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軍事評論》刊發了戈登?戴維斯少將等的署名文章《The Strategic Planning“Problem”》。文章認為，未來的作戰環境將更加復雜，現有的教育和軍事決策工具不足以解決類似阿富汗、伊拉克國家的少數民族與部落政治、缺少管理、法規癱瘓、文化與宗教規范的多樣化、激進主義與極端主義分子、經濟挑戰、非法毒品交易、外部國家的干預和跨邊境庇護權等這些不易找到方案的復雜問題。作這呼吁向軍官團隊提供進一步的教育，提供他們在戰略層面的合作、交流與影響技能，以及批判性與創造性思維，提供處理復雜棘手問題的戰略規劃能力。文章編譯如下：

在過去的十年中，美軍在追求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戰略目標的過程中，一直在與一些復雜的問題作斗爭。這些問題包括少數民族與部落政治、多個層級缺少管理、法規癱瘓、文化與宗教規范的多樣化、激進主義與極端主義分子、經濟挑戰、非法毒品交易、外部國家的干預和跨邊境庇護權等。兩個戰區的計劃制訂人員都面臨著這些問題。可以預期，它們以及其他一些問題將成為未來戰局背景環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陸軍就面臨著一個重要問題，即怎樣才能使軍官們做好準備，掌握必要的知識、技能和經驗，制訂出恰當的戰略計劃，解決這些不易找到方案的復雜問題呢？

陸軍最初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集中于各種程序和過程上，計劃制訂人員使用這些程序和過程理解各種問題并制訂出各種方案。陸軍著重依賴的過程包括軍事決策過程，它在解決復雜但熟悉的問題方面極其有用。這一軍事決策過程最適合快速為那些能夠用當今條令框定的問題制訂有效的行動方案。然而，盡管軍事決策過程具有很大的價值，但這一過程不會促使指揮官及其參謀人員提出適當的問題，而提出這樣的問題是扭住復雜但不熟悉問題所必須的。正如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情形所表明的，戰局戰略及許多戰役挑戰需要對環境進行更為廣泛的理解，這是一種對各種非軍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理解，這是一種與各種政府間及多國伙伴進行合作的能力，在許多情況下還是一種描述環境的活字典。正如馬丁?登普西將軍2010年所解釋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我們發現傳統的計劃制訂過程對于應對作戰環境的復雜性是不夠的。”

為了解決這種不足，陸軍求助于設計，并將其作為軍事決策過程的隨伴工具，幫助計劃制訂人員應對與復雜但不熟悉問題相關的問題。設計最初引自以色列戰略行動設計理論，它要求練習者在確定方案之前花費相當的時間界定環境并框定問題。設計強調運用批判與創新思維以及重復的解決過程來清晰地理解作戰計劃制訂人員現地面臨問題的深度。向陸軍引入設計和類似的批判思維技能的媒介是位于肯薩斯州利文沃斯堡的高級軍事研究學院。該學院完全接受了這一變革，重新修訂了教學大綱，將設計和軍事決策過程作為連續的計劃制訂過程的隨伴工具。據說，二者根據情況在制訂戰役和戰術計劃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設計現在已經成為高級軍事研究學院指揮與通用參謀軍官少校課程和學院精選的旅、營長戰術指揮官培養計劃標準教學大綱的一部分。

英領的論點

然而，陸軍設計方法的引進及其納入職業軍種教育和其他領導培養論壇沒能解決更為根本的問題，即對能夠在戰略層面思考和行動的領導的需求。因此，在進行有關需要完善計劃制訂過程辯論的同時，出現了另一場辯論，即有關需要進一步教育軍官團隊，培養其在戰略層面進行更好地協調、溝通和影響的技能及總體上的批判和創造思維。發起這場辯論的是保爾?英領中校，他在《武裝部隊季刊》發表文章稱，陸軍沒有重視其高級領導者的智力創造性。他在文章中攻擊了軍官職業發展路徑，稱其為“無益于在高級領導中培養創造性和道德勇氣的一個體制”。

