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政治學認為國家包括三要素，即領土、人民、主權，疆域隸屬于領土概念之下。疆域是一個國家存在的根本，也是演繹文明的舞臺，然而回顧歷史，任何一個國家的疆域均難以做到始終穩定，幾乎都經歷過伸縮之變。中國久遠的歷史，不僅為我們留下了燦爛的文明，也因疆域的伸縮，成就了最壯觀的歷史大戲。
學術界研究中國疆域變遷形成許多成果，其中20世紀30年代顧頡剛、史念海合著《中國疆域沿革史》開啟這項研究的先河，此后數十年內繼續探討歷代疆域的走向、疆土組合以及與此相關歷史事件的同時，又將研究轉向對于歷史時期“中國”的判定。然而無論哪一個主題，討論的核心均集中在政治、軍事、民族、文化等人文因素，無疑，疆域變遷、疆土伸縮從來沒有離開過這些因素的作用，但是人類立足在大地上，一切活動都不可能脫離這片土地，疆域伸縮同樣如此，于是，地理這一被忽略的重要因素，成為本文討論的主題。
20世紀60年代初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經國務院、外交部同意，確定中國境域以18世紀50年代至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的版圖為準，歷史時期在這個范圍之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在這個范圍之內建立的政權，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①。本文述及的疆域，即以這一空間為基準，探討其中的變遷過程以及支撐疆域變化的地理基礎②。
當代地理學著眼于自然資源的基本屬性與人類經濟利用方式，將中國分為東部季風區、西北干旱區、青藏高寒區三大自然區。自然環境首先影響的是人們的經濟生活方式，兩千年前司馬遷將全國分為四個經濟區，其中山東、山西、江南三個經濟區物產固然并不相同，但屬于農業耕作區這一基本屬性卻是共同的，而龍門碣石以北則完全不同，這一地區“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具有鮮明的畜牧業生產區特點，農耕區與畜牧業區之間的界限為龍門、碣石一線。將龍門、碣石落實在地圖上，這就是當代地理學界定的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南界，而北界則位于明長城一線。農牧交錯帶的存在不是人們的刻意劃分與強行規定，而是人與自然環境交融過程中做出的選擇，水、熱、土三者的結合成為農牧業存在的根本，究竟是農?是牧?在人們的摸索中落定在大地上，成為司馬遷乃至于當代地理學家觀察到的現象。若將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與三大自然區疊為一體，農牧交錯帶以東、以南就是東部季風區，東部季風區是三大自然區中唯一以農業耕作為主的區域。
大自然的稟賦成為人們選擇農還是牧的前提，正是農、牧兩類經濟生活方式的差別成為歷史時期中國疆域伸縮的地理基礎，探討且證明這一問題的依據是發生在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歷史?？脊艑W與上古史研究告訴我們，結束史前時期，進入國家階段，夏、商、周三代均起步于黃河中下游地區，并以此為核心在以后的歷史進程中完成國土的彌合與疆域的擴展。回顧歷史，夏商周三代一千多年的時段內，通過分封、歸并、征伐，最終黃河、長江兩條大河歸一于國家政權之下，就此完成了兩大農耕區的整合。盡管，這一千多年內并非南北無戰事，但建立在共同農業生產背景下的文化認同，使周天子仍然擁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共主的名義。如果說，夏商周乃至于春秋戰國時期，疆域發展完成的是農耕區內部的整合，那么此后近兩千年內疆域則徘徊在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
若從地理的角度觀察中國的疆土，東邊是海洋，西邊是青藏高原，這是古人無法逾越的天然屏障，東西之間的地理形勢，使邊海與邊高原的疆土幾乎沒有懸念，唯有農牧交錯帶的正北方、西北方，非農耕民族的游牧生活所依托的草原與荒漠，成為疆域伸縮的舞臺，以疆土為背景的武力爭雄與文化交融幾乎可稱這一地帶上演的歷史主劇目。正是如此，本文無意陳述近兩千年來疆域伸縮整體之變，僅將論述重點集中在正北方、西北方。這樣的歷史起步于秦帝國，并貫穿于清以前各代。
公元前三世紀，秦統一列國并實行郡縣制管理，將整個國家從國都到邊地納入統一的政治體系之中?！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載：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于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此時三十六郡所在范圍北抵長城，南止于今浙江、江西、湖南、四川，西部限于隴右一帶。此后北征匈奴，且“興師，逾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③，從三十六郡增至四十八郡，新增十二郡中除內地舊郡分析外，邊地閩中郡與嶺南三郡，系平定百越后設置，北邊郡數雖然沒有變化，但九原、北地、上郡等邊郡的轄境卻向西延伸，一直抵達黃河之濱。秦從三十六郡至四十八郡，境土雖在擴展，但疆域的北部邊界卻始終保持在東部季風區所在的農耕區之內(圖1)。
