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在朝鮮戰場上使用了細菌彈，而中國人則使用了蘇聯人給的“喀秋莎”.很多士兵坦言：“如果不是‘喀秋莎’，我們很難在那場戰役中獲勝。”美國人的武器遠勝于己，這是眾所共知的事實。還有一些至今都無法解釋的謎。有士兵回憶：“戰場上發的維他命，他們說是維他命，是斯大林給的，一百粒一小瓶，一次只能吃一粒，吃兩粒就拉稀，吃完就不困，打幾天仗都不困，不知道那是什么東西。”
斯皮爾伯格的電影《拯救大兵瑞恩》中曾有這么一個橋段，湯姆·克魯斯所率領的小組在路邊清點身份牌即俗稱“狗牌”的東西尋找瑞恩時，路過的士兵們目睹這一幕無不一臉茫然消沉的表情。而在我們的采訪中，有一個類似的段落，結果卻截然不同。士兵告訴我們，每個上上甘嶺的上去之前都會發一個豬肉罐頭，“一斤多重，大家高興壞了，敞開吃”.路過的士兵們笑話他們“吃了送行飯，你們好準備去死吧”.出于電影化及人文思潮的影響，這顯然是個令文人藝術家們感同身受的疼痛的橋段，然而這些士兵們當時的真實反應卻是：“你沒得吃不還是得去死！有得吃先吃了再說，反正也得死了。上去的就沒幾個活著下來的。”
事實證明的確如此，大量的采訪中充斥著“一百多人，下來三個”、“整個連隊，只有八個活著下來了”等等事例。這就難怪那位寧愿自傷都拒絕登上上甘嶺的連長，他早已預見了這樣的結局–慘烈，九死一生。完整的尸體都很難保全–“上去之前，把家鄉地址、名字啊、血型啊什么的都繡在衣服上，領導要求的嘛，其實就是準備去死了，但不準備說，好收尸。那都沒用，上去炸沒了，沒了，沒有完整的，你咋收？”
難怪老兵們會說：“如果把那些東西拍下來，沒有人會愿意當兵的。”有一個場景其中老人描述得極為克制，卻充滿了驚人的現場感。所有傷員下了前線后，首先要被集體送到一家醫院進行清洗包扎再轉往其他醫院。那位老人便看見了上百個各式各樣的傷員：“有沒手的，有沒腳的，有屁股被打掉一半的，奇奇怪怪什么樣的都有。你想得出的，你想不出的，都像一團肉一樣被放在案板上，男女護士們負責清洗。一眼望去，一百多個啊，太奇怪了，不是木桶，是案板樣的東西，就那么敞著，一團肉一樣。”超現實嗎？后現代嗎？“電影拍不出這種畫面，他們想象不出來。”最后他笑著補充道。
如此這般，林林總總，它能給人帶來怎樣的思考呢？除了戰爭的殘酷，國家意志的強大，人性的壓抑與傷痛之外？有裝瘋的，有裝肚子痛的，有連逃兩次都被抓回來的，我樂意聽見這樣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相信他們是真實的人。他們英勇，他們也膽怯。他們崇高，他們也卑微。他們是活生生的人。而我們的工作就是有如毛刷吹壺，細致地拂去歷史灰塵，歲月迷霧，將那些年輕的面孔重新擦拭干凈，返回出發之前。
這些年我和我的團隊做過很多關于中國當代史的紀錄片，人民公社的發跡，“五七干校”的由來，浮夸風的參與，“四五運動”的見證，每張面孔，每個個體，我們均深挖他們的記憶，追溯他們的眼神，以前用磁帶，現在改硬盤，滿滿當當地鎖滿一鐵皮柜。
或許有一天–不！一定有一天–會有人對它們產生興趣。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多的采訪對象離我們而去，他們的講述必將成為那個時代最為生動的注腳，就像清河縣里的宅子，驛站里無所事事的卒子，他們存在過，以我們所能理解的方式。
這于我而言，至關重要。
文/羅塵 來源: 《讀書》201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