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者生存
如同所有久拖不決的區域性意識形態爭斗一樣，總有一天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之間的爭斗也將終結。然而，終結將如何發生，并且中東民主的前景如何，都還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西方歷史表明，合法性危機的解決之道通常是以下三種方式之一：一方獲得決定性勝利，敵對各方超越沖突，或是結合了對立教義的混合型政體以先前看上去不可能的方式出現。如今，任何單一意識形態簡單勝出的第一種情形看來都不可能發生;鑒于其遠非鐵板一塊，伊斯蘭主義若能制勝凱旋，大體而言或將無法安排好其眾多內部派系——遜尼派或者什葉派，溫和派或者極端派，君主派或者共和派——中的哪一只占據主導地位。但其他兩種情形是可以想見的。
即便設想一個超越當下合法性危機的中東或許困難重重，但西方過往經歷的眾多危機之一確實是那樣解決的。隨著不再看重舊有意識形態分歧的新型政權出現，早期歐洲最終戰勝了其內部的宗教紛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依舊對其信仰保持虔誠，但不再以零和視角思考它們，并且逐漸接受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中東若想出現類似的結果，就要求穆斯林精英人士和穆斯林大眾一道，不再將伊斯蘭教對法律和公共秩序的影響這個問題視作你死我活的重大事項。但考慮到極化的強烈深刻且盛行日久，這樣一種超越的前景似乎還很遙遠。
作為選項之一，諸多競爭求存的意識形態有可能開始趨同融合，互相采納某些制度和做法。歐洲也經歷過這樣的階段。從1770年代到1850年代，歐洲大陸在君主派和共和派之間猶疑不決，前者認為統治必須世襲，后者則想要民選政府。這兩派的理念期初看上去彼此毫無交集可言;各君主國一再瓦解共和派人士的變亂。但在一段時期的鎮壓之后，歐洲的君主與中產階級開始進行新的討價還價。英國作為聯合王國首當其沖，緊隨其后的一批國家——奧地利、法國、意大利和普魯士——紛紛建立起了新型政體。這種新型政體有時候被稱作“自由的保守主義”(liberal conservatism)，它將君主制、議會制的約束性元素以及更大范圍的公民自由結合在了一起。
這一段歷史指向了最終的歷史教訓：一種意識形態或若干意識形態混合體的最終成功，時常有賴于它是否擁有強大的國家政權作為捍衛者。歐洲的自由保守主義之所以能勝出，部分是源自聯合王國顯而易見的成功，該國是歐洲自由保守主義的最佳典范。許久以來，那個國家就擁有混合型政體，那是一種融合了傳統與改革的立憲君主制。毫無疑問，聯合王國還是那個時代世界上最成功的國家，以其最大規模的經濟、覆蓋最廣的帝國以及顯著穩定的社會秩序而自傲。其混合型政體在整個地區激發模仿的理由在于，這種政體已被證明是有效的。
在整個穆斯林世界，一種不同的混合型政體近期一直在展示其有力的跡象。那一混合型政體有時被稱作“伊斯蘭式民主”(Islamic democracy)。盡管學者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民主制度與伊斯蘭主義是內在不相容的，但不同國家的一些伊斯蘭主義者和民主派人士一直試圖在理論和實踐上融合這兩種體制。譬如，2011年到2013年間，埃及的自由與正義黨(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穆斯林兄弟會的政治派系)接受了宗教和意識形態上的多元化，以這樣的方式著力將自己塑造為一只溫和的力量。隨著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ed Morsi)開始集權，并且埃及軍方將其罷黜，那一嘗試以失敗告終。自那以后，埃及似乎已完全放棄民主制度，但假如有可能再度嘗試，該國篤定具備成為典范國家的規模和影響力。
同時，突尼斯政治團體復興黨(Ennahda)進行了一項融合伊斯蘭主義與民主制度的更成功嘗試;盡管公開宣布信奉伊斯蘭主義，該國還是在2014年晚些時候舉行了民主選舉。因國土太小，突尼斯無法成為一個典范國家，但它象征著“阿拉伯之春”運動中出現的閃光點，至少是展示出某種可能性。
更大程度的可能性，取決于該地區兩個最有影響力的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即伊朗和土耳其的政治選擇。雖然都不是阿拉伯國家，但兩國在發揮地區影響力方面均有悠久歷史。伊朗是踐行伊斯蘭主義的典范國家，在1979年革命中就宣布自己扛起了引領伊斯蘭主義的大旗。該國在形式上是共和國，擁有半競爭性的選舉，但其最高權力由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掌握。問題在于，因德黑蘭對阿薩德政權的慷慨支持令絕大多數遜尼派阿拉伯人心生隔膜，伊朗作為典范國家的前景在“阿拉伯之春”期間及后續發展中已受到傷害。而且，自2009年疑點重重的選舉以來，伊朗政權看上去一直反復無常，愈發令人懷疑其鄰國可能打算步其后塵。因之，只要伊朗依舊是伊斯蘭主義的榜樣國家，伊斯蘭主義就有麻煩。
土耳其可能是另一種情形。盡管該國在形式上是一個世俗共和國，但其一直在滑向伊斯蘭主義。過去三年間，土耳其在轉變成為一個新的實行混合型伊斯蘭式民主的典范國家方面表現良好。競爭性選舉已一再鼓舞總統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領導下的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該黨自稱為伊斯蘭式民主的先驅(盡管它寧愿稱這一治理模式為“保守的”而不是“伊斯蘭式的”)。該國在“阿拉伯之春”早期一夜之間變得深受該地區民眾推崇，之后持續擴張其影響力。但涉及伊斯蘭主義與民主制度的混合政體，局面看上去就不那么美了，這部分是因為埃爾多安搖身一變，開始接受威權主義的統治模式。土耳其或許終將成為混合型政體的典范，但那一混合型政體的民主要素，眼下正被舊式的獨裁統治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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