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武器——20世紀60年代的蘇聯漢學與中國社會史研究

整理自：Soviet Re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Mao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No.1, 1974

作者：Gilbert Rozman

對中蘇兩大社會主義國家而言，馬列主義的哲學與政治信條意味著現實和歷史的正當性，當歷史與“規(guī)律”不能相符，立足于理論大廈之上的現實實踐，就很可能面臨顛覆的危機。

在這一意義上，上世紀60、70年代蘇聯史家的中國研究正是在規(guī)律與歷史之間的一場“游戲”。在中蘇交惡的背景下，為確證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錯誤，蘇聯史家圍繞中國歷史的各個時期，著力申發(fā)中國革命與其社會基礎在馬列理論譜系中的不對稱性。

問題首先表征在“大躍進”政策與中國薄弱的社會主義基礎之中。在蘇聯史家看來，由于缺乏成熟的城市工人階級，新中國在建政之后的一系列工業(yè)化政策都是試圖跳躍歷史發(fā)展階段的激進作為。憑據蘇聯的工業(yè)化經驗，Volkova和Muromtseva等人認為，在農業(yè)技術條件和工業(yè)生產力均屬落后的情況下，集體化農業(yè)生產體制和“剪刀差”政策的引入，只會導致工業(yè)產出的相對停滯和農業(yè)生產積極性受到打擊。由工業(yè)和農業(yè)生產構成的城鄉(xiāng)二元經濟體系，將進一步阻隔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新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由于在蘇聯的歷史經驗中，社會主義工業(yè)化亟需技術成熟、自為自覺的工人階級，依靠農民革命建章立制的新中國在缺乏這一基礎的前提下做出的努力無疑不符合歷史規(guī)律。尤其在Naumov和Kurbatov關于中國農村人口與落后生產力關系的論斷下，Volkova等人更將這一問題，視為“不徹底的”中國革命遺留的困難。

順著社會經濟史和階級分析的進路，對當代中國經濟結構疑難的發(fā)現由此步入對中國革命自身弊病的闡發(fā)。在Kurbatov結論的基礎上，Mugruzin、Meliksetov等學者將中國社會主義的薄弱地基，追溯到中國革命時期“非典型”的階級關系。例如，在對20~40年代中國農業(yè)關系的研究中，Mugruzin發(fā)現：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農業(yè)經濟，缺乏位處地主與小農之間的富農階層，他認為，這種高度封建色彩的經濟體制一方面導致純粹的資產階級很難在中國產生，另一方面則使中國革命無法依靠新興的城市無產階級。而在城市官僚資本下茍活的工人，又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賴傳統的鄉(xiāng)情紐帶，缺少無產階級運動所需的規(guī)模與教育水平，因此，Meliksetov、Akatova和Deliusin都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視為在缺乏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情況下、一場農民與半封建社會關系的斗爭。

換言之，依傍農民、忽略與城市無產階級聯系的中國革命，在本質上是一場“不正統的”社會主義運動，與這場革命成功之后的政策失誤一樣，它沒有成熟的條件，也不在歷史發(fā)展的正確階段之中，有鑒于此，蘇聯史家同樣針對中國資本主義階段的不完善性做出了一系列論證。

以1911年清王朝的覆滅為界，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與現當代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相似，以Nepomnin為代表的近代史學者往往把封建農業(yè)經濟視為阻礙民間資本向城市工業(yè)轉化的最大障礙，并將資本主義上層建筑建設的失敗歸因于清王朝應對外來沖擊的無能。另一方面，在闡釋1911年辛亥革命的得失時，多數史家盡管承認這場重大變故具有資產階級革命的現代性質，但同時，他們更加強調革命的資產階級與地主、官員、軍隊的傳統聯系，并視之為之后阻礙中國資本主義進展的原因。與Nepomnin觀點類似的Sukharchuk甚至引入了西歐資產階級革命的比較視野，認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滯后的根源，在于中國封建制度自身無可挽回的結構性問題。

當蘇聯學者逐漸將西歐與中國的比較引入這場事關正當性的“游戲”，馬列主義信條固有的條貫，似乎注定了對中國革命史的重新闡讀必須“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之前。盡管對蘇聯史家而言，這段漫長的“封建時期”自然要比近代中國復雜得多，對資本主義究竟屬于古代中國的內生現象或是后來之物也存在諸多爭議，但借助西歐的比較視野，封建中國的許多歧異之處總能迎刃而解。

對某些在中國古代史中發(fā)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學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悖謬但又合乎邏輯的方向。幾乎所有傾向于將資本主義源頭訴諸1840年之前的學者都贊同，相比于自治與行會傳統興盛的西歐城鎮(zhèn)，同期中國的商業(yè)城市不僅缺乏必要的資本流動性，國家對商貿金融的財政支持也屬捉襟見肘，而在封建王朝的反動統治下，由中央集權的國家贊助商業(yè)發(fā)展的可能路徑更是近乎絕跡。因此，無論資本主義萌芽是否在1840年之前浮現于中國，都無法左右中國歷史進程內在的滯后與慣性，尤其當毛澤東在60年代成為全民崇拜的對象時，蘇聯史家更自有理由認為，這種慣性至今仍未消除。

通過援引歷史唯物主義的階段論正綱，60~70年代的蘇聯史家以近乎“倒著書寫”的方式，重新勾勒了中國歷史的樣貌。在他們的故事中，封建主義的余孽和資本主義基礎的薄弱，構成了當時狂飆突進的中國無法逾越的宿命，而在歐洲與蘇俄歷史路徑的對照下，這一宿命不僅顯得無可挽回，而且仿佛重又將我們引向“中國例外論”和“東方專制主義”的結局。但無論這些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出于學者們的智性真誠，他們對中國歷史延續(xù)性的闡發(fā)和比較歷史視野的引入，都是我們審查自身歷史的一種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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