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下秩序觀的建立、解構及其轉化

“天下”一詞，在儒家思想體系里有多種涵意，可以指涵蓋四夷與華夏的抽象地理空間，也可以作為維持世界順利運轉的文化概念與秩序原理。清帝國是傳統皇權的最后一個王朝，對“天下秩序”的經典詮釋最為成熟，也有足夠的國力實踐“天下秩序”的運作，使清帝國兼容并蓄，建立一個多民族的大帝國，也能透過“賓禮體制”規范周邊部族國家的政治關系與經濟交換，建立穩定的東亞世界秩序。

近代以來，伴隨西方國家逐步侵逼，清帝國國力日衰，依賴清帝國的屬藩相繼淪為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清政府維持“天下秩序”的努力終究徒勞，有必要接受以國際法為主的“條約體系”，放棄以天子為秩序頂點的“天下秩序”。不過，“天下秩序”雖不再以政治制度的形式存在，但仍留存在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中，例如等差位階的名分概念仍反映在新中國外交政策，而2012年的“中國夢”與2013年的“一帶一路”政策正是“天下秩序”的新形態，立足于此，本文旨在勾勒清代至今“天下秩序”的歷史演變，進而尋找“天下秩序”在當代發展的可能路徑。

▍何謂天下秩序觀？

傳統中國朝貢體系的倫理觀與秩序觀，可稱為“天下秩序”或“華夷秩序”或“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天下”一詞首見于《尚書》，一開始《尚書》只籠統地使用“天下”、“四海”、“畿服”等概念，對“天下”一詞并未有明確的解釋。 戰國時期編成的《周禮》提出了“九服”的概念，不但明確了邦國的對象、范圍及功用，更具體提出了“畿服”、“朝覲”、“進貢”等概念，甚至規定了各邦國范圍、朝覲時間及貢物類別等義務。 根據《周禮》的解釋，可知“天下”是抽象的政治空間，天子的職責即在維護天下的秩序安定，使天下能為人民的合理生存領域。 有了“天下”這個抽象概念后，戰國時期的學者們也結合了“天命觀”，一面為統治者建立與上天的道德聯系：即統治者有德，上天賦予其統治天下的權力，即為“天命”；若統治者失德，上天的意志將移轉，使另一位有德者獲得“天命”，保證政治秩序能在道德的基礎上順利運作，統治者也能得到其絕對權威的正當性資源。 獲得天命認可的天子，有權力處理諸侯與四夷之間的關系，分配諸侯之間的權力與領地，并要求各地諸侯效忠天子，付出不同程度的義務，即“天下秩序”。

天子所在的“王畿”與諸侯、四夷所在的“九服”共同構成“天下”的政治空間，由天子所在的“畿”為核心，各諸侯、蠻夷所在的“服”環繞于外，由核心向邊緣延伸，層層外推。“九服”最為外圍的夷服、鎮服、藩服，合并稱為“蕃國”，正是承認在“華夏”之外地區，尚有周天子管轄不及的“蠻夷”。 作為中國周邊諸國與其他部族，概稱為四方、或四夷、或四裔。四裔的“裔”字本義是衣服的邊緣，即是身體之外、最為末端的地方，后延伸其意為邊遠之處，具有多元的、邊緣的、外圍的下位概念，被視為不服天子統治的“他者”。相對東西南北四裔，也相對于內外之間而言，中國的“中”字是作為世界中心的支配者身分，使中國作為唯一的、中心的、中立的上位概念，是膺服天子統治的“我者”。換言之，“天下秩序”的理想型態是多重的同心圓結構，而不同層次的人民則與“天子”維持不同層次的政教關系，并因天子對其控制力度的強弱，再分為接受天子統治的“化內”與不接受天子統治的“化外”。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體現的三種秩序，即天子與官僚的君臣秩序、天子與地方郡縣的大一統秩序、天子與四夷的天下秩序。

經過歷代儒家學者的理論建構，“天下秩序”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觀，其中的“天命觀”作為皇權的正當性基礎，而“華夷觀”是中國歷代政權對外交往的基本原則，朝貢行為則是“天下秩序”中各方倫理關系的實踐， 而“天下”也成為“華”與“夷”共同組成的中華世界。儒家學者判別“華”、“夷”的標準，即是否接受中國的禮制、服章，并以“禮”為核心價值的儒家文化，作為華夷界限的標準。 對此，華、夷是互變的機制(mechanism)，居于“化外”的蠻夷只要得到教化，便可轉為“化內”的華夏，就有得“天命”的資格，與漢人相爭天下，入主中國。 在“華夷觀”影響之下，傳統中國對外體制主要采朝貢體制，形成以天子獨尊的原則，并透過封禪祭天、汾陰祀地、在都城建天壇、地壇、日壇、月壇祭祀等形式，不斷強化皇帝作為“天子”身分的絕對性地位，使“天子”不只是中國的皇帝，也是天下萬民之主，遂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天下秩序觀。 因此，清初大儒顧炎武曾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顧炎武認為政權興替是亡國，而士人真正的責任在于維持以“天下秩序”核心的文化共同體，使其存續，用以穩定社會的道德秩序。

“天下秩序”作為皇權正當性的理論解釋，中國歷代統治者相當重視朝貢體制，不但透過貢使朝賀的儀式，向國內臣民展示天子支配化外之地的權威，并藉由冊封之禮，與外國統治者建立君臣關系的名分紐帶，讓中國周邊部族國家成為屬藩，成為國境的屏障。若有屬藩君主不服天子命令者，天子可命其上表謝罪，否則將出兵懲戒。因此，中國歷代王朝雖有不同的國力程度、統轄范圍、人民數量、族群領導者，但每個王朝卻堅持以“中國”自稱，并遵從以儒家學說為主的傳統政治文化，藉以表明自身是華夏，有資格獲得天命，方可作為代表中國的正統政權。不過，中國在歷史上雖曾居于宗主國、天可汗、大皇帝的地位，但中國對周邊諸國實際上沒有全面支配的力量，只能透過儒家規范的“禮”劃分華夷界限，正如唐代大儒韓愈指出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 即是以抽象的“禮”作為界限，包容華夏與蠻夷的文化差異性，并致力于儒家文化的傳播，使這些周邊部族國家無形中接受中國對其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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