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金融領域的國際合作都在走下坡路。自冷戰(zhàn)結束以來，聯(lián)合國(UN)未能解決任何一起重大沖突；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給人留下的是酸楚的回味；世貿組織(WTO) 1994年后的重大貿易回合談判均未能圓滿收場。由于治理方式過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合法性越發(fā)受到質疑。20國集團(G20)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曾作為潛在有效的國際合作工具出現(xiàn)，但它現(xiàn)在似乎已經迷失方向。在一切領域，國家、宗派、商業(yè)以及其他特殊利益都凌駕于共同利益之上。這種趨勢現(xiàn)已發(fā)展到這樣的地步：我們需要談論的不是全球秩序，而是全球無秩序。
政治方面，局部沖突愈演愈烈、越發(fā)頻繁。孤立來看，這些沖突是有可能得到解決的，但它們經常互相關聯(lián)，一場沖突中的失敗者往往成為其他沖突中的破壞者。例如，當普京(Putin)的俄羅斯以及伊朗政府出于各自的原因向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伸出援手時，敘利亞危機發(fā)生了惡化。沙特阿拉伯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提供啟動資金，伊朗則煽動也門的胡塞(Houthi)武裝叛亂，以圖報復沙特。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昵稱“比比”(Bibi)）試圖說服美國國會反對美國正與伊朗商談的核條約。沖突實在太多，以至于國際輿論難以施加正面影響。
金融方面，布雷頓森林機構(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已經失去壟斷地位。在中國的領導下，一套平行機構正在出現(xiàn)。這兩套機構是將彼此沖突，還是將找到合作之道？由于金融和政治領域同樣互相關聯(lián)，未來的歷史進程將極大地取決于中國經濟如何實現(xiàn)轉型——即擺脫投資和出口驅動型增長，增強對內需的依賴——以及美國如何作出應對。美國與中國建立戰(zhàn)略伙伴關系，可防止兩個強大國家集團之間的關系演變?yōu)檐娛聸_突。
我們是如何走到“全球無秩序”這一步的？冷戰(zhàn)期間，世界被兩個超級大國所主導。每個超級大國都對其盟友和衛(wèi)星國擁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并通過“相互確保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這一威脅避免了與對方的直接軍事對抗。這種“同歸于盡”的體系盡管瘋狂，但是奏效：它造成了許多局部軍事沖突，但避免了世界大戰(zhàn)。
蘇聯(lián)帝國分崩離析時，美國有機會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但它沒有抓住機會。美國以個人自由為立國原則，沒有成為世界警察的傾向。事實上，它對擔任國際事務領導者的意義并沒有形成連貫的看法。冷戰(zhàn)期間，美國奉行兩黨都接受的外交政策，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外交政策主張基本一致。但冷戰(zhàn)結束后，兩黨的合作伙伴關系破裂。兩黨都仍然重視美國的主權，但在將美國主權置于國際義務之下的問題上，兩黨很少達成共識。
之后在1997年，一群新保守主義者主張美國應當利用軍事霸權推行國家利益，并建立了名為“新美國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智庫，“以促進美國的全球領導力”。但這是錯誤的路線：不能依靠軍事力量來統(tǒng)治世界。“九一一”恐怖襲擊后，新保守主義者說服小布什總統(tǒng)(President George W. Bush)基于不可靠的理由（這個理由后來被證明是子虛烏有）進攻伊拉克，美國也失去了至尊地位。“新美國世紀計劃”與希特勒(Hitler)的千年帝國計劃壽命大抵相同，均為十年左右。
相比之下，在金融方面，對美國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曾有明確的共識，也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20世紀80年代，這一共識在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的領導下成為主流。它得到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堅決的意識形態(tài)支持；它擁有所謂科學的依據(jù)，即有效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和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而且，它得到了IMF的有效管理。比起新保守主義者所信奉的“武力至上”觀點，這一共識在國際治理和國家私利之間達成了巧妙得多的妥協(xié)。
事實上，華盛頓共識正是源自布雷頓森林機構創(chuàng)立時所依據(jù)的初始妥協(xié)。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提議設立真正的國際貨幣“班科”(bancor)，但美國堅持讓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并最終占了上風。用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著的《動物莊園》(Animal Farm)里那句令人難忘的話來說，就是“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華盛頓共識倡導自由貿易和金融市場全球化。20世紀90年代末，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甚至試圖修訂IMF協(xié)議的條文，推行資本賬戶可兌換，即貨幣的自由兌換。這一嘗試雖然失敗，但華盛頓共識通過允許金融資本自由流動，也讓資本得以逃避稅收和監(jiān)管。這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
不幸的是，事實證明這一路線的科學依據(jù)是錯誤的構想。不受監(jiān)管的金融市場天生就是不穩(wěn)定的：它們造就的不是確保資源能夠得到最優(yōu)配置的總體均衡，而是金融危機。2008年的危機戲劇化地展示出這一點。巧合的是，2008年還標志著美國政治至尊地位的終結和華盛頓共識的覆滅。它還是金融和政治去一體化過程的開始，這一過程首先出現(xiàn)在歐盟這塊地方，但之后擴散到整個世界。
2008年危機對世界所有經濟體均產生了持久的負面影響，只有中國是明顯的例外。中國銀行業(yè)體系相對獨立于世界其余地區(qū)、且主要為政府所有。因此，在政府的授意之下，中國的銀行能夠向經濟提供大量信貸，抵消外需劇減的影響。中國經濟取代美國消費者成為了全球經濟的發(fā)動機，辦法主要是向美國消費者提供賒銷商品。但它的馬力很弱，這反映出中國和美國經濟的相對規(guī)模。結果便是，自中國的國際經濟影響力崛起以來，世界經濟增長得相當緩慢。
世界得以避免全球性蕭條，主要原因是經濟學家從20世紀30年代的經歷中汲取了一些教訓。沉重的債務負擔和持續(xù)存在的政治偏見限制了全球各地財政刺激的規(guī)模（中國仍然是例外），但美聯(lián)儲(Fed)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領導下走上了非常規(guī)貨幣政策之路，包括出臺量化寬松——即美聯(lián)儲通過購買債券來向經濟大舉注資。這避免了有效需求減少惡化為一場全球性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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