圖1 年降雨400mm等值線與秦西北邊郡位置關系
走出農耕區的自然界限，大幅度地開疆拓土始于西漢。秦漢時期中原王朝周邊民族逐漸強大，境土相接，互有伸縮。秦亡漢興，西漢初期南北邊地疆域均出現內縮，其中北邊匈奴人南下，占去了河套以及秦代開墾的“河南地”。漢武帝時國力大盛，北逐匈奴，收復秦“河南地”，辟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西北通“絲綢之路”，并在新疆設置西域都護府。漢昭帝時又設置了金城郡，管理甘肅、青海一帶。邊郡所在位置標定了邊疆的基本走向，若就地理含義將邊郡位置給予分類，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屬于極限，漢代東邊、南邊的邊郡全部邊海，邊海意味著達到了陸地的極限；西邊越嶲、沈黎、汶山、金城等郡邊臨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高寒環境則是農耕民族難以逾越的環境極限。具有地理極限意義的邊地，憑借自然形勢構成天然屏障，設置在這里的邊郡一般比較穩定，即使出現分合之變，也不會持續很久。另一類邊郡或貼近農耕區的邊緣，或設置在非農耕區內的宜農地帶，如遼西、遼東、右北平、漁陽、上谷、代郡、雁門、定襄、五原、云中、朔方、西河、上郡、北地等郡均貼近農耕區邊緣，而河西四郡乃至于西域都護府則設置在非農耕區中的宜農地帶，中國西北氣候干旱，僅憑降雨無法發展農業，惟河西四郡可依托祁連山冰雪融水形成綠洲，與河西四郡相同，西域都護府所在烏壘(今新疆輪臺東北)以及西域諸國均建立在天山、昆侖山下的綠洲，綠洲成為非農區域內的宜農地帶?；仡櫄v史，這類邊郡沒有難以逾越的自然障礙，在農耕與游牧民族政治、軍事的較量下，這里既是離合最多的地帶，也是歷代王朝竭盡全力控制的區域。
距離漢武帝開疆拓土沒多久，西北邊地即出現內縮。西漢末年各種矛盾日益激化，隨著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國勢也越來越弱，王莽執政雖然也力圖解決諸如土地問題、流民問題等動搖國基的大事，但他采取的措施不但沒有緩和國內危機，反而激化了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部族的矛盾，導致周邊各民族紛紛內進。王莽之后經赤眉、更始至東漢立國，政權不斷更迭，數十年內忙于內戰，無暇外顧，加之東漢移都洛陽，遠離邊關，邊境緩急對于朝廷的安危不似前朝那樣緊迫，于是周邊民族屢屢南下。直至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為南北單于，南單于率領屬部向東漢王朝稱臣款塞，居五原“愿永為藩籬，捍御北虜”，南單于入居西河郡美稷縣(今內蒙古準格爾旗境內)，其別部分別移居北地、定襄、雁門、代郡，最初南匈奴確實起到捍邊的作用，但太平沒有維持多久，不僅邊郡累遭侵擾，甚至曾為前朝國都所在地的三輔也“比遭寇亂”④。對此漢安帝不得不于永初五年“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⑤。四郡本位于隴右、陜北，正當游牧民族南下之要沖，四郡向關中靠攏不僅僅是治所的轉移，附屬郡縣的農耕人口也相隨南下。東漢一代邊郡的內遷并沒有就此停止，迫于無奈，建安二十年(215年)再次“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⑥，新興郡治今山西忻縣?？梢韵胍娺w移后的隴西郡、安定郡、北地郡、上郡以及新興郡的位置就是當時東漢王朝能夠控制的最北端，四郡以北為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活動區域，四郡以南暫為農耕區。
魏、蜀、吳三國至南北朝時期，政權分裂，各自為政，形成多個政治中心，疆域變化的特點也不一致，史念海曾將這一時期疆域變化貼切地表述為“北邊蹙土，南邊擴地”。三國時期吳、蜀兩個政權分處長江流域，他們的存在強化了東南、西南地區開發與政治控制，曹魏政權居于北方，因平烏桓而幸保遼東，但西北邊郡再未恢復。十六國時期各個政權的建立者雖然以非漢民族為主，但他們幾乎全部放棄了原有的經濟生活方式，選取了以中原為核心的農耕區，表現出明顯地自外向內、自周邊向中原的空間移動趨向。因此討論這些政權，若依建立在農耕區的政權控制范圍而言，在匈奴、鮮卑、氐、羯、羌人南下中表現為內縮，但拋棄民族屬性，西北邊地通過非農業民族的駐地而延伸。十六國時期政權更迭最多的地域在黃土高原，而河西走廊以及與之毗鄰的青海湟水谷地牢牢地控制在西秦、前涼、后涼、南涼、北涼、西涼這些政權手中，燕山以北以及遼東一帶則在前燕、后燕、北燕、南燕的控制下，保持著基本疆域走向。南北朝時期，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權從草原逐步移至中原，北邊草原地帶柔然取代了鮮卑人，北魏修筑長城的同時沿邊自東而西設置了懷荒(今河北張北)、柔玄(今內蒙古興和西北)、撫冥(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東南)、武川(今內蒙古武川西)、懷朔(今內蒙古固陽西南)、沃野(今內蒙古五原東北)六鎮，北方大部分地帶疆域變化不大，惟從河西走廊到西域一線有了長足的發展。
