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劉濟美在《為了中國》一書中描述：“AE-100”解散、設計人員在北京告別，“面對吉兇未卜的前途，他們極其悲壯地喝了一次酒，幾十號人站在祖國的星空下掩面痛哭：這一輩子恐怕是再也別想研制民機了！他們站在祖國的藍天下擁抱告別：祖國的藍天上怎么就飛不起來中國的商用飛機。”
ARJ21支線客機150機械班組組長楊偉清曾服務過“運10”項目。這位59歲的技術工人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說，組裝“運10”時，雖然廠里條件非常艱苦，大家卻非常齊心。后來很多項目停止，工人無事可做，便相繼離開。
他四處游蕩，在香港、無錫修了7年飛機，“特別希望有一天能回來。”
如今組裝ARJ21的車間，就是當年“運10”的組裝廠。1985年，完成首飛的“運10”停止研制。
從沒有遇到這樣苛刻的適航認證
很多人在談及這些最終停擺的飛機和項目——運10、運7、MD-90、MPC-75、AE-100、NRJ??依然滿腔遺憾。
其實，它們雖未給中國航天事業帶來質的飛躍，卻觸動了ARJ21項目在人員、技術、乃至體制方面量的爆發。
“NRJ”失敗后，國內航空界人士再次提出國產支線客機項目。這個計劃在2000年得到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等領導人的支持。
2002年“ARJ”終于立項。楊偉清等老一輩技術工人又從全國各地回到了商飛。
到2008年，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成立，第一架ARJ21飛機“ARJ21—700”也率先在上海大場機場首飛成功。
正是由于對ARJ21飛機的良好預期，趙春玲被任命為ARJ21副總設計師。
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管理“ARJ21”航電、電氣系統的適航。正因為此間經歷了難以想象的困難，ARJ21飛機的交付從預期的2009年一直推遲到2014年。
“飛機首飛并不算成功，必須拿到適航證，才能在別的國家運營飛行，表示此飛機的安全性設計符合適航標準規定的‘最低安全性要求’。”商飛公司適航中心主任郝蓮對《瞭望東方周刊》解釋說。
“ARJ21”適航的關鍵是獲得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許可，從而進入美國市場以及相當多以此為標準的國家。
種種利益糾纏之下，“ARJ21”將受到也許是歷史上最嚴格的適航考察。中國人第一次應對此類試驗，但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不愿提供任何建議。
趙春玲已經和適航團隊到過中國所有的極端自然環境：在嘉峪關做大側風試驗，到海拉爾做高寒試驗，去三亞做高溫試驗，到格爾木做高原試驗??
她說，做了20多年軍機研發，從來沒有遇到這樣苛刻的適航認證過程。
僅為了結冰試驗，ARJ21飛機就去了新疆4次。“如果飛機結冰，影響最大的部分是機翼和發動機，所以必須測試結冰后冰層能否快速融化，以及飛機的操縱性將受到何種不利影響。這就需要飛機到能結冰的云層里去。”
烏魯木齊是從全國44個機場中選出來的，“當時我們單位的氣象員和中央氣象臺的氣象員都來了，大家天天瞄著云，云層到哪就追到哪。追到云，飛機還要在里面呆上40分鐘，直至結冰。這是非常危險的。”
最終只有2012年3月19日一次捕捉到滿足適航條件的結冰氣象，完成了部分試飛任務。后來，“ARJ21”只好在加拿大完成了全部自然結冰試飛科目的測試。
對于適航審查，趙春玲感受最深的是“落后的國家賣東西，先進的國家賣標準”。
“直到現在，我才深刻理解這句話的內涵。我們對美國的飛機認可，美國對我們的飛機卻并不認可。發達國家會用標準作為門檻禁止你進入。它自己制定適航規章，如果你的飛機不按這個標準來研制，就會被卡死。”趙春玲說。
據郝蓮介紹，在300項試驗中已經完成了95%，300個試飛科目也完成了91%。關鍵是，他們已經積累了經驗，“也知道流程如何”。
這也正如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羅榮懷所言：“ARJ 相當于探路者，我在前面披荊斬棘，你們大客機在后面就好多了。”
很后悔的一件事
趙春玲工作的另外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和供應商打交道。
“總有人說國產飛機不安全，但我們的ARJ21實際上是很先進的，也嚴格按照國際標準研制。譬如，航電系統選擇的供應商同樣為波音、空客研制航電系統。”趙春玲說，“在與他們合作的過程中，我們學到很多東西。后面的大飛機國產化率一定會相當高。”
而眼下，這些先進的供應商卻總讓趙春玲感到心力交瘁。
“她經常和美國人開電話會，因為時差，要開到夜里12點。碰到很難纏的供應商，她會千方百計地表達自己的觀點。”ARJ21性能設計師李棟成這樣評價。
趙春玲覺得，“ARJ21”對自己的性格改變很大。最鍛煉她的，大概就是美國人的傲慢與偏見。
2013年，在烏魯木齊試飛時飛機失速保護系統結冰。失速對于飛機來說，往往意味著墜毀。
研究者連續幾天開會研討，認定問題來自供應商，但對方不承認，“你們安裝得不好。”
趙春玲等人又做了一次試驗，對方仍然狡辯。
美國供貨商最后說，由中國人提出試驗條件，“這是將了我們一軍。我們提了要求，萬一后續忽略了哪個環節，他做的設計更改后又出了問題，還得我們承擔責任。”趙春玲說。
試驗結果最終證明確實是供應商的問題，“這下老外徹底承認了，一分錢也沒要。但為了說服他們，我們做了太多的工作。”
所有此類情況，都不能希望外國供貨商自己檢討問題，“他們就是不認，就是不搭理你，特別傲慢。他們覺得這方面我是一流的，你才學了幾天？但如果你什么都不干耗下去，時間都耗盡了。”
“很難，每走一步都很難。”趙春玲說，“現在我們已經掌握了主動權。別看老外嘴上不說，心里肯定也打鼓：‘哦，原來商飛還是有能力的。’這一點你從他們態度的變化上就能看出來。”
日以繼夜，趙春玲和整個ARJ21團隊獲得很多，也失去很多。
比如，她因為開會將手機靜音，錯過了回洛陽見母親最后一面的機會。
“這是我這輩子，很后悔很后悔的一件事。每次提起，我就沒法繼續說下去。”她靜默了很久，最終拿出紙巾，抹掉了眼角的淚水。
不過，“國家有這么大的項目，把你放在這么重要的位置上，你就得負起責任來。再說成就感還是有的。有時和離開航空事業的同學聊天，還是覺得自己的選擇是對的。”她說。
而付出似乎永遠不會結束。
“殲-15”負責人羅陽因過勞、突發心臟病去世時，曾帶領趙春玲做項目的中航工業副總設計師孫聰在接受采訪時曾說：“你說我們不加班能行嗎，我們在走，別人也在走，我們不加班你什么時候能夠趕上人家？”
“我的感觸特別深。就咱們這個底子、基礎，還想四平八穩？老外休假，我們也休假，那我們永遠也趕不上！”趙春玲說。
本文來自《瞭望東方周刊》，作者為姚瑋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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