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后，為推進我軍現代化建設、滿足實際作戰指揮的需要，黨中央開始醞釀實行軍銜制度。1955年9月27日下午5時，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授予大元帥軍銜典禮，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實行軍銜制。與他們同一批授銜的，還有10名大將、55名上將、175名中將和800余名少將。

今天，回顧那段特殊的歷史，我們發現，這個名單的出爐，既非純粹的論資排輩，也非簡單的論功行賞，而是綜合平衡的結果。而各位戰功卓著的將軍們，在授銜過程中，或為這份難得的榮譽感慨萬千，或高風亮節地提出讓銜，也有人為此流下了眼淚……

“山頭平衡”成重要因素

哪些人可當元帥？哪些人能做將軍？類似的問題，在軍職軍銜評定初期，被反復提及。畢竟，面對數以萬計曾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的開國功臣，這次的“論功行賞”是否公平、公正、公開，不僅觸及到他們的個人利益，還關系到大部隊的穩定，談何容易！連毛澤東都說：“搞評銜，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

鄧小平曾指出，“我軍隊歷史上是由各個山頭、五湖四海集中起來的。過去，有三個方面軍，每個方面軍又是由好多山頭結合起來的，這就自然地不同程度地產生了山頭主義”。這些“山頭”，雖不如北洋軍閥和國民黨軍隊那么根深蒂固，但也真實存在，在經歷了數次分化組合后，關系十分復雜。按當時中央的有關規定：元帥是行政三級，享受政治局委員待遇；大將是行政四級，享受副總理待遇，自大將以上可算作黨和國家領導人；上將是行政五級，享受國務院秘書長待遇；中將是行政六級，享受部長待遇，自中將以上都是高級將領，可配備警衛、秘書和保健醫生、廚師、勤務員；少將行政七級，享受部長級醫療待遇。不同級別之間，待遇、權力地位的確相差很多，因此，除了現任職務、政治品質、業務能力、在軍隊服務的經歷及對革命事業的貢獻外，最初確定的評銜標準里，還有一條：要適當照顧到各方面軍干部的相對平衡。

時任解放軍總干部部第一副部長的宋任窮在幾十年后回憶說，當時，少將以上軍銜由軍委直接掌握，所以工作量最大、難度最大的“平衡、排隊”的任務，就落到了總干部部頭上，他們認真研究、反復斟酌，而從最后結果來看，這種平衡因素起了相當的作用：

朱德、彭德懷，因為戰功卓著，排在了十大元帥的前兩位；林彪是第四野戰軍的代表，十大元帥中他的戰績和指揮能力都堪稱第一，是十人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劉伯承是第二野戰軍的代表；賀龍，借助南昌起義總指揮和紅二方面軍總指揮的資歷成為元帥；陳毅代表著南方三年游擊戰、新四軍、第三野戰軍三個方面的力量；羅榮桓是政工元帥，代表著政工在軍中的地位，這是中國軍隊特有的中國特色；徐向前借助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身份成為元帥；聶榮臻是華北野戰軍的代表；葉劍英一直是“中＊＊方在政壇上的代表”，除他之外，黨內、軍內再無他人有這種特殊地位了。

得知自己被評為元帥后，葉劍英馬上想起了犧牲的戰友：“可惜啊，如果葉挺在，新四軍就出了兩個元帥。”陳毅的應答則多了分風趣：“如果葉挺在的話，我們就有兩個葉元帥。”

十位大將的評選，也同樣綜合考慮了“山頭平衡”的因素和當時的職務因素：

粟裕的軍事造詣和戰績在全軍首屈一指，建國后曾任總參謀長；徐海東是陜北方面的代表，是紅二十五軍幸存的指揮者，與陜北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之后任軍團長；黃克誠是第四野戰軍的代表，雖然戰績、資歷并非最優，但時任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是他獲大將軍銜的重要因素；陳賡是第二野戰軍的代表；譚政時任總政治部主任，與元帥中羅榮桓的情況一致，是大將中政工方面的代表，同樣意味著中國軍隊的特色，與山頭平衡無關；蕭勁光是第四野戰軍的又一代表，海軍司令的職務是他獲大將軍銜的重要因素；張云逸的大將軍銜幾乎完全憑資歷獲得，十位大將中他年事最高，是除粟裕外第三野戰軍的又一代表，也是唯一參加過護國討袁的；羅瑞卿來自華北野戰軍；王樹聲曾任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授銜時任國防部副部長；許光達則來自紅二方面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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