中國歷史以王朝為期形成不同階段，伴隨各個王朝的興衰，邊地也呈現反復的擴大與縮小，隋唐時期統一帝國的再現，南北重新歸屬在一個政權之下，但北方邊地仍然上演著與以往歷史時期相似的劇目，不同的是中原帝王改換了姓氏，周邊舊的民族消失、新的民族崛起。這時突厥、吐谷渾、回紇、吐蕃等取代了魏晉北朝時期的“五胡”民族，這些民族馳騁在北方草原與青藏高原上，在與中原政權的較量中或南或北，或東或西，南下時占取了大量農耕區的土地，內附時又將大片草原帶給中原政權。表1列舉的就是隋唐時期中原政權與北邊、西北邊民族以疆域為主題的大事件，這些事件涉及的弘州(甘肅慶陽)、旭州(臨潭)、汶州(四川茂縣)、廓州(青海西寧)、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延安、邠、靈、岷、洮、涼、蘭、涇、隴、寧、鹽、夏、銀、麟、秦、渭、涼、瓜、甘、肅、鄯、河、廓諸州，分布在今天的青海、甘肅、陜西、寧夏以及內蒙古幾省區交界處，這些地方地處農耕區的邊緣，或涉及戰事地點，或屬于外族內遷之處，或構成政權臨界之地。這些事件的發生地傳遞給我們一個重要信息，這一地帶不僅上演著中原政權與非農業民族武力爭雄的大戲，也是疆土伸縮之地。
五代時期中原王朝北邊疆域變化最大，后晉時期失去“燕云十六州”，至北宋時期政權北邊基本以白溝雁門關一線與遼王朝為界，西邊與西夏政權大體沿橫山——六盤山一線形成邊界。南宋、金南北對峙時期，兩個政權基本以秦嶺——淮河為界。兩宋時期中原政權北邊、西邊境土大為蹙縮，但非漢民族建立的遼、金政權，契丹人與女真人憑借馬背生活的優勢，向西步入中亞草原，向北走向外興安嶺。蒙元時期疆域再度擴展，元朝統一后的疆域北邊越過到蒙古、貝加爾湖進入西伯利亞，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東北至外興安嶺、鄂霍次克海。
隨著大明王朝建立，蒙古人北歸草原，明代北疆大致沿陰山南麓至西拉木倫河一線，永樂年間始于北部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筑長城，并在沿邊地帶設置遼東、薊鎮、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甘肅九個軍事重鎮，明初且于長城以北的東北地區設置遼東都司(遼陽)，1409年設置努爾干都司，管理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事務。明朝北部邊地在與蒙古人的較量中基本守在農牧交錯帶的邊緣，但在其它幾個方向仍保持了優勢，明初在西藏設有烏思藏都指揮使司，青海、川西設朵甘都指揮使司，于拉達克地區(克什米爾)設俄力斯軍民元帥府。西北長城外，明前期曾于亦力把里(伊犁)至嘉峪關一帶設有哈密衛，采取羈縻統治。
細數歷代疆域變遷，各類政治、軍事事件交融在歷史的時空之中，留給后世深刻記憶，然而決定、制約邊地政治、軍事事件的地理基礎并未成為關注的重點?；仡欉叺厮姓?、軍事事件發生地，一個清楚的地理地帶呈現在我們面前，這就是年降雨量400mm等值線，即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唐朝詩人王之渙《涼州詞》中“春風不度玉門關”，詩中的“春風”指攜帶海洋水汽的東南季風，甘肅一帶地處西北干旱區，已在東部季風區以西，雖然古人不具備當代自然區劃概念，但生活的體驗讓他們深諳西北地區的氣候特征，并根據氣候選擇了適宜的經濟生活方式。年降雨量400mm等降雨量線是農業生產需求雨量的底線，這條界線以東以南地區憑借豐沛的雨量成為農業生產長期穩定的生產地；從年降雨量400mm等值線向西向北，氣候越來越干旱，這片深處歐亞大陸腹心的土地，僅在小片綠洲地帶可獲得高山冰雪融水的滋潤，廣大的高原山地沒有農耕生產的條件，成為畜牧業的基地。在農業與畜牧業之間，耕作在土地上的農民面對馳騁在馬背上的草原民族，貌似并不具備優勢的定居生活卻成為守疆固土的法寶，即使在國力最弱的王朝，國家堅守的疆域底線不是軍事要塞與鎖鑰之地，而是農業生產能夠持續進行的地帶——年降雨量400mm等降雨量線。年降雨量400mm等降雨量線既是中原王朝守疆固土的底線，也是新生疆土的增長點，與這條界限相關的疆域伸縮貫穿中國歷史大部分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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