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回到1889年，掐死尚在襁褓中的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你會下手嗎？從某方面看，答案顯而易見。當然應該那么做。沒有希特勒，納粹黨沒有了一個極具煽動力的領袖，大概就無法奪得權力。大概也就不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會有大屠殺，不會有東西兩線成百上千萬的死難者。

但是，轉念一想，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女性就不會漸漸匯入勞動力大軍。不會有《退伍軍人安置法案》(G.I. Bill)和高等教育的迅速擴張。你將看不到歐洲的平定和“美國治下之和平”(Pax-Americana)帶來的幾十年的平靜與繁榮，亦或你也不會看到不列顛等帝國的終結。

歷史是一張無比紛雜的因果之網。要擦除過去的錯誤，就等于毀滅當下的世界。你不能回到過去，在當時就知道你現在才知道的事。你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

因此，對于過去的錯誤，我們很難給出一個言簡意賅的答案。你是否會回到過去，糾正自己的錯誤，這個問題是無法回答的。唯一有意義的問題是，從過去的誤判中你得到了什么經驗，能助你繼續前行。

這就讓我們想到了伊拉克。事情發展到今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初的戰爭決策是錯誤的，那個決策由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提出，在民調中得到了72%的美國民眾支持。我當時也是一名支持者。

得到的教訓是什么？

首先我們認識到，應該帶著一種懷疑的眼光看待情報成果。如今坊間流傳的一個說法是，有關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全都是在政治壓力下捏造出來的，那場戰爭的背后，有一個向我們撒下彌天大謊的政治陰謀。

但這和事實并不相符。了解2005年羅伯-希爾博曼(Robb-Silberman)報告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人類易謬性的案例。那份詳盡的兩黨調查報告發現了“一個重大情報失誤”：“情報界的評估失誤遠非問題的全部。情報的評估以及與決策者的溝通，都存在嚴重缺陷。”

伊拉克戰爭的錯謬提醒我們，要保持謙卑的認知態度。我們對世界的了解并不多，有很多信息還是錯誤的。一個成功的總統應該在躊躇中做出決策，隨時準備接納新的證據，不要落入那些為過度自信的人設下的圈套。

伊拉克給我們的另一個教訓是要思考這個問題：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其他國家？任何一個外交政策窘境都是可以度量的。我們是應該走上前去，影響這個或那個地區？還是因為擔心可能會把一切變得更糟，而駐足不前？

自1990年代以來，我們中有許多人傾向于干涉主義。我們看到支持種族隔離的政權倒臺，讓南非有了改善。我們看到共產主義政權的倒臺，讓東歐諸國有了改善。我們心想，如果能推翻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就能終結又一個邪惡帝國，開始逐步改善伊拉克乃至阿拉伯世界的人類發展狀況。

這種設想有沒有出現呢？放在2004年，我會說有。在2006年，我會說沒有。2015年，我說有，也沒有，但基本上沒有。

伊拉克今天的局面提醒我們，我們其實不太了解其他文化會如何演進。我們只能對他國的治理施加生硬而間接的影響。當你打破一地的基本秩序時，人民會用宗派性的野蠻來應對。

如果說冷戰的勝利讓我們學會了主動出擊，做一個干涉主義者，那么2003年伊拉克戰爭決策留給我們的，就是要把這種過度的干預思維收一收，對美國理解其他地區和促成變化的能力，不要太過有信心。

這些都是一場更大范圍內的教育中的數據點——此外還有向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增兵，以及近期的撤軍。現在的我不像2003年的喬治·W·布什，有那么強烈的干涉主義本能，但也不至于要像眼下的奧巴馬總統這樣，如此拒絕這種本能。

總而言之，伊拉克告訴我們，當一個領導人企圖強行實現革命性的、天翻地覆的變化時，我們要提高警惕。它告訴我們要尊重修修補補的人，也就是那些細致考慮背景情況，試圖帶來漸進性、持續性變化的領導人。它告訴我們，對歷史的錯綜復雜心存敬畏的人，謹慎看待自己的行為所產生的影響，知道自己無法全然預測或理解行動后果的人，理應得到我們的贊美。

文/戴維·布魯克斯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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