盡管可能有些言過其實，但英領的斷言值得進一步研究。2007年(與英領發表文章同一年)進行的對所有現役將官履歷的審查表明，大約70%的將官擁有地方大學的高等學歷，這些人員中近半數擁有地方和軍事院校（如國家戰爭學院、陸軍戰爭學院、高級軍事研究學院等）的碩士學位。表面上看，這似乎駁斥了英領的斷言。

然而，經過仔細檢查，英領所言可能有些道理。許多擁有高等學歷的將官都是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這些學歷的，而不是陸軍為培養其智力水平而精心打造的結果。注意到這一點很重要。許多將官是在履行其他職責的過程中利用夜晚或周末的時間獲得了學歷，例如在指揮與參謀學院學習時獲得的。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碩士學位已經普及，300位現役將官中只有6位擁有博士學位。這6位軍官中的4位是在美國軍事學院當教官期間獲得其碩士學位的。

比起體制對智力培養興趣的缺乏，這種專門的教育的缺乏與職業發展時間線與要求有著更大的關系。鑒于《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改組法》、聯合任職與關鍵工作、陸軍崗位以及與30年掛鉤晉升時限的要求，參加地方高等教育的余地非常有限。許多機會，如海外服役軍官或其他職能專業的高等學歷，要求軍官放棄其作戰專業方面的進步機會。對于作戰通道的軍官，也存在獲得高等學歷的機會，但他們通常需要在美國軍事院校擔任教官或另外的機構任職。這種任職經歷可持續三年，為此，軍官有可能失去掌握成功的營級指揮所需要的重要作戰經驗，而這種營級指揮又是未來作為高級領導者工作的重要一步。在許多情況下，那些擔任更為傳統的著重發展作戰才能崗位的軍官比那些沒有擔任這類崗位的同輩有著一定的優勢。攻讀博士學位，以必要的時間設計與撰寫博士論文通常會損及軍官在陸軍的職業生涯。上面提到的擁有博士學位的六位將軍，他們都是利用自己的時間撰寫的論文，考慮到順利完成博士所需要的時間，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尋找方案

2011年12月，奧迪爾諾將軍作為陸軍第37任參謀長首次視察利文沃斯堡。他要求聯合兵種中心司令官大衛帕金斯中將制訂一份構想，以彌補重要的能力差距。奧迪爾諾將軍在伊拉克領導多國部隊時已經注意到了這種能力差距。奧迪爾諾解釋說，盡管他在海外任職期間擁有許多有才能的軍官和顧問，但他們缺乏與來自美國及其他伙伴國家的地方及軍方官員一同制訂可行的戰略計劃的學術深度和戰略計劃制訂經驗。他們希望制訂一份構想，系統地培養能夠制訂大戰略和戰區計劃并能夠塑造與軍界以外有影響的思想家的戰略討論的計劃制訂人員。

高級戰略計劃制訂與政策計劃

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高級軍事研究學院制訂了高級戰略計劃制訂與政策計劃。該計劃旨在全國范圍內選送資深少校到資深上校野戰部隊軍官參加令人尊敬的博士培養計劃，以便在服役任職期間使用新的技能和知識。在入學期間，這些軍官要完成其博士課程的相關研究，同時還要接受相關職業教育，掌握戰略計劃制訂人員和領導者在最高層級行動所需要的相關技能。高級戰略計劃制訂與政策計劃的成功離不開三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篩選合適的軍官、提供合適的教育和騎過對戰略層級任職的管理過程提供合適的經驗。

在這些因素中，經驗（歷）與教育形成了一種平衡，最終可以培養出“能夠進行創造性思考、從戰略層面制訂計劃并能夠與政府及學術界各部門高層領導進行溝通”的軍官。這一定義包含了這些高級領導者在聯合、跨機構、跨政府與跨國環境中的行動能力和與包括外國軍地領導者、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和構成現代戰場的各種因素在內的重要參與者進行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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