且，引爆點在于法律的本源和內容。伊斯蘭主義者堅稱最高統治者必須是伊斯蘭教教法，這意味著教法可能源自伊斯蘭教的教義文本：從真主安拉到先知穆罕默德的直接啟示，它們構成了《古蘭經》;以及穆罕默德的言行錄。世俗主義者則反駁說，法律當源自人類的理性和經驗，而并非源自伊斯蘭教——或者對溫和的世俗主義者來講，并非僅僅源自伊斯蘭教。
2014年1月，伊斯蘭國作戰人員在敘利亞特爾阿布雅德 (Tel Abyad)列隊行進。(Reuters / Yaser Al-Khodor)
世俗主義與歐洲殖民主義一并到達中東。很多伊斯蘭精英人士在國家獨立之后立即采納了世俗主義，恰恰是因為強大的歐洲國家優于并羞辱過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而這里一般被視為擁有無上權威的伊斯蘭王哈里發的領地。但世俗主義遇到了阻力：伊斯蘭主義。盡管伊斯蘭主義者提出其意識形態時，不是將其作為一種主義而是作為樸素的伊斯蘭教，即先知的原初信仰，但其信仰體系依舊擁有更多現代源頭。1926年到1950年間，早期伊斯蘭主義者日漸成長起來，他們確信，對一名虔敬篤信的穆斯林來講，生活在世俗政權之下是困難重重的，并開始組織反抗活動。1950年代，伊斯蘭主義者變得愈發激進，并開始倡導回歸國家強制推行的伊斯蘭教教法。到1960年代，一直是世俗主義者占上風，但在隨后幾十年中，1967年世俗主義的埃及敗于以色列，1979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以及1990至1991年間的海灣戰爭——這樣一些關鍵時刻扭轉了大勢，局面逐漸有利于伊斯蘭主義。
然后，從某種意義上講，政治化的伊斯蘭教已旗開得勝。縱然現代穆斯林既非純粹的世俗主義者，也非純粹的伊斯蘭主義者，但中東和北非的典型穆斯林均傾向于伊斯蘭主義。2013年由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埃及、伊拉克、約旦、摩洛哥和巴勒斯坦領土上的大多數民眾希望以伊斯蘭教教法作為國法。2012年的一項蓋洛普調查披露，在該地區的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突尼斯和也門這五個國家，女性與男性一樣傾向于支持教法。并且，盡管就諸如公共生活中宗教的作用以及政府中神職人員的作用之類問題，伊斯蘭主義陣營內部存在深刻的分裂，但眼下甚至是世俗執政者也接受了伊斯蘭主義的基本主張。
但縱然有如此成就，政治化的伊斯蘭教在生存能力方面依舊遭到懷疑。早些時候，外部觀察人士斥之為與現代性脫節的理念。更近些時期，專業研究者之間彼此互相打氣稱，中東地區愈演愈烈的暴力，包括諸如伊斯蘭國之類圣戰組織執行的自殺性恐怖襲擊和斬首之舉，正是其行將垮臺之際絕望行動的象征。
然而，假如歐洲自身的意識形態紛爭史可以為中東提供一個關鍵教訓，這個教訓就是：不要低估伊斯蘭主義。歐洲的宗教戰爭昭示了，何以輕慢一種顯然落伍了的意識形態是如此危險。在那些戰爭的許多緊要關頭，鑒于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對立正在戕害地方民眾和經濟，理性和進步顯得是要強行宣告敵對狀態終結。在若干關鍵時刻，包括在1555年，數個重要德意志公國同意實行宗教自決，以及1590年代，法國宗教戰爭結束，新教徒的荷蘭共和國從天主教控制下的西班牙贏得獨立——似乎危機已經過去。諸侯、貴族、市議會以及它們的臣民看上去已經決定實現和平。務實的政治理性呈現主導之勢，提升了人們形成新歐洲的希望，而在新歐洲，國家或將追求它們的物質利益而非意識形態上的利益。
但歐洲的意識形態暴力并未結束，因為催生這種暴力的合法性危機依舊懸而未決。大多數歐洲人繼續相信，持久的政治穩定要求宗教上的整齊劃一。只要他們是這樣想的，最微不足道的刺激也可能再度令他們分化為激烈對抗的群體——這正是1618年，當波西米亞的一場新教徒變亂將歐洲推入三十年戰爭時所發生的事。直到那個世紀結束，當歐洲人將信仰問題與政治問題區隔開來，宗教信條才失去其煽動性力量。
意識形態上的一種不同的低估發生在更近的時代：即二十世紀，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進行全球性競爭期間。1930年代，大蕭條的陣痛令很多重要的西方知識分子確信，作為一種理念，自由民主制度時代已經過去。有一段時間，中央集權的、強制性的國家政權在應對新的經濟和社會挑戰時顯得更加游刃有余，這推動一些思想家看好共產主義。少數人士訪問了約瑟夫·斯大林治下的蘇聯，并公開予以嘉許;在那里，工業化正急速推進，工人從不罷工。美國記者林肯·史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捕捉到了這種情緒：“我已經看到了未來，共產主義確實是靈丹妙藥。”當然，結果是自由民主制度恢復生機，贏得勝利。(林肯·史蒂芬斯是美國著名記者，生于1866年，卒于1936年。據譯者網上所見資料，1917年，史蒂芬斯在第一次到訪蘇俄時會見過列寧。1919年，他陪同一位美國國務院官員訪問蘇聯三周，回國后多次表達對蘇聯的良好觀感。但網上所見史蒂芬斯生平簡介中并未提及他三十年代到訪過蘇聯。斯大林于1924年成為蘇聯雖高領導人。據一些檢索結果，上述引文寫于1919年，出自作者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但史蒂芬斯在1931年出版的自傳中又表達了對共產主義的幻滅感。引文中譯取自蘇珊·桑塔格所著《重點所在》中文本，頁331。——譯注)
要害不在于伊斯蘭主義必將在中東成為贏家，而在于聰明人會低估非正統政治體制的生存能力，而這樣的體制有時會帶來慘痛的結局。事實上，政治化的伊斯蘭教之所以生命力長久，一個秘密在于外部人士始終低估了這一體制。歷史還昭示，當一種意識形態有國家力量作為后盾，其生命就可以延續，1930年代的自由民主制度是這樣，今天的伊斯蘭主義也是這樣。政治化的伊斯蘭教遠沒有到窮途末路，它完全可能恢復生機，卷土再來。(本節小標題中的加爾文是十六世紀法國的宗教改革家。霍布斯是十六至十七世紀的英國政治哲學家，他認為，國家是人們為了遵守“自然法”而訂立契約所形成的，當君主可以履行該契約所約定的保證人民安全的職責時，人民應該對君主完全忠誠。——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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