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提示的是，稍作統計就會發現，幾十年間，大慶的“曝光率”在中國是最高的，對于“曝光”，大慶人早已是“曾經滄海”，大慶人早已習慣了默默的鉆探、默默的采油，大慶人早已習慣了無怨無悔。

問題是，大慶人可以默默奉獻，但默默奉獻絕不等同于默默無聞。無論對于誰，對這一段不該遺忘、不能遺忘的歷史的“大面積”的淡忘，都是一件值得認真反思的事。因為對歷史的公正態度，事關品質，絕非小節。況且，就“為什么會淡忘”這一點探索下去，這其中一定涉及信仰、信念、價值觀、方向感等等，這是不容小視的一個大課題。

我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在想，我們最不該忘記、最不能忘記的，大概首先就是大慶生產了巨量的保證了國家政治經濟安全的“戰略商品”。大慶是中國名副其實的第一“戰略要地”。

20世紀是石油世紀，20世紀的戰爭中大多數人的血都是為石油流淌的。這些話早已不新鮮了。當歷史進入了21世紀的近幾年，世界各國即使是普通的人也已經真正地意識到了石油沉甸甸的分量。

而即將過去的這個夏天，當國際油價一次又一次劃破人們的心理防線并將石油推擁到關乎全球經濟安全的敏感位置時，中國的老百姓也第一次真正“嘗”到了“油荒”的味道。

“嘗”到，未必就體會得有多深；僅有體會也還不夠，如果再能進一步思考一下就更好了。

為了幫助我們一起思考，我不妨再引用兩組數字：自1993年起，我國成為原油凈進口國，進口量為930萬噸，對外依存度僅為6％；12年以后的2004年，國內生產原油1.75億噸，對外依存度達到45.7％。在這12年間，國內石油年產量增長不足250萬噸，而石油消費年增長卻在1000萬噸以上。

根據有關研究部門預測，到2020年，我國石油需求將達4.5億噸以上，國內可能產出1.8億~2億噸原油，預計缺口2.5億~2.7億噸。

盡管我國是資源大國，但人均擁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石油剩余可采儲量24.3億噸，居世界第11位，但人均只有1．89噸，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25噸）的7.6％。

這些看似枯燥，但卻因充滿警示而生動起來的數字意味著什么呢？

概括起來并且通俗一點說，就是早已被我們甩進了太平洋的“缺油大國”的帽子，我們不得不重新戴上；我們不得不重新過起曾經“一去不復返”的用“洋油”的日子了。

面對這樣的大背景，在中國的能源安全面臨如此考驗的時刻，我們坦然地說出這些事實，是因為我們有勇氣、有信心面對這些現實。我們的勇氣來自于56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27年來積蓄的強大國力，我們的信心來自于大慶、遼河、大港、勝利、土哈、塔里木、克拉瑪依這些儲量豐富的“中國構造”。

據介紹，在《日本現代史》里，經常能看到“如果當初找到大慶油田將如何如何”的詞句，他們為沒能在戰前找到大慶油田始終感到“遺憾”，并對個中的原因進行“反省”。原東京工業大學教授森川清在回憶“滿洲的石油開發”時說，之所以沒能找到大慶油田，“是因為戰前日本鉆探的深度只達到大約700~800米，鉆探技術難以達到足夠的深度。”實際上，標志大慶油田發現的第一口油井——松基三井，是開鉆到1357~1382米之間的油層才出油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種說法。

對此，最有啟發性和權威性的還是我國地質大師黃汲清先生的說法，他和李四光一起是“陸相地層生油”理論的提出者，他還是大慶油田的主要發現者。他曾講：日本人在東北找了整整30年卻沒有找到油田，他們找油技術比我們先進，為什么沒有發現，而我們只用了5年就發現了大油田？那是因為他們不懂得陸相地層可以生油。對此，日本地質史學者也認為，從根本上說不是鉆探設備不行，而是“探礦思想的問題”。

先進的科學理論比先進的科學技術更重要。在石油行業尤為如此。科學，發現了大慶；科學，同樣迅速地發展了大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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